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两汉的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经济结构

<正> 两汉的土地所有制,或者说,两汉的社会经济,是学术界长期以来的难题。从史料说,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方面看,都比三代井田时期丰富多了,但可据以论证的关键性、要害性资料和数据,仍然很少。加以字句间的纠缠,这就是陈寅恪氏为什么说“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这个话的原由。开国以来,57年曾有过一个两汉社会经济探讨的高潮,以张恒寿先生的一篇长文作为标志,因为无论从“史”,或者从“论”,或者从两者的“结合”方面来看,这篇论文在当时反映了水平的提高。但是很快,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     

从姺■与商国的关系看殷代社会性质

现在大多数历史学者,都主张商代属于奴隶社会,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判定殷商尚未进入奴隶社会,而处于原始共产社会末期。主张殷商为奴隶社会者,对于商周历史的分期,也持有一些不同见解。例如有人认为,商初奴隶制度就很发达,有人则认为盘庚在位前后,殷商的奴隶制度才成熟起来;有人认为,商末封建经济因素已经萌芽,为西周过渡到封建社会准备了条件,有人则认为商代和西周都属于奴隶社会阶段;更有人把奴隶社会的下限移到两汉,从而认为商代尚处于奴隶社会的前期。因此关于殷商社会的性     

论王夫之对中国哲学由传统向近代演变之转捩作用

<正> 中国哲学之发展,主要是围绕着物质与精神何者为本原、人道与王道何者为目的这两个核心问题的讨论而进行的。中国哲学发展之阶段,亦大致可以按照不同时期的哲学家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来划分。据此,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先秦)、传统(两汉一宋明)、近代(清以后)三个大的阶段,而在这三个阶段两次转变过程中,第一次转变无疑是     

船山关于“三代之治”问题的思考

与前辈学者论三代之治相比,船山认为三代之治是须分层次而言的。三代之治是包括先王之德与先王之道法两个层面的内容。后世首要效法的应是先王之德。同时船山又分先王之道法为政教两面。认为后世不能效法三代礼乐文章之教乃是可悲之事。于政如封建、井田等制度设计,基于“政,人治之小者”观念,船山认为后世无须照抄照搬。但同时船山认为后世之...     

我国古代土地私有制演进轨迹探析

(一)关于土地私有制的演进阶段战国中叶的商鞅变法,魏晋时期的占田荫客制和中唐杨炎两税法,可以认为是我国古代土地私有制演进历程中的三大转捩点.以此为界标,可相应划出四个发展段落来:第一阶段:夏商周三代井田时期.以土地公有与私有的斗争为该时期的中心内容.战国商鞅变法前,是井田制度占统治地位.所谓井田,按赵俪生先生的科学界说,是原始共产制社会遗留下来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在阶级社会初期的次生形态(《有关井田制的一些辨析》,《历史研究》     

关于认识过程阶段划分的讨论综述

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深入研究中,开始讨论认识发展过程阶段的划分问题,并展开了争鸣.到目前为止,大体上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认为认识过程应划分两个阶段,简称“两阶段论”;二是认为认识过程应划分三个阶段,简称“三阶段论.”然而,不论是“两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其内部对认识过程的具体划分和具体表述又都存有不同的看法.这样,就使得这个问题的讨论出现了多种不同观点相互交叉的局面.现将讨论中出现的几种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始安故城考

众所周知,现今的桂林在西汉时期是始安县,东汉时期为始安侯国,但两汉始安治所设在何处,由于史籍缺载,因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汉始安治所就设在今桂林,其理由为:桂林很早以来就是南方都会,故除此而无他。但也有人不主此说,却又指不出准确方位。这样一来,始安治所的置地就成为一桩疑案,至今悬而未决。我认为,两汉始安治所在兴安溶江秦城,就是汉承奈地用为治所的始安城。(为避混淆,下将秦城改称溶江古城)     

关于汉赋之我见

汉赋(这里指汉大赋,下同),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典型”,近年来人们已不再一味地抨击它、否定它了,而是科学地给它以适当的肯定,恢复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要中肯地评价汉赋,恢复它的历史真面目,就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锐利的理论武器,紧紧地扣住两汉的特殊历史背景,把汉赋放到大汉帝国刚刚诞生、中国尚处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来考察。     

中国边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读后

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又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因而边疆史的研究就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学的研究。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中国边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边疆得到了空前的开拓与发展,奠定了中国边疆的基础。后人论述边疆问题,一般都要从汉代谈起,因而有关的研究也相对丰富。但这些研究主要是就某些具体问题的考订或阐释,系统性的研究比较少见。最近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龙先生的《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一书,就两汉时期的边政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是对两汉边疆问题研…     

治理通货膨胀与深化产权改革

自去年以来,通货膨胀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不少的专家学者,对我国最近一次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治理措施等,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但在讨论中,也存在着不少的分歧。特别是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措施,看法很不一致,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讨论。(一)有人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就必须压缩总需求,实现总供求平衡。也有人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应是抑制总需求和增加总供给并举。我认为,治理通货膨胀需要抑制总需求,在一定的时侯也要增大总供给,但它们都不是根本性的措施。根本性的措施应是全民企业的产权改革。治理通货膨胀的工作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使货币出笼量不再     

现代中国文化的体与用

文化的体用问题,近两年来又引起讨论。当然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的意见相互争鸣,这是正常的。也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并无实际意义,不值得讨论。我认为不然。事实上,这个问题还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应该予以科学的分析。时至今日,中国文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的体与用.应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识.     

