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的内涵解析及其创新前景——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论域

基于社会治理内涵的解析,分析指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可采取政府和公办社会组织主导、各种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格局,策略选择上应注重党和政府的引导策略与地区策略,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策略。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模式可以采用协同治理模式,强调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     

社会稳定的合作治理研究

政府、市场、社会以不同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治理。政府凭借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力对平安协会的发育与成长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市场通过自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通过志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借助平安协会这一平台,社会组织、企业、公民能够参与农村社会治安的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打破了传统政府管理的一元格局,形成了多元合作治理格局,推进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组织只有保持与政府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为自身赢得更多发展资源与空间。社会组织自治力量的成熟,不会形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     

我国政府治理研究的社会网络分析

基于2005年以来CSSCI来源期刊中有关政府治理方面的文献搜索结果,对近十年政府治理的研究成果进行描述性统计,运用聚类分析、多维度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对现有研究的核心领域进行归纳总结。政府治理的核心研究领域有政府治理模式、地方政府治理、政府治理中的职能转变、网络环境下的政府治理以及国外治理经验的借鉴等。通过对核心研究领域的特点分析,提出未来政府治理研究应该在政府治理的系统化、基于网络的政府治理研究、治理主体的互动机制、社会参与等领域深入展开。     

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变迁及走向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在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迁,从“控制—依附”关系向“合作—自主”关系,再向“对称性互惠”关系变迁。本文论述了贫困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阶段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特点、原因、影响及效果,探讨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走向。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协同机制的构建

笔者着眼于当前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社会协同的现实操作,重点探讨社会协同实现机制的构建,详细阐述如何构建社会协同的政府主导机制、社会协同的责任分担机制、社会协同的合作动力机制、社会协同的成本分担和收益分配机制、社会协同的集体行动机制、社会协同的信息共享机制、社会协同的监督评估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探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和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特别是在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中,包含着许多有关社会治理的思想、观点和论述。国家履行社会治理和政治统治的双重职能,具有社会性和阶级性的双重特征,随着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交归社会公有,社会治理最终由阶级性转变为服务性。未来社会治理是体现人民主体地位、注重民生导向的具体实践,是需要全体成员共同参与、追求公平正义和社会共治的民主化治理。这个民主化治理需要政治、经济、思想和制度等条件,需要通过有计划地运行公共权力回应公共利益的诉求。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创新社会治理、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有着理论和现实意义。     

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

开展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社会参与机理的探讨,关键是认识两个问题：一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为何需要社会参与;二是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参与何以能够实现。就第一方面来讲,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治理结构和功能发挥无疑都离不开社会参与。就第二方面来讲,社会中的企业、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人是网络风险最广泛的承受者,但他们独自抵御网络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聚群应对,同时,他们具有的慈善情结、自愿意识也能激发出社会贡献心理,从而产生参与网络风险协同治理的社会行为。据此,要实现网络风险协同治理,关键要明确协同治理需求,形成社会参与共识;建立协同治理体制,确立社会参与职能;完善协同治理机制,优化社会参与动员;创新协同治理组织,拓展社会参与方式。     

食品药品安全社会治理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研究

当前,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陷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困扰,社会治理成为纠治双重失灵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下,还存在着诸多妨碍社会力量参与的因素。从政府视角而言,全能政府的"路径依赖",极大地压制了社会参与程度;从社会参与主体而言,存在着自身能力不足,缺乏参与激励动机和保障机制等问题。政府应该改善和创新有利于社会力量参与的制度环境,构建有效的社会治理结构,改善食品药品安全的治理绩效。     

社会治理新格局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构建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是继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后,再次关注政府和社会关系,使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在彼此信任、权责明确、规范保障的前提下,构建起相互独立、合作互动、政府主导的新型关系,而要达到这样的关系需要政府对社会组织放活,社会组织同时自立自强,共创社会治理新格局。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网络虚拟社会的协同治理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规制网络失范,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是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当前社会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一环。网络虚拟社会与“言论自由”与生俱来,治理网络虚拟社会实质上就是保护和平衡言论自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管理的思维惯性和国家威权主义的作用,网络虚拟社会各方主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单边主义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已经成为网络空间法治化建设的障碍。针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多主体性、非中心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必须抵制单边主义的思维倾向,引入协同治理思维和理论,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的协同治理体制。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政府治理

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是当今学术界的两个重要概念,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式,从内涵界定上看,两者存在着相互依存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可以减少公共行政成本、加大公民和政府的互动力度、培养官民的互相信任以及培育公民社会等。良好的政府治理有利于社会资本进一步发展。良好的政府治理,体现着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合作及公共权力的共享,催生合作、信任、规范等理念。从软实力的角度来审视社会资本,政府在社会资本建构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整合社会资本,着力培育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转变公共行政理念,改革公共服务方式,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构建服务型政府;以制度和法制建设为契机,构建法治型政府;打造诚信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以及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公共领域,培育公民品德来培育公共精神。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养老福利协同治理研究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政府为了增进老年群体的民生福祉,将社会组织纳入老年服务中,构成老年福利治理重要内容。社会组织在社会化养老福利治理中呈现出独特的服务、自治与联动运作逻辑。但在政府购买服务运作方式下,社会组织治理手段趋向行政化,与福利对象关系疏离,使服务过程缺乏实质性内容,又因资源动员能力弱化造成资源匮乏,在服务对象之间难以公平分配资源,联动意识不足使多元主体缺少持续性深入合作的条件。进而应从福利主体关系、信任机制、资源整合、福利网络化联动机制等方面来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养老的路径,打造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主力、企业协同、老年群众自治的社会化养老治理格局。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应该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来考虑,由于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型、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利益失衡、基层组织薄弱等问题,因此,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建构逻辑是：一要树立科学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正确的价值取向;二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三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四要发展社会管理多元协同管理模式;五要加强社会管理的法治保障.     

横向合理衔接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强调的系统观明确表明整个社会进步是全方位的,任何一个领域的短板都会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制约整体的发展。基层治理的重点是对基层的社会治理,然而基层治理需要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三者在互动中增强治理成效。具体体现为政府为基层治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市场为基层治理提供高效的多元服务,社会为基层治理探索与时俱进的治理方式,三者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合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江苏民生政府治理的理论意蕴与实践逻辑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工作的根本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之所望是政府施政所向,构建民生政府则为民心所向。通过对江苏民生政府治理进行中国化、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能着重解决新形势下如何发展本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政府问题。在政府治理理论体系内综合多维立场,阐明民生与民生政府相关理论,并结合江苏政府民生实践的发展状况对江苏民生治理进行综合评估,通过统计资料收集、实地调研等方式获得相关数据,建立江苏民生政府的治理模型,进一步增强理论的可操作性,同时为改善民生和发展民生的实践提供有效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