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蒙古封建法律文献

文章论述了蒙古法律文献对研究蒙古历史的重要性,追述了蒙古法律及其机构产生、发展的过程,阐述了札撒、《蒙古—卫拉特法典》、《喀尔喀法规》的版本、性质、内容、特点及其效用。     

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

有关成吉思汗祭祀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很多,但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却很少有人提及或涉及不深.从文化人类学视角,以中外考古调查、文献资料为依据,系统论述了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成吉思汗最早的祭祀地应在其生前的肯特山南麓、克鲁伦河河源以北第一斡耳朵所在,元朝时期,作为国家最高祭祀的象征,扩大到元大都、元上都,形成三地并存、定期祭祀的局面.     

再谈蒙元时代的孛可孙

本文探讨了元代史料中屡见的"孛可孙"一词的词源和职掌,考察了这一蕴含着强烈蒙古因素的职官在蒙元时代诸汗国的流变。孛可孙源于"饱食"一词,最初的职能与宝儿赤相近。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和官僚制度的建立,孛可孙的职能产生了分化,承担起关支粮草的职能,得以掌握甄别怯薛的权力。汉式官僚机构度支院专掌刍粟,其设立与武宗时期的政治派系斗争密切相关,其实并没有将孛可孙最核心的职能纳入其中。     

忽推哈敦与伊利汗国前期政治——蒙古制度在西亚的实践

忽推哈敦是伊利汗国建立者旭烈兀的皇后,也是第三任伊利汗阿合马的母亲。她在旭烈兀西征时留守蒙古,于旭烈兀去世后来到伊朗。她在伊朗具有"大皇后"的高贵身份,并随着阿合马的即位而地位达到顶峰。她的参政和辅佐未能挽救阿合马的败亡命运,但其生平和活动为研究者勾勒出了伊利汗国前期的发展和政治的更迭。本文以波斯语文献为主要史料,通过对忽推哈敦生平事迹的全面梳理,考察了蒙古斡耳朵制度的"西迁"和皇后干政惯例在西亚的实践,并着重探讨蒙古基本法"札撒"在伊利汗国前期政治中所受到的坚持与挑战。     

八儿赤与元代豹猎

八儿赤是蒙元时期的一种职官,本文利用波斯、蒙古文史料,考证出其词源主要来自于突厥语,是蒙古西征的产物。八儿赤的职责包括饲养、训练和捕捉或购买猎豹,同时也是蒙古权贵在猎场上的助手。元朝及三大汗国都设有这一职位。八儿赤制度中包含诸多草原因素,是蒙元帝国二元性的具体表现之一,同时也给定居地区的居民带来了不小的损害。     

蒙元时期硬译文体中的一种特殊否定句式

蒙元时期的史料有许多是用一种极其难懂的硬译文体记录的.研究这种文体对于准确地理解史料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此类文体中最难解析的就是非蒙非汉的部分.其中"依圣旨不行的"、"依体例不首出来的"之类的特殊否定句式较难理解.利用<元典章>等汉文史料,参考<元朝秘史>、圣旨碑等蒙文史料的相关史实,可以对这类句式予以解析,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研究标点的用法等相关问题.     

明教坊演剧考

明初宫廷教坊演剧的定制上承宋、元旧制,隶教坊、钟鼓二司,其演剧大抵为金元院本,以北剧为尚。教坊、钟鼓二司所呈献的剧目实有不同,教坊例于朝会宴饮时献艺,故淫亵不恭之剧必当回避;而内廷演剧则无须顾忌,其伎乐远较外朝丰富。明中叶迁都北京以后,宫廷演剧的重心移至北京,其时伶人以新声巧伎要宠,与宦官流瀣一气。而南曲诸腔渐兴,遂逐渐取代北剧独擅宫廷。南京教坊已经基本丧失御前演剧的职能,其辖下伶人官妓之工于演剧,乃出于兴趣,不再是谋生之计了。     

