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与佛老

王应麟说,“韩柳并称而道不同。”(《困学纪闻》卷十七)这里所谓道不同,主要是指韩辟佛而柳佞佛。终韩愈一生,反佛立场可以说是坚定不渝,用“嫉佛如仇”一词加以形容,应该说是恰如其分。为了辟佛,他写了大量诗文;为了辟佛,他几乎丧失生命。至于柳宗元,一生想调和儒佛二家,佞佛一词,用在他身上,也是恰如其分。下面试分别论之,并略作比较。     

建国以来韩柳评价论争简介

这里所谓韩柳评价,主要是指对韩愈的评价,因为人们在评价韩愈时,常常把柳宗元和他联系起来,甚至把柳宗元作为他的对立面。这三十多年来人们对柳宗元的评价并没有多少分歧,争论的重点是韩愈的评价问题;而杨柳抑韩则是韩柳评价的主要倾向,甚至在出版界也有明显反映。 在韩柳评价问题上,如果把一九五四年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作为起点,截至现在,就可以说出现了四次大的争论,至今聚讼未决,其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经历的时间之长,是建国以来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所罕见的。 第一次争论,是在陈寅恪先生与黄云眉先生之间展开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六年;第二次争论,是在王芸生先生与吴孟复先生之间展开的,时间是一九六三年;第三次争论,是在范文澜先     

韩柳文艺思想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是中唐时期的大文学家,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基本一致。虽然所属集团不同,但他们都拥护唐王朝的封建统治,都赞成扩大庶族地主阶级权利,都主张改良封建统治秩序。由于扬柳抑韩的倾向曾经盛极一时,有人说韩愈“无意中变成了大地主集团的代言人,而柳宗元呢,还保存着中间阶层改良主义的思想”云云。这个论断是不符事实的。从这个角度来对韩愈、柳宗元的文艺思想进行抑扬,也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比较出真理”,这句话很有用处,对韩愈、柳宗元的政治思想要进行实事求是的比     

韩柳与佛学

文章试图探究韩愈、柳宗元与佛学之关系。韩愈立足于儒家,引释入儒,启后世道统儒学的先声;柳宗元则糅合儒释,游刃于中。笔者认为,韩愈等人的引释入儒与柳宗元等人的糅合儒释,构成了中国士大夫接受佛学的两种基本形式。     

双峰插云姿态各异——韩柳散文创作比较

韩愈、柳宗元都树"文以明道"的旗帜,韩以道统自居,而柳虽崇儒,却出入佛道。两人著文都是"不平之鸣",注重文章抒情。韩愈不平既指个人遭际,也指国家命运;柳宗元出言多讽。他们艺术风格也不同,韩文雄奇壮大,柳文缜密峻洁。     

“朔风飘夜香 繁霜滋晓白”——论柳宗元诗中坚持革新的战斗精神

在评价柳宗元的诗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如同历史上许多法家人物的优秀文学成就被反动派攻击和抹煞一样,柳宗元很多战斗的诗篇也遭到孔孟之徒的诋毁和歪曲。他们或说柳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古今绝唱”(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九引苏轼语),阉割其政治内容;或说柳诗“尤不足道”(王世贞:《艺     

“师其人”与“明其理”:韩柳古文取法前代艺术的方式

韩愈和柳宗元的古文创作,都善于取法前代艺术,但二人取法方式多有不同。韩愈善于"师其人",在深得前代作者之家法的过程中,入而能出,自成面目;柳宗元则善于把握前代文章长期形成的艺术传统,究明文理,在此基础上,发挥个人创造。这两种不同的师古之道,与韩柳二人儒道思考方式的差异有密切联系,为韩柳文章带来极为不同的风貌,对于深入认识中国文章学的师古思想,很有启发意义。     

论韩柳道统观的歧异

韩柳皆倡文以载道,但所言之道与载道的表述模式均有区别.韩愈宗经,他的道统说力求正宗纯粹,意在突出其天授的权威性.柳宗元的明道说则以大中为旨归,强调"生人之意",着眼于道之用.在天命观、社会发展观、儒佛关系方面二人皆有差异.     

