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新开拓

海洋亚洲环境史无论是从海洋史还是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都是一个急待开拓的新领域.本文梳理了海洋亚洲研究的学术谱系,提出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从纵向看,可以分为1500年以前、15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获得独立以及独立后三个时期;从横向看,需要研究历史上海洋环境的变迁、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史、海洋环境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关系史以及历史上海洋环境文化的演变等四方面内容.最后,在初步总结海洋亚洲环境史的阶段性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了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以及推进海洋亚洲环境史研究的具体设想.     

文学口述史:理论与实践

口述史与当代文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与传统文学史相比,文学口述史具有人民性、故事性和操作性.这种"活"的文学史不仅讲述鲜活、生动的口述史料和文学故事,而且展现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叙事技巧.文学口述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二是口述史料的综合研究.如果我们将口述史料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拓展出文学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主要包括比较研究、记忆研究、媒介研究等.     

日本北方史及其周边地域研究概况点描

一、日本北方史研究的源起关于日本北海道及其周边地域的古代史研究,早在1968年(昭和43年)即已开始.当时,作为北海道古代史协会的支部长三森定男先生带领六名青年研究者开始了这一领域的探讨,从而也开拓了从日本的北方研究日本史的新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新趋势

本文是对1999年6月在香港浸会大会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周年机遇与挑战"国际研讨会所做的有选择的评述,以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一些新趋向.在史学史、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等研究领域,与会中外学者有不少探索与收获.但总的来说,国史的研究在目前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

拉丁美洲环境史研究启动虽晚但成果丰富.拉美环境史研究在森林史、采矿史、外来物种侵入史、土著民族与国家的环境关系史、环境主义史等方面成果突出,但也存在突出当下主义、忽视城市环境史研究等问题.     

寂寞与冷清——20年来张天翼小说研究述评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近20年中,张天翼小说研究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研究、艺术研究、比较研究、文学史定位等方面.虽然在研究的个性化与多元化方面有一些拓展与深入,但是评论界对张天翼的关注显然不够,论题重复、视角单一、创见贫乏使研究陷入徘徊、停滞不前的状态,张天翼研究面临着危机.期待在新世纪里研究者能够激发出创造性,开拓张天翼研究的新境界和新领域,使张天翼小说研究向纵深处掘进.     

区域史研究进路及其问题

借鉴于西方史学而脱胎于地方史研究的区域史研究,含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其一是沿着传统的地方史研究,注重史料梳理与铺排,以期勾勒出地方的历史画面;其二是追步西方史学的理论,冀以问题为焦点,对地方性史料重新加以审视,揭示区域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如果借用逻辑学的术语,前者可称为第一序(first order)研究,后者则是第二序(second order)研究.目前区域史研究中所出现的若干问题正是由于忽略了对这两种进路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思.     

关于区域史研究的理论思考

区域史是近年来在国内史学界颇为流行的一个史学研究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理论问题如区域史的定义、研究方法、学科价值等,成为史学界热议的话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是史学界规范区域史研究的学理诉求,也将推动区域史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鉴于此,本文在总结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区域史研究中区域的界定原则、区域史定义、学科价值及研究方法等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认为:加强跨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深化对区域史研究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实现区域史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是区域史研究者今后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     

1997年以来的中国禁毒史研究

近十年来,随着毒品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术界对中国禁毒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和广泛,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无论在总的禁毒历程方面,还是在阶段性禁毒史方面以及区域性禁毒斗争方面都有了新的研究成果和进展,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禁毒史的研究领域,开阔了研究视野,为今天的禁毒斗争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借鉴.但也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在研究的力度以及一些细节方面,仍有急需改进和深化完善的地方.     

文化建设: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搞好文化建设需要人类学这样的综合性学科发挥作用.人类学应该以此为契机,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建设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具体应用中采取决策参与模式、辩护模式和文化策划模式,从而拓展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新领域.     

由《性命古训辨证》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处在"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时期的傅斯年,既继承传统学术中积极的一面,又汲取"西洋学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及其同时代人治学思想中优长之处,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性命古训辨证》为傅氏代表作之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是其特色,是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表现。     

当代重要学科学术史研究的开拓性成果——《人民日报》“走向繁荣·哲学社会科学60年”专栏综评

《人民日报》“走向繁荣·哲学社会科学60年”专栏,分别对中国当代60年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若干重要学科进行了系统、深入而精简的研究,是当代重要学科学术史研究的开拓性成果。编者用心选择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的学科是最重要的选题,具有强烈时代和社会现实意义的重要学科也被选入。系统地总结各重要学科的主要学术成果．精简地概括其重要学术观点,是其主体内容。深入分析总结各重要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是其又一重要方面的内容。     

学术史与“学案”体——序《民国学案》

学术史必须研究“学术”,要研究并评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以阐明其学术意义和历史意义。“学案”作为学术史的一种体裁,既有其优点,也有局限性。     

陶行知研究范式的新转向

当代学术史作为近年来一门新兴的学科,为陶行知研究的转向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通过学术史的研究,将陶行知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口述史等方式,为陶行知研究的分源别派奠定了基础。将学术史引入陶研领域,丰富了陶行知研究的内容,增强了陶行知研究的生动性,并推进了陶研学科体系的构建。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与走势

中国现代社会历史是以政治为轴心展开的。故而,政治史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前,在政治史研究继续扩展的同时,社会史、文化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亦呈风靡之势,关注点也由宏观转向微观和个案,且研究领域继续呈扩大趋势。近年来,在历史研究领域出现的对学术问题的论争,或是源于对资料引用或理解的不同,或是因时代变迁后审视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或是因研究方法、思维方法乃至史观不同所致。目前,学术研究的无国界性以及多元化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已在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同,在此种境况之下,人们的历史意识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由此便直接影响到对问题的看法。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取何视角,忠于历史事实始终都是史学研究需遵循的一个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     

质疑“文学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其理论内涵一直无法界定。学术界对于“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有着很大的盲目性与时尚性。     

"方法论"的引领: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学术

20世纪末的中国人文学术,虽然并没有像80年代中后期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方法论,倡导方法论,但丝毫没有忘却学术研究对方法论的总结、运用与开掘;无论在哲学、历史学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学术方法论的更其深入、更其沉潜、更其扎实的思考,都似乎可以理解为中国人文学界对于新世纪学术的一种最直接的贡献,或者说是一种最切实的导引,一种最热烈的企盼.考察20世纪末三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基本成就,应能清晰地看出,作为那个世纪中国人文学者走向新世纪基本学术姿态的显现,更深入、更沉潜、更扎实地思考方法论问题,总结、介绍并运用中外古今学术方法,开掘新的研究方法,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人文学术的显著特征.     

白族人的族性与白族研究学术史

本文将白族研究置于中外学术史中,对一个世纪以来的白族研究学术史进行评述。认为学术研究具有生产白族人族性知识的能力。白族人的族性在学术史中是流变的,因研究者的身份、知识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差异而对白族的族性提出相异的判断和阐释,它让我们看到政治与学术同样是构建族性的基础元素。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态势述评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留下了特定时期的一种民族印记。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十年中,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分为政府推动和学界推动两个方面,学术会议作为重要载体,名家云集,观点荟萃,研究成果丰硕。重庆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对于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推动＂二战＂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于促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