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困难局面成因分析

1941～1942年华北抗根据地困难局面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百团大战不是日本侵略军1941～1942年对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的主要原因,日本侵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不是对百团大战的报复战;百团大战不是国民党顽固派1941～1942年大举进攻华北解放区的主要原因。因此,1941～1942年华北抗日根据地困难局面不是百团大战＂后果＂造成的。     

试论“新闻主义”的类型构成及其一般关系

人类新闻史与新闻活动现实表明,在观念类型上,新闻观念在＂主义＂层面上可分为三种：商业新闻主义、宣传新闻主义、专业新闻主义。它们各有自身的本体与至上目标追求。就目前的实际来看,大部分新闻传媒实际奉行的新闻主义,是由三种主义混合或结合而成的某种观念,以纯粹或单一新闻主义作为新闻活动的唯一指导观念已不多见。     

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及其当下隐喻

哈贝马斯以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建构,对古典资产阶级形式法范式和社会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进行学理的批判。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为缓解或消解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关系提供了＂哈贝马斯式＂的理论出路,即哈贝马斯所建构的用以摆脱市场崇拜或国家崇拜＂两难处境＂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关照在于,实现非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与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在程序过程和交往形式层面的＂耦合＂。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内里的＂问题意识即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当下的隐喻意义。     

被历史误会的人：终身反对派陈独秀

在中共党史上,对陈独秀的定位历经了几次剧烈变迁,他曾经是＂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中央总书记,但1949年官方文献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改革开放30年来,这9顶沉重的大帽子逐一被摘去,只剩＂右倾机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这顶帽子也应该摘掉,因为陈独秀所犯的种种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错误指挥造成的,     

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治理

199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新区域主义＂应运而生,它作为一种指导思想,推动着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多方面的合作。通过认识＂新区域主义＂与＂区域治理＂的兴起与发展,阐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区域治理模式,呈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经济发展建设、区域安全协作、区域治理制度建设,和谐社会关系的同构模式。     

试论鸦片战争中的汉奸问题

汉奸是鸦片战争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或潜纵纷起,为侵略者刺探情报,或赤膊上阵,成为侵略者攻城掠地的急先锋.鸦片战争中的汉奸具有数量多、成分杂、分布广、破坏大的特点.清政府的防奸之术并不真正要消灭汉奸,而是为了对付人民大众.战后汉奸的处理也被打上了殖民的色彩,这是中国独立司法权沦丧的结果.     

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模式探讨

信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研究信任、探索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构建一种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信任模式,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传统社会的信任模式既不是完全普遍主义,也不是完全特殊主义,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以血缘、亲缘为中心,以实用理性为内核,以差序、差等为结构,具有边界弹性和＂两极性＂的关系主义信任模式。     

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中的现代主义文学

本文对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初期文学理论教材建设涉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情况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述评,亦兼及90年代中晚期至新世纪＂教材建设＂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评价。涉论教材34部。     

如何理解“第三领域”——从市民社会和法律多元的角度

本文探讨黄宗智教授提出的概念＂第三领域＂。通过对黄岩诉讼档案一个案例的分析,本文阐明该概念核心内容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国家身份与社会身份的交叉,进而对与此概念相关的论争作一番梳理,指出这是由对法律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当事双方所依托的不同理论传统和研究旨趣造成的。＂第三领域＂所针对的是采取＂国家-社会＂二元分法的市民社会理论传统,而对它的批评所依托的是法律人类学中的法律多元主义传统。从前一种视角看＂,第三领域＂这一概念具有破除二元对立传统,适应中国具体实践的重要意义。     

狄更斯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吗？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这一说法是意识形态观念下对狄更斯的误读。一方面它将狄更斯看成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另一方面,它既与作品内容不尽相符,也有悖于作者的创作目的。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过分夸大了狄更斯作品的批判性、战斗性,而缩小甚至漠视了狄更斯的艺术世界为大众所喜欢的审美属性。狄更斯的艺术世界是闹剧、情节剧、感伤主义、歌特小说、神秘小说、侦探小说、怪诞、宗教等诸种审美因素熬成的＂百味鸡汤＂,多元的狄更斯拒斥简单化的分类和界定。     

