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理体系中“社会隐没”现象的历史渊源回眸与探寻

“社会隐没”是转型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那时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自主空间近乎完全隐没。追溯这种现象的历史渊源，文章认为其背景在于中国传统宗法伦理社会“超自然魅力”的“祛魅”和“解构”，其逻辑起点则源于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与西方启蒙话语体系的耦合。正是这二者的耦合，20世纪上半叶、乃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铿锵有力的革命话语一直主导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运行，并使“社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一度近乎完全“隐没”。      

社会资本: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和社会之间一定的社会资本,包括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能够很好沟通、平衡和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协作。因而有必要培育国家与社会之间协作性的社会资本,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美国课后服务的运行机制、行动逻辑及启示

课后服务是对学生课后时空的重构，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也是增强国家教育服务能力的民生工程。如何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成为世界各国广泛关注的问题。美国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调整和完善课后服务运行机制，通过战略统筹规划机制、协同治理实施机制、数据监控反馈机制、弱势群体补偿机制优化课后服务功能。美国课后服务运行机制立足解决基础教育中的突出问题，注重民众的现实需求和国家利益，体现了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美国课后服务在运行机制方面为我国课后服务治理提供了借鉴与启示：一是完善课后服务顶层设计，统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二是协调课后服务资源，平衡课后服务的“供给侧”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侧”;三是通过多元协同的课后服务治理机制，增强家校社育人合力以提高课后服务质量。     

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社区教育管理创新

治理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现已逐渐成为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价值追求。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公共管理的视域,重在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和互动,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建立善治的社会体制。把治理理论运用到社区教育管理方面,就构成了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视角。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一个被称为社区的地方——南京市咏梅山庄业主争取定义空间自主权的斗争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不只是经济结构变迁,与其伴随的是社会重组.国家、社会和人民三位一体的传统固态结构散裂了,以公民权为基础独立起来而以私有产权为依据的原子化个体被迫在冲突环境中重新组织化.生态体制的单薄、组织制度的薄弱和文化的缺失在直接的意义上加剧了这一过程的紧张,并往往使其停留在本能水平上,从而表现为赤裸的利益冲突.以一个小区的例子从空间政治学视角来解读这一逻辑,由此强调市民再组织化是今日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基础、最广泛和最深入的难题之一.     

地方治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

：当代地方治理思想和实践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英国,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地方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中心”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思想理论及“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西方地方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地方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府际治理为核心,以乡村治理、社区治理、NGO治理为具体叙述对象。我们认为,理论积累与地方治理研究的规范化、问题意识与地方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深度调查与地方治理研究的实证化是中国地方治理研究走向繁荣的必然趋势。     

基层党组织统率下的政经分离：乡村治理体制现代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我国乡村政社分设治理体制改革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然而，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当下乡镇一级实现了政社分立，村组一级并未彻底实现政社分立，后者转而形成了“政经合一”的管制性乡村治理体制——村委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农村经济组织“一套人马多块牌子”的管制模式。如此导致治理组织之间，特别是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互相激扰，不能在各自的封闭系统内根据自身的原初设定实现各自的功能优势，甚至还存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彼此充减的负效应。在社会系统功能分化的背景下，唯有不断推进乡村政经分离治理体制改革，重构以村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农村基层治理组织之间的法律关系，方能更好地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一核二元”善治格局的形成，进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型。     

地方治理研究：西方经验与本土路径

：当代地方治理思想和实践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英国,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地方治理是当今整个治理思想和多层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多中心”治理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协商民主理论、社群主义思想理论及“第三条”道路理论是西方地方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地方治理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府际治理为核心,以乡村治理、社区治理、NGO治理为具体叙述对象。我们认为,理论积累与地方治理研究的规范化、问题意识与地方治理研究的中国化、深度调查与地方治理研究的实证化是中国地方治理研究走向繁荣的必然趋势。     

福利治理：理据甄选、概念界说与价值取向

合理且有效配置受经济与政治限制的福利资源以满足人类需要,一直是世界各国福利治理的重大议题。福利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应对福利危机的“去福利国家”环节中发展演变而来的社会产物。在福利政策实践中,新社群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福利多元主义为其内在的学理支撑。依循福利治理的生成过程和运作逻辑,表现出治理主体多元性、多元主体间关系的网络合作性以及分权化、准市场化和社会化等多重特征。秉持平等、民主和多元性发展原则,福利治理的价值取向从“个人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     

“礼治复兴”: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共享传统及其现代重构

中国社会的共享传统伴随着农耕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并被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礼治模式所形塑,表征着中国内生性发展的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因此可以成为理解中国社会的内部视角。追溯与梳理传统社会中的相关话语形式,理解与阐释历史上国家礼治与地方自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促进对自古及今中国社会内部制衡机制的认知。纵观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发展历程,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集体化时代的“新德治”实践,以及新时期乡村社会中的“礼治复兴”现象,都会发现以礼治为表征的共享传统的坚韧传承及其在社会振荡时期的重要调谐作用。发掘中国社会共享传统中的知识共享、社会共建、道德共育等核心要义,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当今乡村社会中普遍出现的“礼治复兴”现象,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亦有着重要镜鉴意义,还可在激活中国社会整体人文精神的意义上,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媒介化治理:理论逻辑、过程性建构与问题治理取向

中国高风险社会的传播生态与发展逻辑给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不仅凸显了媒介逻辑，更结构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的系统维度；另一方面，媒介化治理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核的一种有益补充。媒介化治理的前提需要承认治理“问题”是一种动态性过程。而媒介化治理对过程性的强调，既体现在其深入事件内部的整个历时性过程，还体现在其注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抽取出其中系统的情绪传播、风险传播主线，更凸显以情景和场景的视角对事件中问题进行治理。这恰是媒介化治理以问题为主线、以问题治理为目标指引的建构。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主线,其以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权威观与民主观为理论指导,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以继承发展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审视西方国家治理得失与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治理阶段经验为历史借鉴,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以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与化解“治理失灵”风险为现实之需,具有强烈的现实逻辑。展望未来,在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塑造新型民主观,推进法治化建设与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最终达成善治的目标。     

运动型治理视野下易地扶贫搬迁问题研究———基于西部地区X市的调研

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易地扶贫搬迁,对于减轻生态压力和贫困人口的减贫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是中国扶贫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脱贫攻坚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成为精准脱贫“五个一批”的维度之一,承担起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的任务。 此次易地扶贫搬迁“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冶的特征突出,凸显出较为典型的“运动型治理冶属性,这一治理方式与常规治理方式相互作用,表现出对“搬得出”的短期目标的高度有效性,但是在“稳得住、能致富”的长期目标上存在着一定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以增强这一治理方式的社会有效性。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它伴生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合作性要求和公共性特征。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将共建共治共享固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共建共治共享包含分析、化解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三维逻辑:共建位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度,以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依靠谁”;共治位于社会治理的路径维度,以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怎么办”;共享位于社会治理的价值维度,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     

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社会救助的重任,成为国家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建构社会救助事业活动中,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活动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既有社会的政制及社会秩序,协助国家渡过困境;而国家也正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协助其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这一“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它不具有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怀疑国家权威、制衡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