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环境伦理的重构路径解析

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受困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集中于内在价值和是与应当两方面。环境实用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伦理学发展的新趋势,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有待补充与探索。大数据的兴起带来了技术、学术与思维3个维度的变革。基于大数据与环境实用主义之间的契合点和生长点,可以找到分别通过本体论层面人与自然的数据化、方法论层面基于相关关系的预测、认识论层面的弱整体论与弱还原论3种重构环境伦理学的路径。     

大数据反垄断的挑战与规制优化

中国大数据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基于大数据自身的特征,大数据反垄断规制面临免费模式规避合并审查,掌握关键数据限制产业竞争,算法合谋隐蔽性强难以规制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反垄断监管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应当秉持谨慎原则,充分考量大数据产业的新因素,对不同情况下的竞争行为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并改进SSNIP测试,引入关键数据原则,调整经营者集中相关规则,优化算法默示合谋的审查与监管。     

经济伦理与分配正义

经济伦理学作为以“经济—伦理”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它应该具有“经济”（效率）与“伦理”（美德）两个学科目标;同时,分配正义作为“充分的”分配正义也应该是综合的分配正义,即是经济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经济效率）和社会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社会公平）两种正义的结合。研究认为,经济伦理学的双重目标与综合的分配正义,结合经济分配正义和社会分配正义两种分配正义的使命正好吻合,它可以通过一种立足于“历史原则”基础上的“动态的”“伦理妥协”来实现综合的分配正义。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上）

一个以大数据为原材料,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新科技时代的到来不可阻挡。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个人隐私、数据独裁、新型智能生命等让人担忧的问题。回顾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背景、意义和现状,着重从中立性、时效性、导向性三个方面介绍大数据于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具体伦理挑战。续篇将介绍边界问题、隐私问题和责权问题,并简述当前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及未来开放性的政策和技术问题。     

大数据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把人类社会带入新时代,也使国际关系领域出现新内容、新变化。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大数据将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大数据强大的分析预测能力和其中蕴藏着的巨大商业价值有利于中美两国增进互信,拓展合作领域,同时数据安全、数据主权问题也会给中美两国关系带来竞争与博弈。在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语境下,大数据作为新思维与新视野,为中美两国营造一种新的互动氛围、开创新的局面提供了条件与可能。中国应把握大数据时代提供的新机遇,从技术、立法等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向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     

大数据时代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元规制

大数据时代,个人数据保护面临新的威胁和挑战,主要集中于数据收集、分析、使用等阶段.公平信息实践原则作为个人数据保护的重要原则,难以有效应对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尤其是信息自我管理理论和告知-同意工具出现失灵.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基本主张是将个人数据保护纳入设备、产品或服务的设计过程,体现了通过设计保护隐私和代码即法律的理念,可以有效弥补个人数据保护和技术设计之间的差距,成为公平信息实践原则的重要补充.我国在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应当构建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元规制模式,将通过设计保护数据作为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鼓励实施适当的认证机制,从外部刺激企业自我规制,强化通过设计保护数据的实施.     

大数据研究经典的研读与批判—读维克托·迈尔 舍恩佰格《大数据时代》有感

作者在研读维克托·迈尔-舍恩佰格《大数据时代》后,对舍恩佰格的三个主要观点展开讨论并提出质疑,认为随机样本和全体数据同样需要,精确性和混杂性各有所用,相关关系离不开因果关系.文章还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大数据伦理的讨论.     

大数据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大数据开启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新时代,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开辟了新路径、提供了新范式。同时,大数据的"去人性化""模糊化""碎片化"等隐性特征、中国大数据能力不足的现状以及大数据时代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也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必须借助大数据,创新网络意识形态传播和表达机制;提升大数据应用能力,充分挖掘大数据应用价值;秉持理性思维,防止对大数据的盲目崇拜。这些是大数据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应对之策。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问题与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当前,随着网络化与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大量的数据,而各种信息频繁交互使得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政府)面临了巨大的挑战。社会治理需要有效的保障体系,同时也需要创新思路与创新方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也是最先进的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如何适应大数据时代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时代提出的挑战,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水平的考验。     

论英国行政法上的自然正义原则

自然正义作为程序正义的代名词,来源于英国.它有两项重要规则,一是公平听证规则;二是排除偏私规则.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有吸收自然正义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此过程中,自然正义理念的宣传和普及尤为关键.     

全球正义: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伦理原则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实质是如何分配温室气体的排放权。目前,对国际社会影响较大的分配排放权的四条伦理原则是历史基数原则、历史责任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和平等主义原则,这四条原则各有其合理性及其局限,只有全球正义原则较为理想地综合了这四条原则的优点,是分配排放权的最为理想的伦理原则。建设世界主义的全球公共政治文化是实现全球正义的文化前提和伦理保证。     

大数据时代最小必要原则的悖论与超越

最小必要原则及其规则与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理念目标、运行规律等产生了较激烈的对立冲突。在大数据时代,一种合理且必要的个人信息收集处理机制,需要构建以公共利益审视必要信息的合理范围,以比例原则实现理念目标与规制手段的均衡,考量具体情境更新必要原则的实施机制,推动必要性原则在大数据潮流中超越升华,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双重目标。     

正义原则与平等自由主义

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之后,人们了解到作为当时西方社会根本基础之一的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它所强调的普遍有效性是可以进行质疑的。罗尔斯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的正义理论以对自由主义作出修正,这个有关公正或者说是正义的理论,着眼于处理分配公正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两大正义原则以及其优先性,从而建立起平等的自由主义。同时本文根据罗尔斯所立足的“平等”与社群主义做出比较。     

大数据时代媒介技术的伦理问责

本文从"快播庭审案"入手,以大数据时代的技术变革为背景,结合案件中引发的技术是否中立等争议性问题展开分析。本研究借鉴场景传播、场域理论和技术中介理论等视角,提出大数据时代的传播生态是由大数据技术主导、以场景化传播为惯习的媒介新场域。在这个媒介技术主宰传播并全方位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传播生态中,传播伦理问题应不仅限于既有的对人的归因,也应对技术问责,并需要从技术手段入手去深入探讨如何突破传播伦理的困境,进而带来技术伦理观的更新。     

大数据时代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变革新机遇与新挑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变革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与思维实现应急管理体系的变革发展,是当前我国应急管理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以当前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现状与大数据相关内容的介绍为基础,整合了大数据在四大类突发事件预警、处置及救援中的作用,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面临的诸多挑战。     

程序正义视角下科研项目审批权的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科研项目立项审批领域的权力寻租现象比较严重,项目审批权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其重要原因。科研项目审批权本身具有特殊性,比较可行的思路是在程序正义视角下,重点加强科研项目审批程序的法律规制。认为建立和完善科研项目审批程序的制度应该为审批公开制度、利害关系人回避制度、不予批准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禁止单方接触制度和异议复审制度,以保障科研项目审批权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