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邸报出版与社会舆情传播

作为一种官报,明代邸报的出版传播机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严密的组织程序。一方面,邸报须经由通政司、六科、提塘等机构出版传布,且对邸报的传布时间、传抄方式、讯息内容均有具体规定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明代邸报传播的社会舆情广涉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真实性和时事性特征,是研究明代新闻出版史乃至明史的珍贵史料。但在专制时代,明代邸报的舆情传播也存在舆论控制严格、舆论影响有限、传播虚假新闻等不足。     

维新派的政治传播活动及其对我国报刊理论的贡献

维新派的政治思想传播是我国利用大众传播工具进行政治传播的最早范例,开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宣告了大众政治传播时代的到来.维新派的政治思想活动不仅推动了国人自办报刊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而且也在报刊体裁、办报者角色定位、报刊内容、报刊社会地位和报刊理论发展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主体”问题

政治传播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因而政治传播的“主体”说到底是人而不是其他.“主体”以种种“形态”存在,有个体、集体、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几种形态.“主体”的个人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集团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对应的是“国家、政党、政府”.目前的中国,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认识上,仍然要坚持这种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的理念.政治传播的“多元主体”在中国还不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功能还有待于挖掘和培育.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国家(政党、政府)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时,并不排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相反,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重要战略理论之一.     

论“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政治传播

领袖、组织、媒体、参观、会议等几个方面的合力作用,使“农业学大寨”运动成为当时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也是历时最长的一次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分析其政治传播过程,对当今党的政治传播机制创新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明代中药学知识的民间传播

明代中医药学知识通过多种渠道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就明代中药学知识的传播途径及特点作简要阐述,以鉴往知今,为当代中医药学知识的传播与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略论新闻传播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新闻传播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促进政治文明的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传播作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积极因素,其具体作用主要体现在思想启蒙、舆论监督、民意表达和推动变革等方面。     

全媒体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传播问题探讨

全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传播在内容供给、传播效率、呈现效果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与此同时,在内容生产机制、传播行为异化、不良社会思潮影响方面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可以从内容建设、传播机制、网络安全等三方面入手,不断完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内容新生态,打造传播新格局,着力构建全媒体监测监管新体系,不断增强全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力,更好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论明代传播生态对建阳书坊盛衰的影响

明代传播外生态中的社会政治环境制约了建阳书坊主的传播观念,经济环境加剧了书坊的竞争并使建阳书坊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思想文化环境限制了建阳书坊的题材选择,自然地理环境带给人们相对的自由也导致僵化与保守。传播内生态中的传播媒介为建阳书坊埋下了衰败的隐患,刻印技术使建阳书坊丧失了技术优势,传播时空限制了建阳书坊的进一步发展。传播新生态中的受众市场效应因素消解了建阳书坊发展潜力,社会负面效应因素降低了建阳书坊继续发展的可能。     

“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政治传播及历史启示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产生重大影响、历时最长的一次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在其政治传播过程中:领袖号召是主导;组织传播是保证;媒介传播是主体;参观、会议形成的场际传播是重要补充。分析其政治传播过程,对当今党的政治传播机制创新具有现实的启示作用,即如何利用政治传播中的各种途径,使党的号召成为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群策群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全媒体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传播问题探讨

全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传播在内容供给、传播效率、呈现效果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与此同时,在内容生产机制、传播行为异化、不良社会思潮影响方面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可以从内容建设、传播机制、网络安全等三方面入手,不断完善全媒体传播体系的内容新生态,打造传播新格局,着力构建全媒体监测监管新体系,不断增强全媒体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力,更好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明代民歌的地域特征和演进轨迹

与南北朝乐府不同 ,明代北方民歌除了在初始时期对南方民歌具有导引的作用外 ,其后便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 ,而且南、北方民歌的分野 ,不是十分明显。但是 ,李梦阳“真诗在民间”的理论 ,离不开“汴省时曲”的启发 ;广为人知的《挂枝儿》等吴歌 ,也原是“北人长技”。事实上 ,在“人情”的共同作用下 ,南、北方民歌步调一致地对旧传统发起了强烈的冲击     

明代前期、中期的乐府诗创作与世风诗运

明代乐府诗的创作呈现不均衡状态:明洪武初一度繁荣,而永、宣时期则基本上是空白,成、弘后又进入繁荣时期。这种状况既与社会风气的迁移有关,也与文学观念的转变密切相连。明初乐府诗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中期诗人的创作注重宣扬自我,显示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李梦阳提出"真诗在民间"的主张,标志着文学观念的下移。     

