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综合平衡问题的一些理解

综合平衡是国民经济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整个经济工作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学界对此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在理论上逐步解决了不少问題。但是,对综合平衡究竟是什么、应当做些什么和怎样做,大家的看法还不是完全一致的。特別是联系到实际工作,沒有解决的具体问題就更多了,其中有屬于认识的问題,也有屬于由认识所延及的方法问題。例如在实际工作中对综合平衡就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神秘感,认为综合平衡太“玄”,似乎高不可攀,这也是由于对     

关于国民经济平衡的几个争论问题

一、几点“从概念出发”的意見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題应当从实际出发,不能从概念出发。我在这里,为什么辟头就要谈几点“从概念出发”的意見呢?因为关于国民经济平衡问題已经存在着某些概念之爭,有必要先把自己的某些有关概念交代清楚。1.关于综合平衡我所谈的国民经济平衡是指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我的确认为,把“综合平衡”作为国民经济的平衡来理解,可能是比较科学的。但是,既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我看,就不如在综合平衡的前边加上个限制词好一些。至于不加限制词的所谓综     

是批判的继承,还是全盘肯定?——再与冉昭德先生商榷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

冉昭德先生的《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一文,是针对我的《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一文而写的。在这篇文章中,冉先生提出了一些很值得讨论的问題。本文着重于对几个有关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的原则问題,提出一些与冉昭德先生不同的看法,以便于进一步讨论。分歧的实質是什么? 关于我们讨论班固的《汉书》问題的分歧,本来是很清楚的。冉先生一味的称赞所谓班固的历史观的“进步方面”,认为班固对事务的看法能“不偏执一端”而“注     

正确运用历史观点探讨真理的问题——并与何祚庥同志再商榷

我們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曾以《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解和运用》为題,提出关于实践标准的絕对性和相对性及真理的絕对性和相对性的理解,并对何祚庥同志的《論自然科学研究中有关实践标准的若干問題》一文的个別章节中有关的問題进行商榷。以后,我們很高兴地从《新建設》1962年11月号拜讀了何同志的答文,在此期間又陆續看到有关真理和錯誤关系問題爭論的文章。为了进一步探討这个問題,我們不揣冒昧,除謹与何祚庥同志再商榷外,并对一些同志的某些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     

不上屋頂 焉治屋漏——学习《实践論》一得

过去,我对理论学习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学习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搞好工作,何必一坐几天,躭误工作?而且,学习了一些“空洞”理论,也未必能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題。因此,对学习不成兴趣,每次学习不是迟到,就是早退,偷偷地去搞自己的工作。有些同志对我提出了批评,思想上甚至产生了抵触情绪。     

关于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問題的研究——1962年2月24日在武汉大学的讲演稿

在学习和研究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論和社会主义經济运动規律的过程中,我接触到一些有爭論或疑难的問題。在《关于生产关系的几个理論問題的研究》一文中(載1961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我曾对其中的“所有制問題”、“生产关系总和問題”以及“生产关系和經济基础问題”,提出了自己的粗淺認識。本文拟繼續就馬克思主义学者有爭論的“生产力二要素或三要素問題”作一些研究和討論。     

把调查研究工作提高一步

如何进一步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水平?我想就这个问題谈谈自己的体会和看法,請同志们指正。一近几年,由于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我也曾参加过几次经济调查,也常到工厂或实际部門去。但这些调查研究活动是零打碎敲的,有时是因为教学中遇到一些问題,需要摸清实际情况,才能讲授清楚;有时是为了完成一个临时选定的科学研究项目,需要     

广东省經济学界探討农产量抽样調查的理論問題

最近,广东經济学界部分同志就本省农产量調查試点工作中所提出的一些理論問題进行探討,并写出了若干篇論文,其中有省統計局陈应中同志的《农产量抽样調查方法的几个問題》(见《学术研究》1964年第2期)、許隆同志的《关于粮食产量抽样調查方法問題的探討》、暨南大学經济系祖延安、庆华同志     

关于民族典型与阶級典型——与贾文昭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1960年第一期发表了賈文昭同志的《試談文艺理論中几个爭論的問題》,将近几年文艺界討論的主要問題,作了概括介紹,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有許多论点是正确的。不过,关于典型問題的某些論点,我們有不同的看法,特提出請教。 賈文昭同志說:“共性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性,分析典型无論如何离不开阶級观点”。无疑,这話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又論述了“需要解决典型的种类問題”,却这样說: 典型是否只有阶級、阶层的典型?有没有时代、民族的典型?不少同志一談到典型,总是只     

