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滥赏赐"与元代社会

"泛滥赏赐"是元代社会的一大特色."泛滥赏赐"至迟从世祖朝即已形成,井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泛滥赏赐"对元代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元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但终元一代也未能克治这一元代"财政上的癌症".元代的"泛滥赏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论参孙故事的原型及变体

文章对参孙故事的原型及两个代表性的变体<斗士参孙>和<参孙的复仇>的创作意图、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异同及内涵进行了论析.     

《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

元代先后颁布过两部具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文献汇编——《大元通制》与《至正条格》。《至正条格》残卷在韩国的发现,填补了元代中后期法律文献的空白,使元代各类法律文献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为学界重新认识元代法典编纂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料。透过这两部文献,可以窥知元代立法制度的沿革,亦可了解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及其特色。而编纂时间介于《大元通制》和《至正条格》之间的《经典大典·宪典》既反映了元代的立法思想,亦代表了编纂者欧阳玄、揭傒斯们的一种理想化的法典编纂腏健     

"鉴赏学"的前驱--读刘逸生先生《唐诗小札》

刘逸生先生《唐诗小札》对诗歌“鉴赏学”的开拓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强调审美受体的主观能动性 ,倡导让读者参与诗歌意境的再创造 ;二、坚持并灵活运用“知人论世”的观点去理解作品 ;三、在诗歌鉴赏中广泛并纯熟运用比较的方法。这些方法的运用 ,使《唐诗小札》具有了开拓中见严谨、渊博中见轻灵的学术风格。     

古代尺牍文献的流传脉络——兼论《中州启札》从日用到专集的性质演变

尺牍最初以公文的形式存在,早期主要流存在具有记言档案性质的《尚书》中,后出现在具有属辞比事性质的《左传》《史记· 列传》等私家撰述中,且私书有所增加.汉魏以来文体变革,类目体系不断完善,加之尺牍应用化与寒庶文人的社会需要,尺牍文献入集条件已然成熟.唐宋以来,尺牍文献在走向专集化、著述化的同时,亦借助日用类书的发展实现了日用化、大众化,反映了唐宋社会变革的面貌.从尺牍文献的流传脉络来考察《中州启札》在著录书目中从子部类书、杂文再到集部总集类的演变,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从日用到专集的性质转化.这种转化折射出元及明前期儒学边缘化、儒士下沉的现实,亦反映出明中叶以来儒学复兴的历程,以及国家意识形态强化之特征.     

论《水浒叶子》与图像的独立叙事——以孙二娘绣像为中心

陈洪绶《水浒叶子》当属《水浒传》乃至中国古代小说图像的典范,但小说与图像之间并非简单的“再现”关系。孙二娘在《水浒叶子》中首先出场,《水浒传》小说正文将其塑造成美丽的“鬼母”,插增诗词却把她描述为不堪入目的“夜叉精”。对于小说正文及其插增诗词对人物反差巨大的造型描述,陈洪绶的图绘并没有单纯摹仿文学语象,而是撷取孙二娘缝制用于盛放度牒的锦袋这一细节,并沿用了自己在观音题材人物像方面的惯习。进一步研究表明,《水浒叶子》的独立叙事仅仅是相对而言,因为在没有榜题提示的情况下,绝大部分图像无法唤醒读者关于《水浒传》的叙事记忆,这种叙事逃逸最终导致《水浒叶子》“仅仅成了故事的象征”。     

从孙鑛《排律辨体》看晚明诗文总集的某些特点

以传世孤本孙鑛<排律辨体>为例,探讨晚明诗文总集某些体制变化和内容特点.主要在于:明代中叶以后,诗文总集卷首一卷的形式广泛流行,编纂者常常利用卷首的凡例、总论或题识,集中表达自己的研究心得,诗文总集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从此更为密切;单一文体的诗文总集不断出现,说明当时对于诗文形式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而在选题或诗文篇目选择方面,编纂者更加注重别具一格的出新,以及尽可能地追求完整和保持原貌.<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否定晚明总集的说法,需要重新审视.     

