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庸》之“诚”

《中庸》着重阐述的是人的修养途径和方法,即＂尊德性＂、＂道问学＂与＂慎其独＂,而＂诚＂则是贯穿这一修养途径和方法的价值核心。其＂诚者自成＂、＂至诚无息＂的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在社会转型、文化裂变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塑造民心、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诚之”至“诚”：朱熹“中和”思想探微

＂中和＂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部分。然在过去关于＂中和＂思想的研究中,多为关注＂中和＂本身的横截面剖析,而缺乏从纵向角度对＂中和＂思想的实质内涵与意义结构进行深描。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从＂心统性情＂的角度出发辨析厘清了本体论与功夫论的理论位置,进而指出了＂中和＂思想的意义结构在于人由＂诚之＂至＂诚＂的自我完善过程。     

《中庸》之“诚”的三大维度

《中庸》是先秦儒家经典中一部不可跨越的著作。“诚”是其核心范畴之一。就其形而上的本体层面,它是宇宙本体和价值本体（德行本体）的“二元一体”;就“诚”体内部运动张力而言,它是体、用统一;就形而下的实践层面,它内在聚合天、人二道的双向回归的理路。于此“诚”形成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两大结构面,但以“诚”体本身为中心的视域,其构成了三大维度的立体框架。     

朱熹《中庸章句》“诚”论——与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之比较

［摘要］《中庸》讲“诚”,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庸》把“诚”释为“信”;宋朱熹《中庸章句》则把“诚”界定为“真实无妄”,并对“诚”与“信”作了区分,尤其是从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层面讲“诚”,而与《礼记正义·中庸》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把“诚”看作“成己”“成物”的必要基础,而为后世所阐发。对朱熹《中庸章句》与《礼记正义·中庸》在“诚”论上的异同做出比较和分析,不仅可以看出前者对于后者的思想变化和发展,而且对于深入发掘“诚”的内涵,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庸》“诚”的多重意义之解析

“诚”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迄今为止,对“诚”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截然相反.实际上,《中庸》之“诚”至少有四种含义:一,实在;二,一般道德上或心理意义上的“虔诚”;三,道德本体的“诚”;四,道德或精神境界.在理解《中庸》的“诚”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但在这四者之中,有主次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道德本体意义的“诚”.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的为政以诚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哀公问政》实为郑玄、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庸》上篇第十四至十七章和下篇第十八至二十章的合并。这一合并用"诚"予以连贯,以"诚"为枢纽,蕴含了朱熹的为政以诚思想。《中庸章句·哀公问政》以"真实无妄"释"诚",从天道与人道统一的层面来界定"诚",认为"诚"要比"五达道"、"三达德"以及"九经"之法更为根本,体现了比"为政以德"更进一步的为政以诚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中庸》“诚”之三“成”

“诚”是《中庸》的核心思想。《中庸》将“诚”诠释为三个基本内涵,即“成己”、“成他”、“成天”。“诚”为人先天的道德本性。要达到“诚”的境界,需要个人在任何环境面前做到“慎独”,恪守本性,自我昭明,体认天道,深化人格。在自我升化的基础上,超越自我,转化他人,感生万物,最终实现人道与天道的合一,从而达到至诚至善的理想人格。这种人生修养途径与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中庸》“不诚无物”说新解

本文摈弃西方哲学的范式,应用中国哲学自己的范式,对《中庸》“不诚无物”说作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认为事物的有无真假是与人心的诚与不诚相联系的。     

论《中庸》古义

“中庸”即中庸之道,“中和”则兼“德”与“道”而言。“中”指中心之德,“和”指时中的行为。由“中”而“和”,实是以中心之德为基础,生发出时中的行为,包含了“以德摄行”或“摄行归德”的宗旨,同于《五行》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乃是子思对儒家成德理想的理解模型。故郑玄以“中和之为用”解《中庸》题旨,虽不中不远矣。前半部分多引孔子之言阐述道、德之意,后半部分则以哀公问孔子引出“诚”的概念。子思以“诚”或“至诚”为成德之境界、天道之本质。至于如何达到“诚”,又给出了“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道路,对应于《五行》始于“仁之思”和始于“圣、智”的两条路径。若说“中-和”还是两个环节,则一个“诚”字,通工夫与境界而言、通德与道(中与和)而言、通天与人而言,乃是一个成始成终、贯彻一切的概念,代表了子思对夫子“吾道一以贯之”话头的最终回应。当然,诚的境界仍以“中和”为内在的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庸》前后两部分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递进,而非彼此无关的两个主题。要之,《中庸》是子思思想的最终定论,“诚”是子思思想的究极之说。     

