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执信研究综述

朱执信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人物。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涉及其思想特征与来源、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及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等方面,既有助于推动朱执信研究的深入开展,还原朱执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应有地位,也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成果。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成立暨《黄枬森文集》首发式

正2011年11月29日,马克思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研讨会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黄枬森文集》首发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重要基地,具有悠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统。新文化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化研究的新视域——评《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

尹德树所著的《文化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发展》一书,具有研究视域独特、论证逻辑严密、理论观点新颖、问题意识浓重、研究方法具体等特点。同时,该书还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地方。     

高校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现状及对策探析——对重庆市普通高校的实证调查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高校面临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和任务,基于对重庆市部分高校大学生的1 000份问卷调查和座谈交流,通过对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情况、认同情况和实际运用情况分析,探讨马克思主义被弱化的原因.建议从强化传播主体、优化传播内容、丰富传播方法、关注传播受众、优化传播环境等角度提升高校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质量和效果.     

张申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综述

张申府是中国现代史上曾经风云一时的先驱式的政治和学术名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他的前半生积极活跃于学术与政治中,后半生却默默无闻,被历史所淡忘.文章梳理与考察了当前国内外对张申府思想研究的现状,提出梳理和阐释张申府对马克思主义的研习、宣传与传播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研究其提出的"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三流合一"中国化思想提供理论依据.     

广州人民出版社相关史实再研究

广州人民出版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重要机构,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由于时任人民出版社负责人李达的回忆,导致学术界普遍对广州人民出版社是否真正存在产生了质疑。在充分挖掘当时的报纸、刊物和历史文件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广州人民出版社是真实存在的,不是一个仅仅为了应付审查而虚构出来的。同时还考察了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和具体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目的数量。     

早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中国最早介绍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流派之一。他们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以救亡图存为己任,在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中研究并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开辟了道路。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早期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既有客观因素,如国内外的政治局势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受到日本影响等;也有主观因素,主要是为三民主义寻找理论依据、早期国民党人充满革命选取精神以及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评价。早期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给当时处于迷茫状态的中国人民以重大启发,客观上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共产党》月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党刊,是中国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非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虽然期刊存在的时间只有半年多,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使得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社会发展也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提供了诸多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论需要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改进马克思主义传播方式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辩与较量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些经验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传播:价值与问题——基于科学传播视角的反思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百余年来的传播历程,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进行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成功传播的重要原因。“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鲜明特征之一,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当代社会传播语境下,如果由此就将马克思主义传播简单化为科学的传播,将灌输论简化为灌输方法,并相信这种科学性能保证受众自然接受,就会在理念上、认识上、实践中犯简单化的错误。面对当代思想文化和传播环境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当代传播需要在理念、理论和实践上全面创新。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质证实现的保障措施

现行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控辩双方享有质证权,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它们之间的对抗,在对抗中澄清争议,发现案件真相,使庭审不走过场。然而,审判实践中质证大都以书面形式出现,往往流于形式,与立法初衷相去甚远。其症结在于:我国缺失有关质证权实现的保障措施。该保障措施来源于: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和相关配套措施之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