评析《旧约&#183;撒母耳记》和《卡斯特桥市长》中人与自我冲突的主题

本文在与“圣经”原型的对照中,作者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托马斯·哈代《卡斯特桥市长》中的主人公边克·亨察尔悲剧:人束缚于来自自我的弱点——嫉妒和野心。《圣经》作为西方文化遗产对西方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卡斯特桥市长》可视为圣经文化产物之一。对《旧约·撒母耳记》中扫罗与大卫的故事和《卡斯特桥市长》中亨察尔与伐尔伏雷故事比较研究,使我们不难看出人与自我的冲突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     

论英国内战时期的混合君主制理论

英国内战期间,《对十九条建议的答复》把混合君主制思想引入英国政治思想.混合君主制处于英国内战时期政治秩序与人民自由两大政治主题的斗争之中.保皇派与议会派分别从波利比阿和福蒂斯丘两种混合宪政传统阐释了其内涵.混合君主制包含了分权思想,但没有阐明主权存于议会或君主.它没有实现政治稳定以及人民自由权利,不能解决英国内战期间的政治纷争.     

清末民初“少年”的修辞语义和文化影响——兼谈林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少年形象

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生理学意义上,“少年”是一个年龄范畴;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是一个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不同话语建构的体系,被赋予“希望”“冒险”“尚力”“革新”“独立”“自由”等修辞语义,成为清末民初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近代、中国古代“少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林译《鲁滨孙飘流记》言说全新的少年形象,参与清末民初文化语境中“少年”的修辞语义生成与理解.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理论论述、文学书写、社会活动等方式,建构少年形象和少年话语,弘扬尚力美学,驱动国民精神重塑,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哲学.     

“种族自憎”与“种族自爱”的悖谬--论《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中的身体书写

汤亭亭的小说《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将族裔身体的表征编织进了小说的后现代叙事中。在惠特曼·阿新打算创作一部戏剧到戏剧最后上演的线性发展过程中,“种族自憎”与“种族自爱”的情感模式共时存在。“种族自憎”表达了对族群社群的摒弃,而“种族自爱”表达了作者希望建构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平等的多族裔社群的理想。但是“种族自憎”和“种族自爱”之间显而易见的对立构成了悖谬。而通过思考其悖谬之处可见,汤亭亭在强调肤色差异性的基础上所倡导的多族裔共存的理想是一种“新种族主义”,它无助于华裔顺利归化进入美国社会。     

中日战争时期的苏联、美国和国共"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至今仍受到历史学者们的关注.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肯定中国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重大意义.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同盟与轴心国进行斗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制衡因素.对其形成的原因条件进行研究将帮助我们修正一些在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关于国际对华政策的观点,以及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固有认识.通过研究史料我们可以看到,1943-1945年间,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政府坚持抗击日本侵略斗争的保障,因此维持国共统一战线的问题不仅成为苏联外交工作的重点,也居于美国外交活动的首要地位.我们认为,以往的史学研究没有充分揭示这一点.     

蒙元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马可·波罗游记》史事探论

怎样正确认识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特别是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 ,这对“马可·波罗学”来说已是当务之急了。目前学术界“肯定论者”所提出的“确凿证据”充其量只可作为一种间接材料。靠一二条间接材料加上逻辑上的“猜想”,在理论上是无法让人信服的 ,这也是中国学者疲于应付“怀疑论”者论战的根本原因 ;而“怀疑论”者对马可·波罗的某些苛求 ,在逻辑上讲确实是站不住脚的。解决马可·波罗问题的关键 ,是不能只躺在《马可·波罗游记》上去研究所谓的“马可·波罗学”。其实 ,“马可·波罗”这个名字不一定是指某个特定的人 ,而是指当时的一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开拓者。“马可·波罗”就是他们的代名词 ,《马可·波罗游记》就是他们当时历险经历的总结     

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

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张邦炜，张义冢即掩埋无主尸体或战死军人的公墓，又称义阶，在宋代还有个独特的名称叫漏泽园。对于两宋时期的义家制度，前人语焉不详，近人只是在论述当时的火葬习俗时附带提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略加探讨。始于何时义家制度始于何时，人们历来看法...     

直接适用的法之实践检视与理论反思

我国2010年颁布的《法律适用法》首次采纳了直接适用的法制度,它是涉外民商事纠纷中维护国家利益的一项重要机制。然而,《法律适用法》及其司法解释对直接适用的法规定相对简陋,这导致司法实践中法官对该制度的调整范围与适用方式理解不一、分歧明显。结合直接适用的法之相关理论检视实践中的困惑可知,直接适用的法之调整对象应当仅限于案件的特定争议而非案件的全部争议;直接适用的具体强制性规定应在司法判决中具体指明;在法律竞合的情况下,单边冲突规范优先于直接适用的法。此外,直接适用的法是法律规避制度的替代方式,但在特定情况下,应当优先适用法律规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