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韩愈《毛颖传》的深层思想

浅析韩愈《毛颖传》的深层思想于泓，毕宝魁韩愈《毛颖传》写作于唐宪宗元和初年，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篇奇文，所包孕的思想极为深刻．所采用的笔法令人叫绝。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说：“吾自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南来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     

论韩柳《天说》的自然天道观

本文从韩愈创作时的社会处境 ,作品的多种艺术手法 ,所出之源 ,及其与柳宗元、刘禹锡之间的相互阐发等多方面 ,论述韩愈《天之说》、柳宗元《天说》、刘禹锡《天论》和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等一组哲理散文 ,同属自然天道观     

《史记》的文学价值——《史记》不是官书,而是私人著述

司马迁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不仅在史学范畴创造了通史、正史的先例,被称为史书的“极则”,也在文学领域中,创造了纪传体散文的典范。兹仅就其文学方面的价值。略述于下: (一)《史记》纪传文学的宝贵根据 《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列传”和一些“本纪”、“世家”中。考其根据,应有三个方面,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一,在思想方面,主要导源于儒家,其次也受道家和法、墨诸家的影响,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这在当时显然是进步的。司马迁十分尊重孔子和六经,《史记》之作,就是标榜《春秋》而又有所发展改造的。班固说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先黄     

陆贽与唐宋古文大家

诸多论者只简单强调历史上的骈散之争，其实骈文大家陆贽对唐宋古文大家的散文有着巨大的影响。陆贽是韩愈的座师，而韩愈是最早给陆贽立传的作家；陆贽任宰相后，方使屡试不第的柳宗元如愿以偿，陆贽的为人、为文对柳宗元影响巨大，陆贽遭贬，柳宗元愤然撰文抨击时政；苏轼把宋代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与陆贽、韩愈、司马迁相提并论，认为欧阳修“论事似陆贽”，自称年轻时即好“陆贽书”，“私所钦慕者，独陆宣公一人”，为文为政多承陆贽。可见，陆贽与古文大家们均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兼容的气派。     

司马迁关于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

司马迁极力批判商鞅"刻薄少恩"的言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记?商君列传》全篇内容几乎都是为了批判商鞅。二是从《史记》的文章编排来看,太史公十分推崇儒家道德教化,因此对法家"刻薄少恩"言行尤为不满。三是从司马迁对其他法家人物评价来看,这种"刻薄少恩"的言行是太史公所批判的失德行为。司马迁对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及对儒家道德教化的推崇息息相关。     

韩柳思想文风论略

唐宋八大家,唐只有二位,即韩愈、柳宗元.文学上,柳宗元与韩愈同道,他们竭力提倡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他们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柳宗元去世前,托孤韩愈;韩氏的《柳子厚墓志铭》等文,悲悼亡友,情真意切,催人泪下.韩柳二人的创作,交相辉映,都登上了散文创作的峰巅.韩柳二人在思想、学术、文风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呈现比较复杂的现象.     

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朝鲜文人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非常推崇,不仅从史学、文学等角度高度评价《史记》,在评价他人时,更是以司马迁与《史记》为准的,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常常追溯到司马迁与《史记》。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著作时,金泽荣积极向《史记》学习,践行司马迁的史学观,秉承"实录"精神进行撰写。     

《史记》与司马迁之“愤”

《史记》与司马迁之“愤”刘振东山东曲阜师大中文系“抒愤”是《史记》的写作目的之一《史记》是司马迁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创造出来的，《史记》的价值之所在，就是司马迁的生命价值之所在。对此他有清醒的自觉，从他所谓：“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都大邑，...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史记》中的君子观

君子从孔子以后被逐渐赋予了道德的含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论述了五种可以列为君子的表现,体现出鲜明的君子观。《史记》中为历史人物作传时十分注重人物的道德品质,每传结尾都有赞语对传记中人物进行总评。太史公司马迁对《史记》中历史人物的选取以及史实故事的提取都深受其君子观的影响。     

深意远神 不拘一格——论《史记》的“太史公曰”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杰出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史记》,无论从史学角度还是从文学角度看,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并为后人所推崇。本文专从《史记》的“太史公曰”之内容、作用、形式等三方面采进行探讨。     