葛逻禄研究概述

葛逻禄作为一古代部族,其名称在汉文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如歌逻禄、哥逻禄、葛逻禄、割禄、割鹿等,蒙古元朝时期,汉文文献中多记为哈刺鲁、合儿鲁、哈儿鲁、匣刺鲁、柯耳鲁、哈鲁、哈刺奴、罕禄鲁等.本文所述的葛逻禄系指蒙元之前的葛逻禄部族. 从公元7世纪始此部族以"三姓葛逻禄"之名活跃于西域历史舞台,至元朝灭亡后逐渐不见于汉文史料记载当中.公元7至10世纪相关葛逻禄的史料除了汉文史料、碑铭资料外,还有部分穆斯林史料可资利用.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汉地正处于宋、辽、夏、金的分裂时期,汉文史籍中关于西域各部族的记载非常有限.值得提及的是撰于10世纪末北宋太宗时期的《西天路竞》①及王延德出使高昌后所撰的《西州使程记》②中存有"割禄"、"割鹿国"的记载.此一阶段的西域中亚地区相继受喀喇汗王朝和西辽王朝统治,相关的穆斯林史料相对丰富一些.受限于葛逻禄相关史料的匮乏,国内外学者中关于葛逻禄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但在关涉天山地区诸突厥语部族如突厥、回纥/回鹘以及喀喇汗王朝等问题的探讨时,不可避免地要论及葛逻禄.     

简论《中堂事记》及其史料价值

蒙元初史料较为贫乏,王恽《中堂事记》则是其中有分量的著作。该书以日志形式记录蒙古中统元年（1260年）九月在燕京随中书省官赴开平会议,至次年九月返回燕京之事,保存了期间中书机构及其运作包括颁布政令的资料,文中所引多为原始公文、档案,翔实可信,对研究蒙元初典章制度和中统初年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元代蒙古王室与畏兀儿亦都护家族联姻考

蒙元时期,畏兀儿亦都护率先归附蒙古国,成吉思汗使其尚公主,并列为第五子。蒙哥汗在位期间,亦都护家族卷入蒙古汗位争夺的矛盾中,与蒙古王室的联姻关系受到一定的影响。经过几位亦都护的努力,到火赤哈儿的斤时,又重新恢复了联姻关系。蒙古王室与亦都护家族基本上世代保持着联姻关系,一直延续到元朝的灭亡。通过联姻关系,畏兀儿人成为蒙古统治者重要的政治、军事盟友,为稳定西域的局势、征服中亚以及南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略论元朝仕进制度中的民族歧视政策

<正>元朝统治者为始终保持其最高统治权力,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殊利益,极力推行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元朝的仕进制度,既因采用汉法而具有中原特色,又因保留旧制而具有蒙古传统,从而使其新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在这项制度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反映和表现.(一)在元代,“仕进有多歧”①而入仁为官的基本途径首先是“根脚”.所谓“根脚”,指人的家世、出身、资历等.因此,元代入仕,首论社会出身.元制:中枢省府台部的高级官员,乃至地方上府州县的长官,皆由皇帝任命勋臣、名门以及儒吏出身且品资相当者担任.人仕重国姓,亲本族,历代统治者莫不如此,而元代尤甚.蒙元时期,怯薛出身是“大根脚”.早在成吉思汗时代,怯薛就是蒙古国家机构的核心.怯薛起源于草原部落贵族亲兵,既是大汗的     

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形式,几乎同时创立于高宗时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非先后出现.三司受事主要是受理上诉表状,它并不直接审判一审案件,唐德宗建中以后逐渐废弃此制."三司推事"是由皇帝临时下诏组成三司,负责审问重要诏狱,审完即予裁撤.推事三司主要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官员组成,其重要特点有二:第一,皇帝常派宰相等重臣来监领三司,以保证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第二,所审案件一般是先移御史台以后,然后组成三司赴御史台鞫问.     

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

以后现代语境下对维多利亚时期历史的想象和重构为切入点,探讨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采用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认为这一叙事模式创造性地糅合了通俗小说中的罗曼司叙事因素与现代小说中的元小说“自我指涉”技巧,对现实主义再现式的叙事手法以及建构于其上的传统历史叙事观念构成了双重的质疑与颠覆.进而深入剖析该叙事模式背后蕴含的新的历史观念以及福尔斯在维多利亚与后现代两大时空之间建构“对话性历史”的努力.     

