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北极国家”还是“北极利益攸关者”——中国参与北极的身份思考

身份是政治参与的必要前提,它包含了各方对主体资格及其相应权益的认可。恰当的身份选择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修辞问题,还必须立足于现实的政治进程及其利益结构。随着北极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参与的深入,作为一个北极域外国家,中国以何种身份参与北极事务成为国内外日益关注的一个现实课题。基于当前北极地缘政治和治理政治的交互作用,本文认为,"北极利益攸关者"比"近北极国家"更合适中国的参与身份,有助于更好地说服国际社会认可中国的参与及其相应权益,促进中国的北极国家利益。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当代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它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重视物质力量的理论,而是注重观念层面,它强调: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而由身份界定的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交往行为。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由于两国在互动中形成了竞争对手的角色关系,两国由这种角色定位出发而采取的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使两国难免出现摩擦,甚至产生冲突。因此,两国之间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还有     

利益、身份与外交政策

从身份角度解释外交政策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主要是建构主义影响所致。建构主义认为,利益是由身份建构的,是国家身份而不是国家利益最终决定了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与传统的理性主义不同,后者一直视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根本不把身份看作是一个重要问题。两种理论均有其贡献与缺陷,对此进行有机的扬弃与结合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利益是国家行为的终极出发点,它塑造了身份,并进而决定了对外政策。当利益发生重大变化时,国家身份迟早也要发生相应变化。这点已在建国60年来的当代中国外交实践中得到证明。     

中国在东亚合作中的身份建构

中国是东亚合作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不少东亚国家感到担忧,加上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频频掀起,对东亚合作带来不利影响。为此,中国必须进行身份建构,正确认识和定位自身的战略利益,并通过积极地互动实践,促进东亚各国对中国的认同,从而减轻他国的担忧和误解,提高东亚地区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中国在东亚合作中需要建构三种身份:其一,自我身份;其二,角色身份;其三,集体身份。     

析中日之间的信任问题

导致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战略性困境”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两个国家间严重缺乏信任。中日之间信任度低的原因主要包括: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70年的侵略,成为当前中国不信任日本的历史根源;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国家制度的差异;中日之间的争端使两国国民感情上的距离渐行渐远。但中日之间利益的互补性以及共有利益的存在为两国信任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中日双方可以通过“强化相互依存;构建共有观念,加强身份认同;以及强化‘自我约束’”等路径来构建中日之间的信任机制,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利益博弈与身份呈现--媒介组织作为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约束条件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媒介组织可以在不同的条件约束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与角色特征。构建了“功能—利益相关者—目标”模型,认为媒介基本功能——媒介产品生产,决定了媒介组织内在的经济利益诉求;媒介产品的多种性质决定了媒介组织身份的复杂性。而媒介组织外在的主导身份的呈现,取决于媒介组织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博弈在何处达成目标的均衡。     

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的社会角色认知与变迁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经历了多次转型,知识分子自身对其角色的认知也发生了数次变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必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在社会变迁、国家建构、知识生产为主线的分析框架下考察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社会角色认知的变迁,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代中国政治学者真理探究者的身份日益增强,知识生产者数量逐渐增多,而知识生产观察者的数量不断减少,年轻学者知识生产者的角色认同度较高,以学术为志业的研究场域逐渐形成;技术专家与价值倡导者角色在时间维度呈现增长势头,但年轻学者对此角色的认同度不高;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同类型政治学者共同关切的理论命题。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身份认同是社会变迁逻辑、国家建构逻辑、知识生产逻辑合力作用的结果。     

智库全球治理能力：理论建构与实践分析

本文提出一个“智库全球治理能力”分析框架,并对中、美、英三国智库的全球治理实践进行比较分析。在全球治理进程中,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智库与国家各自作为施动者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智库以及其他国家行为体进行互动,从而形成全球治理的结构。这一全球治理结构即行为体之间的交往互动形成共有观念,建构了全球治理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并影响其行为,进而推动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智库一方面生产观念,另一方面通过全方位的舆论传播和跨国网络的建构,推动了各个国家之间的互动和共有观念的形成。“智库全球治理能力”具体分为全球公共思想产品供给、舆论影响力传播、跨国智库网络建构三个维度。     

中日两国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历史上一直处于一弱一强结构态势的中日两国,在21世纪开始出现"两强并立"局面。按照现实主义逻辑,"两强并立"的中日之间只能建构为对手(甚或是敌人)关系。但从建构主义视角来分析,中日两国在互动实践中形成的共有知识既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因此中日之间可以建构"朋友"的角色身份,也可以建构"敌人"的角色身份。中日两国能否建构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取决于中日之间在互动实践中能否加强相互之间的共识。中日关系的前景主要取决于双方积极性角色身份能否得以再造和加强。     

朝核危机根源的建构主义分析

朝鲜核问题自上世纪爆发以来,虽经过六轮六方会谈和多轮双边会谈却仍一波三折难以解决,在此期间朝进行地下核试验并试射导弹成功,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朝鲜认为发展核武器事关国家的生存发展等基本权利,而其他相关国家则认为半岛无核化更符合本国利益。就建构主义基于共有观念的解释来看,朝美双方共有观念是敌人,朝鲜与日本和韩国的共有观念也是敌人,朝鲜与中国的传统型友好关系也在框架内进行调整与再适应,与俄罗斯则形成了冷淡的邻居。因此,朝鲜实际上处于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中,要想获得生存和安全必须依靠自助。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对离婚自由的限制——理论证成与制度设计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家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在该原则指导下,许多国家的离婚亲子法观念从传统父母本位向子女本位转变。当代离婚自由主义强调尊重当事人意愿,是现代婚姻的应有之义。虽然子女并非离婚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但离婚带给子女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过分强调离婚自由降低了婚姻的可期待性,已经影响了婚姻传统的"家"功能。离婚自由与儿童最大利益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国家亲权是儿童原则限制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国家、父母、儿童构建的新三方关系已经将儿童置于权利的主体地位。为了在家事案件中更好体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立法应尽快整合相关概念,注重儿童主体身份构建,在法律上明确子女的独立人格地位,避免子女在此类事件中的工具性角色。司法应审慎解决离婚纠纷,采取有效方式解决夫妻矛盾。     