柳宗元任官一辨

两《唐书·柳宗元传》皆曰宗元登博学宏词科后,授校书郎,调兰田尉。均属误记。查宗元好友韩愈《柳子厚墓誌铭》云:宗元“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韩昌黎文集校注》卷)按,二人虽政见有异,但文墨相交,同倡古文,情谊甚笃。且贞元十七年,愈在京师从调选,时宗元调兰田尉不久,以二人关系及愈之在京时间看,所记必无误。更有力的证据是贞元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柳宗元初获职后,写了《与太学诸生喜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首有:“集贤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牍,太学诸生足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柳宗元“不为人师”新解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曾指出:“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有人据此就说柳宗元“不敢为人师”,这实乃皮相之见。事实上,柳宗元始终在为人师,当年他在京都就广纳后学,据其《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往在京师,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     

柳宗元的《天说》与刘禹锡的《天论》

柳宗元的《天说》和刘禹锡的《天论》,是我国中唐时期闪烁着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姊妹篇,它们都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天论》是继《天说》之后问世的,它以“极其辩”的思想锋芒和“尽天人之际”的真知灼见,深刻地补充和发挥了《天说》关于天人关系的见解,对唯物主义天道观的理论有所突破。认真探讨一下《天论》和《天说》的思想联系,说明《天论》怎样补充和发挥了《天说》的思想,对于正确评价柳宗元、刘禹锡的天道观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将是有益的。     

关于柳宗元与王叔文结识的时间

司马光根据柳宗元、刘禹锡调入朝廷的时间,把王叔文集团的结成,定在贞元十九年,但未说明其成员自何时结识,而据柳宗元的一封信中提供的材料,可知柳、王二人结识的时间。“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在柳州贬所给左拾遗萧俛写了一封信,提到自己“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柳宗元集》卷三十《与萧翰林俛书》)罪人系指王叔文。写此信时,柳宗元年“已三十七矣”。其又言“永贞革新”“时年三十三”。那么三十七     

《诗经·卷耳》本义考

对《卷耳》一诗的本义,历代学者理解不同,至今尚无统一的意见。关于《卷耳》一诗的不同看法,大体可分成以下七种: 一、明君思贤说。此说始见于《左传》,鲁襄公十五年载:“君子谓楚于是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诗》云:‘嗟我怀人,宾彼周行。’能官人     

释“以”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以上所引是柳宗元《捕蛇者说》一文的开头两句。对于其中的“以”字,注家颇多分歧,仅手边能见到的即有下列几条: ①以啮人:以(这样的蛇)来咬人。(《唐宋文学作品选讲》,浙江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以啮人:以(这种蛇)咬人。(《古代散文选》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     

孟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教育家,孟子以私淑弟子而忠实地继承了他的伟大事业。孟子是把教育当作社会上的一件大事看待,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第三卷)。又说“善政不如善教。”(卷七)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而孟子则谓:“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卷四)按孔子之意,是在勉人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而孟子则是为了防止有人强不知以为知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卷七)。两者的说法虽不相同,而目的则一,都是着眼于出好人材。     

宋之问生平事迹考辨

宋之问是初唐时期对近体诗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的诗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两《唐书》虽然有传,但记载甚简,且有乖误。今就宋之问的生平及有关问题进行稽考,对这位诗人的研究不无小补。一关于宋之问的籍贯。《旧唐书》卷一九○《宋之问传》云:“宋之问,虢州弘农人。”《新唐书》卷二○二《宋之问传》云:“宋之问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人。”由于两《唐书》对宋之问的籍贯记载迥异,后来的有关著作,或取一说,或两说并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故有考辨之必要。     

杨慎的古韵学

杨慎虽不以古韵学名家,但他关于古韵的著述却很丰富。《函海》中曾辑为《升庵韵学七种》:《转注古音略》五卷附《古音后语》一卷;《古音丛目》五卷;《古音猎要》五卷;《古音附录》一卷:《古音余》五卷;《奇字韵》五卷;《古音略例》一卷。这七种除《古音后语》外,都被收入《四库全书》。对于杨氏古韵学著作,当时就有很高的评价。如杨士云《书转注古音略后》说:     

韩柳散文比较论

本文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条分缕析,对韩愈、柳宗元的散文理论及创作实践,作了较全面的对比审视.以期能准确把握韩、柳散文的独特品质.     

柳宗元的愚者形象

一.前言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说:“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刘禹锡《祭柳员外文》也说:“惟君平昔,聪明绝人。”可见,在朋友眼中,柳宗元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应与一般所谓的愚者有着天壤之别。但是,经历了永贞改革的政治风暴以后,柳宗元却一再以愚、拙自嘲,以“愚者”自命,甚至把冉溪更名为愚溪,筑室而居。这样巨大的反差,出现在他贬后的作品中,相当值得重视。因此本文拟就此一论题进行深入部析。期使他的“愚者”形象得以如实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