论南朝民歌与宫体诗的关系

南朝民歌和宫体诗在南朝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两者并非是孤立的文学现象 ,六朝民歌尤其是其中的吴歌和西曲在深入影响文学风气之时 ,实际上也就孕育了宫体诗。它们为宫体诗的产生和流行创设了社会环境、准备了文学观念和提供了传承内容。因此 ,笔者认为宫体诗作为吴歌、西曲娱乐性和艳情特征肆意发展的产物 ,两者间有着复杂而直接的关系。     

汉族丧歌与巴人土家丧歌的比较研究

汉族丧歌和巴人土家丧歌的起源、演化和发展都受到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和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汉族丧歌在西汉时由于官方的介入,纳入了仪礼的范畴,因而进入上层社会,由于大量的文人参与,致使产生了很大变化;巴人土家族由于长期信仰民间巫术、白虎崇拜习俗而使土家丧歌变化较慢,相对保持稳定。     

开拓宋代史料的视野与《三言》、《二拍》

过去往往因《三言》、《二拍》成书于明代而将其视作研究明代历史的史料。其实《三言》、《二拍》中一部分脱胎于宋人话本,是可作宋代史料使用的。宋人话本并无原始的宋本传世,现存的多系元明时期刊印,故后人的窜改就势不可免。《三言》、《二拍》中若干取材于宋人话本者,往往成为宋元明三代社会生活和名物制度的杂烩,这是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的。     

冯梦龙的音乐文学思想

明代杰出文学家冯梦龙在文学领域的成就颇丰,然而世人对他的关注往往只停留在他编选的小说上,对其他方面的研究相对不够深入。他凭借个人之力搜集、编辑了当时的民歌俗曲集《山歌》、《太霞新奏》等作品,为后世研究当时俗文学和地方的民俗风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其中某些篇章道出了冯梦龙对民歌俗曲这类音乐文学的独特见解,成为我国古代乐论、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朝歌诗的内涵、创作与保留

北朝歌诗包括乐府歌诗、文人乐府诗、谣谚等,大部分保留在《乐府诗集》的"梁鼓角横吹曲"、"杂歌谣辞"、"杂曲歌辞"、"郊庙歌辞"、"燕射歌辞"、"舞曲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等中,也有些存于正史及其他类书中。其作者除文人拟作之外,一部分出自当时乐工之手,一部分属民歌,作者已无可考。而且,不仅作者无法考订,就是出自北方的哪个民族也已十分模糊,其中既有汉族的又有北地各兄弟民族的,但传至今天,皆已变成汉语歌辞了,有的则经过译者及整理者的加工,已远不是原初的面貌了。     

论海盐腔的起源及在南戏发展中的地位

文章在南戏起源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对有关海盐腔的创始人或腔调来源的重要史料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现存史料关于海盐腔来源最重要的两条表述——元代姚桐寿《乐郊私语》和明代李日华《紫桃轩杂缀》涉及的唱曲方式,仅是宋元文人词唱或乐府曲唱方式,是一种文人"雅唱";而南戏的起源是民间的"俚唱"或"俗唱"。海盐腔是两者融合的产物。它是在明代民间戏曲蓬勃发展过程中,文人濡染、参与和推动南戏改革的结果。     

村规民约的历史演变

村规民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国历史上渊远流长。历史上的村规民约发轫于宋 ,推行于明清 ,清朝中期渐趋成熟 ,清末民初曾在一些地区盛极一时。它们均以封建宗法礼教为指导思想 ,以劝善惩恶、广教化而厚风俗为己任 ,以稳固乡村社会秩序为目的 ,由乡民自行制定 ,共同遵守 ,并在执行上组织化、制度化 ,民国初期的村规民约还反映出“自治”思想的萌芽。由于历代的推崇 ,村规民约不断发展完善 ,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我们今天进行的现代村规民约建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化渊源和历史借鉴。     

元明清时期的汉乐府研究

元明清时期对汉乐府诗旨的探讨表现为以传统的诗教观念来约束汉乐府,以比兴手法解诗,失于穿凿附会和繁琐考证;在艺术形式上则表现为从后来发展的艺术观念来寻找先验的格律,难免拘于旧说。但汉乐府在诗评界取得了经典范本的地位,叙事诗批评开始形成,著作之丰超过此前历代研究者的总和,呈现出集大成的风貌,荟萃诸家众说,是汉乐府研究的总结期和丰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