中国外交新的参与者:国有石油企业的角色与“组织化利益”

伴随着中国国家利益在海外经济与能源领域的扩展与延伸,能源领域国有企业在中国外交有关经济、能源、投资等海外利益决策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新的参与者。本文即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企业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角色与利益为问题导向,通过引入"组织化利益"概念对国有石油企业与中国外交政策之间的特殊复杂关系进行探索。国有石油企业在与具体的国家利益代表机构发生联系时,需权衡类似国资委、发改委、国家能源委员会,以及外交部、商务部等涉外职能部委的利益需求,从而可能形成各种导向不同的"组织化利益"。     

中山思想与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的理论建构

在新时代,我们可以从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再次审视与探讨中山思想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作用,即构建"观念—认同—利益—行为"的机制,团结两岸人民,共同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本文从中山思想内的"振兴中华、统一中国"部分入手,挖掘其理论资源,通过共有观念、国家认同、共同利益、共同行为这四个维度来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理论框架,希望有助于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决定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根本因素。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出发点的中国领导人。在邓小平的战略视野中,将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出发点,将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国家利益的根本内容,突出中国外交的国家经济利益,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和平与发展利益的一致。实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战略是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动员对中国国家认同的影响

国家认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条件之一,国家认同感是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心理基础。基于外争主权内争民主的抗日战争对推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政治动员,也在增强中国人民的国家主权观念和"我者"与"他者"身份概念的民族意识、培育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确立与发展的公民主体意识,以及促进人们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形式的认同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正面影响。     

国家多重身份与对外行为——以印度参与“印太战略”为例

美国以"印太战略"来拉拢印度进而遏制中国的意图明显,而印度如何参与其中事关中国重要的利益关切。学界普遍认为印度存在积极参与、有限参与和保持平衡三种不同的对外行为方式,但他们忽视了印度对外行为的多重身份背景,这对预判印度的对外行为趋势造成了困难。鉴此,文章以"身份—行为"理论为基础,分析国家多重身份对其对外行为的影响。文章认为,国家通常根据其身份产生的驱动力施行对外行为,在多重身份背景下,国家对身份产生的行为驱动力进行排序并根据特定身份的使用场景选择主导的对外行为。印度参与"印太战略"时显示出了地区霸权国、新兴国家、民主国家的身份认知,这三种身份分别产生了追求大国地位、实现经济增长、维护民主认同的行为驱动力,印度的对外行为根据它对驱动力排序的变化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同时,在"印—美"或"印—中"关系的场景下,印度倾向于运用不同的身份来强调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并利用中美相互制衡。     

论当代战争小说冲突的构成及艺术处理

当代战争小说表现战争生活中人与人的冲突主要是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利益为轻是其原则,个别作品虽有出入但从未丧失民族的底线,这是由民族观念所决定的。革命战争小说和南线战争小说处理革命、国家与个人三者利益时,虽也遵循上述普遍原则,但已开始思考其悲剧性内涵。这是战争小说表现这类冲突的新质,预示出战争小说的新趋向。在处理方式上,"联系比衬"与"人物聚焦"是20世纪80年代后战争小说处理战争环境下人与人冲突的两种主要方式。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文化建构视角

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内化于村民对身份与利益的认同,外化为村民行为的一致性,村民之间的合作或曰拧成一股绳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形成的关键因素。文化建构视角下,行为体的行为既受利益的驱动也受身份的限制。身份和利益是行为体在长期互动实践中形成的,这种互动实践过程也是行为体修正、转变甚至放弃私有观念进而形成共有观念,即文化结构形成的过程。文化结构形成后,会进一步强化行为体身份和利益认同,并约束行为体行为。目前,乡村存在两种典型的文化结构：冲突型文化结构和合作型文化结构。在这两种文化结构中,行为体无论是对身份和利益的认同,还是外在行为表现都是不同的。在合作型文化结构中,行为体偏向协调合作,村庄集体行为趋于一致,这有利于村庄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提升;相反,在冲突型文化结构中,行为体偏向冲突不合作,村庄集体行为很难趋于一致,这有损村庄内生动力的培育和提升。虽然观念结构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但是文化结构的转型是可行的。     

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新道路的内在动因

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新道路的内在动因,即:"和而不同"民族文化理念的全新诠释与灵活运用是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新道路的基本动因;国家身份的再定义是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新道路的主要内在动因;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是中国选择和平崛起新道路的直接动因.     

“神灵音乐”、“人伦礼乐”的变迁与音乐理性回归之始——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流变探析

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厘定,是学术界较为缺少研究热度的一个问题.以传统音乐观念及理论为考察对象,从中抽取传统音乐本身社会角色演变的痕迹,在描画这一流变轨迹的同时挖掘深层次的哲学、美学支撑,是切入的主要思路.中国传统音乐社会身份的变革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神灵音乐"向"人伦音乐"的转变,即上古神灵崇拜意识下的神性音乐到先秦、两汉儒家"礼乐"观;其二,魏晋六朝以"声无哀乐"论为代表的音乐理性的建构,以及由此对原始儒家"人伦音乐"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