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上)

孔子是在“仁”这种整体关怀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思想学说的。在孔子思想中,能够遏制无限膨胀的私利欲望的是“义”。在当时“家”、“国”同构的社会关系中,孔子特别重视“孝”和“悌”。在孔子思想中,“忠”、“信”都是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原则,“臣事君以忠”并没有后代儒学家所强调的“尊尊”的人身依附性质。“法”和“礼”是当时社会的两种联系方式。“法”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礼”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孔子重视“礼”和“礼治”,其根本意图在于强调合作关系而淡化和消解权力关系,以改善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存在状况。孔子思想的产生,标志着决定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不再仅仅是政治的权力,而是由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构成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合力。     

论孔学的主体思想与秩序和谐理想

“礼”和“仁”是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贵礼重仁”是孔子思想的主体。春秋时期礼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充当重要角色,也给普通士人提供了进身的阶梯,孔子贵礼是和当时的礼治思潮相适应的。尽管礼是社会和谐秩序建构的重要手段,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面临着新的整合,因此儒家的秩序理想难以化为现实,但孔子的秩序和谐理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对孔子德治思想的哲学诠释

德治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德治的前提是通过“正名”的方法恢复“礼”的社会规范作用,德治的理论基础就是通过以仁释礼,将礼的强制规定与仁的自我要求融为一体,把道德运用于政治领域,强调个人修养和人格完善对社会的影响,德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有礼有序等级和谐的社会。     

孔子“仁”学伦理思想探索

孔子的学说里强调最多的是“仁”,“礼”其次。在《论语》中讲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了105次。难怪有些同志说:“几乎为大多数孔子研究者所承认,孔子思想的范畴是‘仁’而非‘礼’”。本文亦以“仁”学作为重点,对孔子的伦理思想提出一点浅见。关于“仁”、“礼”的关系,长期以来争论纷纭。在我看来,从伦理学角度而论,“仁”是指人与人关系间的思想原则,“礼”则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前者是伦理,后者则是道德。故本文论“仁”不论“礼”。     

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

“和”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影响也不如“仁”“礼”那样广泛,但它却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本文分析了孔子和谐思想的表现、本质,并对“仁”、“礼”、“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索。     

孔子与中国的礼文化

“礼”是孔子学说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更不是“天人”。“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孔子就是以提倡“礼”而闻名的。但是,对于孔子关于“礼”的学说的性质和意义,人们却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代表了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体现了孔子的宗教观;有的则认为,“礼”的学说主要反映了孔子的人文观。有人想从中挖掘出新的意义,以弥补现代“法治”社会的不足;有人则揭示其中的保守性,证明其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阻碍作…     

孔子的道德修养论作为"为已之学"的意义

从道德教育的角度研究《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可以将其解析为政治、道德的社会教化("礼")和关于个体人格完善的修养("仁")两个层面.孔子重视"为已之学",但他更强调"仁"与"礼"的统一,人格完善之修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是由"礼"来规定的.不应单纯地就"为已之学"的层面理解孔子的"意图"并确认孔子思想的意义的"惟一性".     

“仁”与“礼”不等于孔子思想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中国思想史上最早的一个哲学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二千多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专家、学者为此耗尽心血。而关于孔子思想中仁、礼的关系问题,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莫衷一是。特别是近百年来,许多人把属于辩证法范畴的“形式”与“内容”应用到“仁”与“礼”的分析上。具体说来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点: 其一,有人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而“礼”是“仁”的“形式”,亦即“仁”之为里,“礼”之为表。执此意见的始作俑者已无从可考,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礼本乎仁,是仁的表现,仁的象征。”(一九三二年稽文甫著《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仁是内     

论“勇”德在孔子实践观中的地位

孔子非常重视和强调实践,在孔子的思想中,“勇”是作为实践的原则而存在的,这不但体现在孔子的思想中,而且是其伟大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勇”成为实践原则是有条件的,它必须与“仁”、“义”、“礼”、“智”等德性结合起来。在孔子看来,把“勇”作为实践的原则,就必须做到坚持真理、勤勉力行和克己改过。     