浅论蒙古族接受藏传佛教的内在因由

萨满教是蒙古族固有的原始宗教。萨满教和一切原始宗教一样 ,同属于多神教。其基本特征是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祭仪形态为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萨满的职能是充当人神之间的使者 ,为本氏族消除灾祸 ,为患者跳神治病 ,祈求生产丰收 ,通过占卜 ,梦境的启示等来判断吉凶祸福。萨满教产生于久远的氏族社会 ,到成吉思汗时为鼎盛时期。从《蒙古秘史》等文献记载看 ,至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 ,萨满教已上升为国教。元朝时期由于佛教的传入而有所衰败。但元朝失去中原的统治后到阿拉坦汗大兴黄教 ,禁止萨满教为止 ,又有所恢复。虽然自阿…     

论《李逵负荆》对元杂剧的贡献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由于蒙古贵族保留着氏族制度末期的狭隘性和强烈的贪暴性,入主中原后,推行种族歧视政策,蒙古贵族恣意横行,夺人财物,抢人妻女,"是非颠倒,曲直不分,民之冤抑,无处申诉."在这个坏人当道,民不聊生的黑暗时期,人民愈益怀念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水浒英雄.     

蒙元时期哈撒儿家族兴盛原因初探

在整个蒙元历史舞台上 ,哈撒儿家族始终是一支异常活跃的政治力量 ,不仅在左翼诸王中占据主要位置 ,就全国范围来说 ,也是最大的势力集团之一。其家族的兴盛首先得益于政治上的成功 ,其政治地位不断提高 ,带动了家族经济的繁荣 ;而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又为其政治地位的巩固提供了保障。另外 ,家族首领的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 ,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出色引导 ,家族的繁荣也只能是镜花水月。     

古代尺牍文献的流传脉络 ——兼论《中州启札》从日用到专集的性质演变

尺牍最初以公文的形式存在,早期主要流存在具有"记言"档案性质的《尚书》中,后出现在具有"属辞比事"性质的《左传》《史记· 列传》等私家撰述中,且私书有所增加.汉魏以来文体变革,类目体系不断完善,加之尺牍应用化与寒庶文人的社会需要,尺牍文献入集条件已然成熟.唐宋以来,尺牍文献在走向专集化、著述化的同时,亦借助日用类书的发展实现了日用化、大众化,反映了唐宋社会变革的面貌.从尺牍文献的流传脉络来考察《中州启札》在著录书目中从子部类书、杂文再到集部总集类的演变,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从日用到专集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折射出元及明前期儒学边缘化、儒士下沉的现实,亦反映出明中叶以来儒学复兴的历程,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强化之特征.     

古代蒙古法典

《大扎撒》十三世纪蒙古法典.1206年前后,成吉思汗以自己的意旨颁布了一些规范部族成员及属下行为的法规,类似“诏书”、“训戒”形式,具有法令性质,是用畏兀儿字书写的,命其次子察合台监督实施.十三世纪末,各汗国相继成为独立的国家后,各自订立法典,《大礼撒》遂失去效力.据十五世纪埃及籍阿拉伯学者马克里济所记录的阿卜嘎济阿哈默德在巴格达回教学院所见到的《札撒》条文约四十条.《青册》成吉思汗时代的一本判例汇编.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命失吉忽秃忽为断事官,对他说“如今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罚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     

秦汉的御史官制

在中国官制史上,御史是司监察的官职.它之成为系统,时在秦汉.秦汉是中国御史官制的形成时代.秦汉的御史官制,有一个演变过程,约略可分三期.秦至汉初,御史系统即监察系统,此为第一期.汉武帝改革官制,增设丞相司直与司隶校尉,均司纠察.于是监察官制发生结构性变化,御史官职仅为监察官制的构成之一.自武帝终西汉末为第二期.光武中兴后,御史制度又一变,直至建安,为第三期.前二期,御史首席均为御史大夫(成帝哀帝时曾二度更名大司空),可合视为"大夫制".第三期,首席长官易为御史中丞,可以说是"中丞制".然纵有变易,御史官职终不失其监察职能.本文拟就秦汉御史一官之官署、职任地位及主要特性,作一大略的考述.     

蒙元时期的哈刺赤与兀刺赤

由于受古蒙古语读音规则的影响,蒙元时期具有"马夫"之意的兀剌赤常被转写为哈刺赤而著入元代及后世载籍中.哈剌赤一词的释解也随之众说纷纭.其实,汉字音写的哈剌赤与兀剌赤实即同一词之不同转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