朱熹元教育思想发微

建立于书院教育基础之上的朱熹教育思想十分丰富.这一教育思想与宋代理学家的哲学有密切的关系,反映在朱熹教育思想实践中,表现为朱熹主张以“形而下”的“格物致知”方法为指导,通过《小学》《大学》的学习,达到“为己成物”目的的初、中等教育;以“形而上”的“大而化之”的理想指向为鹄的,通过《中庸》的学习,达到“明诚两进”为目的的圣学(高等)教育.对朱熹《中庸章句》中呈现的理想色彩浓重的圣学教育思想,无论是文本的解读,还是意义的发掘,似乎长期被人忽视.探讨和研究从而揭示出朱熹的以“达贤成圣”为目的的这一元教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理论意义,甚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熹格物说的历史意义

朱熹创立的格物说 ,丰富了中国哲学史 ,它成功地把天下万物众理归结为一个理。这个理包括自然之理 ,也包括人心之理 ,从而构成了相当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以“格物”作为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 ,作为内圣外王的起点 ,对满足中国古代分散的小农经济社会的需要 ,对多民族的我国形成坚固的文化共同体 ,有着重要的影响     

朱熹礼学思想建设的启示

朱熹在南宋社会内忧外患、佛道盛行的历史环境下又一次回应并发展了孔子的礼学、礼教思想,决心重振社会人伦秩序,其礼学思想对宋元以降的中国及东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礼学思想建构的特点能给当代儒学复兴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礼不远人,人能弘礼;礼学思想需要哲学的突破;礼是归宿;礼学的发扬需要经典文本的支撑与因时制宜.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朱熹教育思想的现代诠释

南宋时科举考试培养出了大量人才,但朱熹以自身读书的经历和从事教育的经验,指出了科举制度存在的弊端,认为立学教人才是教育的宗旨,传统教学方法、内容和形式都要改革创新。朱熹教育思想中体现的规律和原则,是历史经验的积累,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值得深入研究。     

清末陈澧《东塾读书记》对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在深入阐述朱熹学术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对朱熹有关科学的言论的梳理和研究,提出“朱子知算学”“朱子讲求历算…朱子之讲求地理”,对朱熹科学思想作了扼要的阐述,为朱熹科学思想的研究开了先河,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可供超越的学术基础.     

简论朱熹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

蒙以养正是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的宗旨,教以人伦是其道德养成教育的核心内容。朱熹儿童道德养成教育表现为自由之到知之的依次递进过程,而通过实践和训练使儿童学眼前事,则是朱熹强调的道德养成途径。朱熹的儿童道德养成教育思想是一笔极为丰厚的遗产,值得认真研究,批判继承,它为我们今天的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朱熹《中庸》解释方法论

朱熹思想体系的建构与<中庸>密切相关,其中就涉及朱熹解释<中庸>的方法论.朱熹对<中庸>的解释活动以朱熹为解释者,以<中庸>作为历史文献和解释对象,把朱熹与<中庸>联系起来的就是解释方法.这个解释方法不仅包括语言解释、心理解释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理在<经>文内"的研究思路.朱熹<中庸>解释方法具有历史性,这与<中庸>本身特点以及朱熹师承渊源等有关.     

“朱子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安徽省朱子研究会、福建省闽学研究会、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台湾朱子学研究协会联合主办的海峡两岸四地“朱子教育思想与当代教育学术研讨会暨儒商经贸论坛”于2014年8月22至24日在芜湖市隆重召开.会议主要就朱子教育思想与当代价值、多重视阈下的朱子学说、围绕朱子学而生发的其他哲学问题、儒学与当代经济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拓宽了朱子学研究的路径,展示了朱子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即气论仁"——朱子仁学思想的精神特质

朱子的仁学思想,既是对先秦仁学的继承与创新,也是对佛老之学的自觉回应.就前者而言,他强调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构架下来论仁,其用意在于凸显仁的本体性质;就后者而论,他强调对仁的理解不能流于空虚,更不能离气论仁、离物论仁、离情论仁.朱子仁学的总体精神就是强调虚实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