孔子社会思想及现代社会之应用

孔子的社会思想产生于春秋末期天下大乱的背景之下,他将当时政治混乱、腐败的原因归结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礼崩乐坏。孔子虽然向往大同社会,但基于现实,他所期望复归的是禹、汤、文、武、周公所实现的小康社会。为实现这一理想,他强调重新找回西周秩序井然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即以"仁"为根据的"礼",因此,他特别强调社会中人的道德性。于现实社会中,孔子的社会思想,在教育平等、以礼恢复社会秩序、用仁政和德治实现社会安定化,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应用价值,同时于现代社会,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

儒学的核心价值,应当是在儒学中出现频度最高,而且可以对其他价值观产生决定和统领作用的范畴,这个核心价值非"仁"莫属。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     

韦伯理论的局限及其在中国的误用

韦伯“一般过渡理论”和“三个理想权威模型”的概念范畴,不具备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权威作合理解释的效力。其“理性”是狭义的,其“法制统治理想类型”的模式化缺乏严格定义。中国政治不是西方那个攫取权力的角逐概念,是料理社会、人世事物。一个治理者的政治,取决于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中国的法,多是处理政事的具体办法或指导性规则的概念。实在经验中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类型”能表述的事情;关键不是理性不理性,也不是“魅力”还是“理性法制”,问题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人,把攫取利润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这个目的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     

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政治性维度的凸显

君子是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对儒家君子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君子最早是指“有身份地位之人”;春秋末期,孔子为其注入了道德性的内涵;战国中期,孟子拓展深化了孔子君子思想的道德性维度;战国末期,荀子在发展孔孟君子思想的道德性内涵的同时,更着力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维度。如果说孔孟主要彰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道德性之维的话,那么,荀子则主要凸显了儒家君子人格的政治性之维,他在推崇德政君子的同时,强调礼法君子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荀子对儒家君子思想道德性维度的重视以及对政治性维度的凸显,对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追求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今人的修身养德、建功立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先秦儒家“礼”观念的层次及其意义

孔子重“复礼”,而礼的核心是等级观念,因此学界多称其政治上保守。但当时有等级观念者非仅儒之一家,不应以此观念定性儒家政治上的进步与保守。从层次上看,儒家赞同的等级观念包含着大量人类文明信息,不但不保守,而且非常先进,对今天的政治生活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曾参的思想、风貌──兼说“武城非南武城之省”

曾参被推崇为“宗圣”,历来都认为他是孔子“忠恕之道”、“心性之学”的传人,实际上他又是孔子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思想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后经子思等传授给孟子,成为孟子“民贵君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曾参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思孟的中间环节。曾参出生地是南武城,而“武城非南武城之省”。     

论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天理”和“中庸”为中心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考察

朱熹的忠德思想具有"正己"和"尽己"两个主要的维度,要获得"正己"和"尽己"的合理性,需借助"天理"。朱熹的"天理"内容包括对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的道德价值追求。离开"天理",忠德的价值和意义将丧失殆尽。"中庸"是一种道德方法论。在实践中,忠德是一种政治和道德实践智慧。"中庸"方法论贯穿在朱熹的忠德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因此,从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天理"和"中庸"就构成了朱熹忠德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

“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通过武力夺得皇帝宝座但却缺乏政治权威的朱棣来说,提供了一个通过对外交往来改变自己“篡逆者”形象的行动指南。而郑和使团面对着不同宗教信仰所坚持的“和而不同”立场,和对某些海外势力的挑衅行为所采取的“以德服人”方针,也确保了朱棣赋予他们的外交使命的成功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中国“写人论”的古今演变

与正在走红的叙事理论相比 ,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中国“写人”理论更能自成体系 ,呈现出顺应不同历史情境的主题演变。作为中国“写人论”的最初核心话语“形神”论 ,是依傍画论而成 ,通过“如画”、“传神”、“如闻其声 ,如见其人”等词语的大量使用而奠定了后人评赏写人效果的理论基础。随之 ,金圣叹推出的“性格”论 ,后经过张竹坡、毛宗岗、脂砚斋等人的丰富和发展 ,实现了中国写人论话语的独立。 2 0世纪以来 ,“典型”论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登堂入室 ,一方面在本土化过程中完成了写人论话语的细化 ,另一方面又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单极化地突出了“大写的人”。新时期以来的“写人论” ,出现了无主题变奏的多元化走势 ,“多重文化身份”以及“小写的人”等观念得到大力提倡 ,表明中国“写人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在中国“写人论”逐渐演进的历史逻辑结构中 ,“以形写神”成为一道贯通古今的气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