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间组织的兴起及其法治意蕴

民间组织的兴起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法治建设具有下列意义：有利于“良法”的制定、有利于权力的制约、有利于法治社会根基的培育以及有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为了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政府要转变观念、调整职能,为民间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民间组织要加强自身管理、完善组织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     

以社会制约权力

权力具有天然的扩张性特点，政府的权力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后盾，对于公民的权利构成重大的影响，政府权力失控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必须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本文从政府的目的、权力的来源等方面论述政府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守法对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当政府权力失控，超越法律规定的界限时，公民凭个体的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而一个独立于、外在于国家的社会，构成了国家与个人的中介，能够有效地对权力形成制衡，这是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关于以社会制约权力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     

法治政府建设视域下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政治改革的稳步推进和文化的日益多元化发展,中国民间组织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态势。民间组织的发展对法治政府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制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意志的＂良法＂;有利于形成监督、制约行政权力的组织力量;有利于完善保障公民权利的社会机制;有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有限政府。在当前中国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应该积极培育、正确引导民间组织的发展,推动中国法治政府建设。     

关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的思考

民间组织已成为中国社会和政府转型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虽然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前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就其与政府关系而言,近些年来,面对民间组织的迅速崛起,政府对民间组织采取过于强化控制管理政策,使得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因此,完善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是解决民间组织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民间组织发展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发展奉行的是政府选择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培育民间组织,有利于实现传统民间组织的现代性转换,符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但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政府主体与民间主体之间相矛盾;政府主观预设与客观需求之间相脱节;政府自身不合理的价值偏好与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要求相背离;政府选择所形成的行政依附与民间组织的独立自主相违背。因此,在民间组织生成方式上逐步实现由政府选择向社会选择的路径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间组织自主性、促进民间组织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优化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形成良性社会结构、化解社会风险的需要;是提高社会自主能力,实现权力回归社会的需要。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论法治与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政府权力受到社会和公民限制的政府,法治下的政府才能成为有限政府.法治的要义就在于调解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遏制政府权力的专横和腐败,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正当利益.法治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没有高度的民主,社会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制衡政府权力,也就无法真正建立有限政府.法治是建立有限政府的基础,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势力均衡,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政治监督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制约.     

民间组织的培育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法社会学的视角

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作为市民社会重要代表的民间组织起着重要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民间组织的必要性体现在:民间秩序是法治秩序的基础,民间组织可以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影响和监督公共决策实现“善治”,民间组织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民间组织可以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并在公共权力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桥梁,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组织有所发展但仍存在不足,需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促进民间组织良性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韩非之权力主义“法治”论剖析

在韩非法治论逻辑中，人性基础上所建立的法律控制形式是以君主权力为核心的集人治与刑治为一体的专制主义；其所导向的必然是以权治法、以刑治民、以吏为师的权力主义法治形态及其意识形态；韩非理论；从反面说明了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提倡民本乃有权利意识，限制君权乃有制度理性，二者乃法治之本，前者为法治之“体”，后者为法治之“用”。     

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权力的定位及其法律规制

社会管理创新对社会能否形成稳定良好的秩序,产生持久和可预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战略性意义.我国对政府权力的法律规制显得比较薄弱,回应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政府权力在整个社会管理过程中都需纳入法治化轨道,实行权力与责任的紧密相联,致力实现法治政府目标.因此,既重视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又重视政府权力的法律规制,这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无法回避的的一个现实命题.     

论农村民间组织对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现实价值

新农村建设之“新”,关键在于通过创建新的法律制度,把农村、农民、农业重新植入一个新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中,并以法律和制度保障新农村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发展动力。农村民间组织作为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作为农民组织化的载体,和新农村法治建设实质上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基于当前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农村民间组织对基层法治建设显示出重大推进作用。本文围绕新农村法治建设,着重论述了农村民间组织在奠定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政治基础等诸多方面所呈现出的现实价值,以期重视民间组织在新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为实现新农村的法治建设寻找一条新的途径。     

论法治条件下有限政府的构建——兼论洛克有限政府思想的现实意义

本届中央政府执政后充分认识到依法行政在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十年建成法治政府的宏伟目标,这是我国宪政建设和依法治国的重大举措.有限政府是法治政府建设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洛克《政府论》(下篇)论述了政府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和社会契约的缔结,由社会契约所产生的不是绝对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政府的目的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其有限政府思想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论行业协会的自治权及其限制

行业协会的自治权是行业协会的核心权力,亦是其发展的基础,但在一个法治的社会中,不能任凭这种自治权肆意行使,这种自治权应当受到法律的制约,要真正地实现这种法律上的制约首先应从行业协会自治权的法律界定着手,具体分析权力来源及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法治条件下对行业协会的自治权进行法律限制的必要性,最终提出在法治社会中对行业协会的自治权进行限制的有效路径。     

论政府善治的诉求

政府治理是指政府运用公共权力对社会实施管理的过程,“善治”即良好的治理,是政府管理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治理”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逐渐从极权统治走向法治,从“善政”走向“善治”,对政府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试论民间组织的非营利性及与政府的关系

现代社会需要一些具有合法性、自治性并带有志愿性质的民间组织来从事经济发展、社会服务、科研文体等活动,以填充企业和政府力所不及或不适于进入的那些领域。民间组织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不以营利为目的”和“非营利分配性”,即区别营利与非营利的关键在于分清经营目的和经营所得的用途。民间组织与政府是互动的、互补的、相互依存、也是相互牵制的,双方应结成“伙伴关系”,其结果将是共同受益。     

以“躲猫猫”案为视角谈我国政府公信力

2009年发生于云南省的“躲猫猫”一案，引发了又一轮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过程，同时，为了更好地控制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力，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必须提高政府公信力。本文以“躲猫猫”一案为视角，介绍了政府公信力的一般理论、政府公信力缺失的变现及其缺失之原因，并提出一些建议。     

宪政制度设计视域中的政府转型——权力制约与行使的路径

宪政制度设计思想为规范政府权力，促使政府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制度设计思路。从宪政制度设计思想出发，思考政府转型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通常有两条进路：一是通过规范分权来规范政府权力，使政府超越于市场与社会，自主地制定公共政策，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二是调整政府权力与社会组织的权利关系，促使各种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政治，从而防止政府权力变异，促使政府承担其公共责任。     

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困境及其因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政府与法治化相互契合，法治化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核心要素、重要标志，同时成为解决数字政府价值冲突的重要途径。当前数字权力的扩张与数字权利保障的失衡、数据共享成本高昂催生数据孤岛的形成、数字鸿沟加剧信息“贫富差距”、政务数据面临安全挑战等构成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困境。对此，首先需要在入口规制、过程规制和结果规制三方面抑制数字权力扩张；其次，加快推进平台共治重塑政府运行模式、消弭数字鸿沟以保护数字平等权、加强救济机制以保障权利免受数字权力的侵害；最后，在政务数据开放程序法定化、数据利用安全过程机制以及数据留痕备查和考核评估机制等三个方面构成政务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需要牢固树立“顾客导向”的政府理念;需要根据履行政府职能的需要进行“机构整合”;需要政府围绕权力运行实施“流程再造”;需要围绕政府责任实行“绩效约束”;需要围绕政府行为建设“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法治与政府的宪政整合

构建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环节,是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核心内容,也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系统工程。法治政府的生成遵循着自身特有的规律,法治政府决不是“法治”与“政府”的简单叠加,就实质而言,法治政府是“法治”与“政府”的宪政整合,这一结论是从现代法治的一般面貌、宪政对法治的基本要求以及法治政府的构成要件的关联分析中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