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

自从围绕着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问题(简称“两变”或“两从”)开展讨论以来,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两变”既是哲学认识论,同时也是哲学唯物论,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二是认为“两变”只是讲认识论,属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不包括关于世界本原问题;三是认为“两变”的命题是不科学的,既不是认识论,更不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概括,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唯物论。”这些看法对我很有启发,促进我思考,经过一再探索,我还是坚持和赞成第一种意见①,尤其是赞成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和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是既表现了物质和精神的第一性第二性的关系,又表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同一性。“两变”确实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科学的表述,把它说成是“典型的二元论”,“必然要导致唯心主义”,这是很错误的。全面地准确地领会“两变”的观点,很有现实意义。下面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来,进一步向同志们请教、商榷。     

中国美学史分期问题管窥

关于中国美学史的分期问题 ,我国当代学界存在不同的意见。影响最广泛的也许要算李泽厚、刘纲纪先生的观点。他们将中国美学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是先秦两汉时期 ,它被看作是奴隶社会的美学 ;第二是魏晋至唐中叶 ,这是我国前期封建社会的美学 ;第三是晚唐至明中叶 ,为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美学 ;第四是明中叶到戊戌变法运动前 ,这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美学 ;第五是戊戌变法到所谓“文化大革命”前后 ,为近现代形态的美学。①这种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中国美学发展演变的概貌 ;不过未能见出其内在逻辑依据的整体统一性。首先 ,将两汉与先…     

关于知性认识问题

本文详细叙述了欧洲哲学史上关于知性问题的论述。认为认识阶段问题讨论的实质不在于把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或者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因为认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两个阶段包含若干小的阶段,三个阶段也要分为若干小阶段。所以三阶段未必全面,两阶段未必简单。问题在于在认识过程中如何充分地、实事求是地估计知性和抽象思维的作用。     

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省委这次召开座谈会议,继续深入地展开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许多同志作了发言,总结了经验,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在这里,我也谈谈自己的几点看法,和同志们交流思想。讲三个问题。 一、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意义和性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究竟意义何在?要达到什么目的?有人认为,讲实践是检验     

论汉代诸子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先秦诸子重要的治国理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并付诸于社会实践。一般而言 ,在封建皇朝建立前期 ,统治者大多采纳思想家们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 ,如两汉前期。两汉中期 ,封建皇朝臻于鼎盛 ,则是“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和实施阶段。而到两汉末期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德法并举”思想又演变为重法治 ,轻德治。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 ,反映出了汉代诸子的聪明睿智 ,有效地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 ,这正是汉代诸子为后人及今天的我们提供的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由周的徹法談到“作州兵”、“作丘甲”等問題

在《孟子》書里談到井田制,并对夏、殷、周三代实行井田制时所采取的三种不同的剝削方式——貢、助、徹,进行过評論。这份材料对于我們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来說,是非常宝貴的。可是过去有一个时期,史学界一般却不是这样看法,而是多半采取怀疑、否定的态度。近来情况变了,大家都承認中国古代存在过井田的事实,但是对《孟     

试说西周金文中关于井田的两条史料

我国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是子虚乌有,还是确曾实行过,这是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古史学者曾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以往的争论中,否定井田制的学者曾提出金文无井田的记载,而肯定井田制的学者也有认为金文中并无井田的字样。笔者认为已有学者考释的师同鼎、弟(虍豕)簋两器铭中的“井”即井田,这与古书中的有关记载正相一致,西周曾实行井田制,乃确切无疑的史实。特别是弟(虍豕)簋还涉及到对井田划分与计算等方面的问题,实为难得的史料。兹不揣浅陋,勉为此文,祈方家、读者匡所不逮。 先将西周金文中记载以井田为赏田的两器铭文抄之于下:     

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

中国赋文学经战国、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到赵宋王朝,赋家欲走出艺术困境而有所建树,势必另辟新径,宋人以文赋为标格的创作,正为此尝试。 就赋体而论,在宋以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战国至汉初以骚体为主之阶段:二是汉魏以散体为主之阶段;三是两晋六朝以骈体为主之阶段;四是唐代兼综众体而以律赋为主之阶段。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在推崇“骚赋源出灵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之观念下论两汉至唐、宋赋发展云: 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况,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赋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 此说甚明赋体之流变。然而,赋体之变乃风气所趋,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云: 汉、魏诗似赋,晋诗似道德论,宋、齐以下似四六骈体,唐诗则赋骈体兼之,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 这种论诗史发展的见解,适与赋体流变相对映。由是观之,赋体之变实为文学思潮之整体发     

太平军久留永安是为了“招齐”

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占永安州后,驻留有半年之久,这是太平军金田起义后,向南京进军征途中驻留最久的地方。为什么太平军要久留永安呢?过去,有人认为是为了封王建制;有人认为是搞肃反;也有的人认为是领导集团要在永安讨论战略方针、进军路线问题……总之,对于这样一个历史问题,史学界众说纷纭。我冒昧地在这里提出自己的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