美国学界先秦道家美学思想研究

西人早在18、19世纪便接触到中国道家经典《老子》与《庄子》,但对其中美学思想之阐发则是20世纪之事。美国学者对先秦道家美学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道家美学与浪漫主义、道家美学中的＂与道合一＂说、＂神＂的观念、道家言意观、美学思想及其在全球化进程中之意义。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中西比较的视野有别于国内相关研究。     

梁启超“新民说”的逻辑起点及其现代价值

本文认为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反思和对中西各国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梁启超“新民说”的逻辑起点，文章分析了“新民说”的内容和价值，提出了它对现代中国提高国民素质的借鉴作用。     

多边主义视角下的印度“东向政策”

随着全球化发展的日益深入,多边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外交观和新型合作机制,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多边主义的视角来探讨印度＂东向政策＂中印度与东盟多边关系的发展以及多边合作机制的构建。     

公共选择视角下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由公共选择学派建立并发展起来,其理论宗旨就是把政治和市场两方面的人类行为纳入单一的模式。弗吉尼亚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始终坚持严格的＂契约—立宪主义＂,也就是公共选择学派的行动纲领。在当代,公共选择理论已经成为公共财政的理论基础,这就要求公共财政决策机制的运行服从于根本性的＂规则＂的约束,即＂立宪约束＂。这一国际观点对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     

古典乌托邦·乌托邦·反乌托邦——读陶渊明札记

在空间上,桃花源是一个封闭自守、绝不与外交通的世界;在时间上,桃花源中的时间如果不说是停滞的,也该是＂循环＂的,周而复始的。桃花源正是由于守护了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才成了与外面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将莫尔、培根们的＂乌托邦＂对照陶渊明的＂桃花源＂,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尽管各有侧重,但都是建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理性主义传统之中的;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建立在老庄哲学的社会理想之中的,如果还要将其称为乌托邦,那么西方莫尔、培根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光明的＂、＂进取的＂的乌托邦,东方陶渊明的桃花源则是一种＂幽晦的＂、＂退隐的＂古典的乌托邦。20世纪以来日渐强化的＂反乌托邦＂运动以挖苦、嘲弄、批判的方式表达了对于启蒙主义乌托邦的＂反拨＂,却有意无意地表达了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的深切关怀。陶渊明的古典乌托邦思想在当今地球人类面临的生态时代,仍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及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新制度主义分析

地方政府合作协议是一种博弈均衡的结果,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拟定和执行上体现着制度与人的互动。因此,可以把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纳入新制度主义的视野中进行分析。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合作协议存在的缺少民主参与、内容不完善、约束力不强等问题是由路径依赖、制度缺陷以及制度结构不合理引起的,完善地方政府合作协议的方向应该是建立＂良好的制度＂。     

人虽恶 书却好

正人都是有时光滤镜的,说起数百年前的奸臣,我们往往能做到在理智上客观评价;而谈及近现代的汉奸,我们却只会在情感上恨得咬牙切齿,即便这"坏人"才华横溢、成就斐然。大汉奸汪精卫,如今对他多少有些褒扬的只有他那一张俊朗的面容,当然,在这个看脸的世界,帅是不可否认的优点。然而,帅帅的汪精卫也     

国际政治学中“区域”概念重构及现实考量

准确界定区域、区域化、区域主义以及区域性等概念,对于中国区域化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对当代区域化研究的概念进行重点分析,希望厘清其准确含义,并以亚欧会议为例,对＂由区域构成的世界＂进行现实考量和解读,从而为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区域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一个清晰而准确的概念框架。     

什么队伍叛徒少？

300多年前，满族人努尔哈赤以30人、13副铠甲起兵。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把大明江山鲸吞殆尽。读这段历史，大多数人都这样认为：若不是吴三桂这样的汉奸“冲冠一怒为红颜”，相信中国的历史会改写。70多年前的抗日战争中，同日本人“并肩”对中国人作战的，是几倍于日本军队人数的汉奸队伍——伪军。伪军数量多逾数百万，中国也由此成为惟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人数超过侵略军人数的国家。     

浅析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及其重大意义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既立足中国现实,又着眼时代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邃的理论内涵.他大力宣传西方先进思想,积极推动国民性改造,深刻分析了新民的根本原因和中国民性的现状,全面阐释新民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从而为推动中国的国民性改造,培育一代新民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思想指南.他的新民思想突破了当时国人单纯追求物质和制度层面近代化的局限,从而把人的近代化问题摆上了突出位置,这为国人更加全面地认识、理解和推进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有益的探索.这对于今天我们推进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