论司马迁的文学理论

《史记)是汉代艺术水准最高的文学著作。司马迁艺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个人的文学见解、文学主张是分不开的。本文结合《史记》内容,从文学价值观、文学功能观和文学批评标准三方面对司马迁的文学理论加以归纳分析。 一、司马迁的文学价值观 先秦时期,常说的“文、文学、文章”是指学术、学问。从今天的观点看,先秦最典型的文学著作是《诗经》和《楚辞》,但前者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教科书,     

创儒道互补 成一家之言─—《史记》导读(中)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具有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特征，每每以儒低道，以道普儒，排斥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而将儒家的阳刚精神和道家的阴柔性质有机地融为一体、首创“儒道互补”。儒道互补体现于司马迁思想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整部《史记》。明此一端，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思想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赞美儒家的大同小康，维护进步统一；排斥道家的小国寡民，反对分裂倒退；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摒弃儒家的繁文缩礼，以儒家的…     

浅谈《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

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在篇末对事件、人物阐述自己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以来,这种文学形式一直为后世文学家所效法。在散文中,如柳宗元《捕蛇者说》在写了一个宁可死于毒蛇而忍受不了苛政的捕蛇人之后,便加上一段评述。在唐人传奇中也屡见,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房千里《杨娼传》等。这些作品虽然没有直接用“某某曰”的字样,但无疑是借鉴于马司迁的“太史公曰”的文后加评     

论司马迁的论断语言艺术

论司马迁的论断语言艺术杨松岐司马迁的《史记》犹如一个繁花似锦的万花筒，从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最美的景观。特别是建国四十年来的研究，已辐射到司马迁其人和《史记》其书的各个方面，《史记》研究的新方向、新领域在不断开拓。但据笔者所知，对《史记》语言艺术的研究...     

论司马迁的道德价值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先人有言：咱周公车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到手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有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只引篇名）显然。司马迁在此向我们昭示了他著《史记》的文化背景及其方法，即司马迁将自己伟大的史学创作置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以继承周公和孔子的事业为己任，以“正《易传》”和“继《春秋》”为其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理论纲领。需要指出的是…     

《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分析——兼辨“李陵之祸”

司马迁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史学家,这一结论被普遍认可。显然,这两个判断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司马迁写了一部《史记》。那么,《史记》一书自然应该是文学和史学相结合的范本了。可是,我们不难理解,由于文学与史学各自规律与法则的不同,它们从来也没有,永远也不会结合得让人十分满意。《史记》没有例外。通过分析《史记》优秀人物传记的超历史指谓性,我们发现,《史记》里最为人称道、流传最广的人物传记,往往最愧为“实录”,最不可信。     

试论邓州与夏文化渊源

文章认为,邓州也是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一块尚待发掘的夏文化处女地。文章从以下四个方面探究邓州与夏文化的渊源：从碑记、地名和史书中看夏文化;从司马迁《史记》中的“夏人”觅夏文化;从邓州现代考古发掘说夏文化;从唐代杜佑《通典》“邓为禹都”说夏文化。     

在超越与探索中行进--评张强教授的新著《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

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一向是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镇。从西汉算起,《史记》研究已走过两千多年的历程。在这一时间里,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乃至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及史学研究中的显学。回顾《史记》研究的历史,其成果之丰富令人眼花缭乱。无论是司马迁生平事迹考证、文本章句阐释,还是思想义理研究等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成果一方面为推动《史记》研究走向深入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内容上的重叠也给《史记》研究带来了困惑。近读张强教授的《司马迁学术思想探源》(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我以为,这部专著的问世从正…     

试说《史记》选择的抒情功能

随着《史记》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史记》中所蕴含的司马迁的情感活动愈来愈关注了。但是迄今为止,还缺乏既具体扎实又具有一定概括力的研究。我以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过程自选择始,选择亦是《史记》抒情的第一步。一般说米,当艺术家寻找着形式、人物和事实时,就已经在表达着自己独特的情思了。在强烈激情的驱使下,司马迁通过努力寻找与自己情感相一致的东西,即最能表现自己独特感情的形式、人物和事实来建立传情达意的渠道,展示自己的心灵底蕴。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司马迁在《史记》中的选择特性及其抒情功能作一勾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