赵洵講语言学与方法论问题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赵洵同志最近应武汉大学和湖北省语文学会的邀請,前来武汉作了《捍卫馬克思主义语言学说》、《语言学与方法论》、《索绪尔学说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原理》、《语义学的几个问題》、《俄语语法中的几个问題》等专题报告。在有关的报告中,赵洵同志对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发表前后的历史情况作了论述,认为必须充分肯定这一著作的重大历史意义。它不仅解决了当时苏联语言学家长期未能解决的语言学上的一系列理论问題,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飞跃的爆发与非爆发两种形式等哲学问题上     

关于真理问题的几点意见——与陈翰伯同志商榷

1962年4月12日《文汇报》刊載了陈翰伯同志的《关于科学史上的錯誤观点》一文以后,引起了关于真理和錯誤問題的討論。9月27日《文汇报》又发表了陈翰伯同志的《真理是一个过程》一文(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此文),对一些問題作了答辯,讀了以后,得到很大启发。但觉得其中仍有几个問題,有进一步探討的必要。真理和真理的認識过程不能混为一談陈同志认为相对真理(实际上就是真理)包含錯誤。他說:“……因而,我們說某些相对真理包含錯誤,是不足为奇的”。按照他关于这个看法的論述,我认为:第一,     

置无产阶級阶級观点於何地?——和宁可同志商榷

自从宁可同志发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一文,对林甘泉同志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以后,史学界就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内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等问題,展开了爭论。这場爭论所牵扯的实际是如何总结建国以来的史学研究经验问題,如何分析当前史学研究中的两种世界观和两条道路斗爭的问題。为了首先划清爭论中不同意见的是非界限,理解这場爭论的分歧实质,     

关于逻辑学一些问题讨论综述

我国哲学界关于邏輯問题的討論,是从一九五六年在党的“百家爭鳴”方針指导下展开的。通过近几年来热烈的討論,大大推进了对于邏輯学中一些基本理論问题的研究。首先引起討論的是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关系問題。自从周谷城同志在《新建設》上发表了“形式邏輯与辯証法”一文,对这个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很多同志对周谷城同志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討論就广泛而热烈地展开了。但是,大家在討論中逐步感到,要解决这个問題,首先必須解决形式邏輯和辯証邏輯本身的一些理論問題。于是,接着就从形式邏輯的对象和客观基础等問題,进而集中到真实性与正确性的相互关系問題的討論,并且圍繞这一問題来探討形式邏輯的对象、客观基础及其認識作用。茲将討論的情况和当     

关于农产量抽样調查方法的商榷

《学术研究》1964年第二期刊載了陈应中同志《农产量抽样調查方法的几个問題》一文,讀后受到很大的教益,但对該文所論述的某些問題,却感到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談談我們粗浅的看法。論述不当之处,希望陈应中同志和其他同志批評指正。     

有关社员劳动报酬计入农产品成本的几个问题

(一)社員劳动报酬应該計入农产品成本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劳动报酬应否计入农产品成本这个问題,目前在经济学界有不同认识,实际工作中也还沒有很好解决,因此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持不同意見的同志,都认为要结合实际来讨论这个问題。大家都主张,社员劳动报酬是否计入成本,应该从是否有利于集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否能够促进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的改进,以及是否有利于国家制定农产品价格等方面来考虑问題。这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又是它的落脚点。这种讨论的前提我完全同意,现在就根据这个精神,对有些同志的论点提出一些商榷意見。主张社员劳动报酬不宜计入成本的同     

歷史科学的几个理論问题

近年我國史学界对歷史分期問題的爭論,到現在还沒有解决。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我認为歷史学中的一些理论問題,各执一端,是造成这种爭論長期沒有結果的最根本的原因。 現在我对几个史学理論問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謬誤之处,请予批評。     

質变过程中有部分質变嗎?——兼与蔣捷夫同志商榷

質变問题在質量互变規律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能否正确地掌握它是能否正确掌握質量互变規律的重要关键。因此,对这个問題进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和探討是十分必要的,它有着重要的理論意义和現实意义。本文試图就学术界正在展开討論的关于質变过程中是否存在部分質变的問题,談談个人的看法。《文史哲》1963年第5期发表了蔣捷夫同志《关于量变質变規律中的几个问題》一文,对質变过程中是否还有部分質变問題做了肯定的回答,我認为值得商榷。     

关于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与王慎之同志现商榷

王慎之同志著文强调,劳务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他从几个方面,对我写的《劳务价值论不科学》,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认为,他的文章在许多地方,对我的意见理解错了;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些应当商榷的问题.     

再论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载《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以下简称《评价问题》)以及《现代西方哲学》一书绪论中,就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评述现代西方哲学提出过一些看法。《学术月刊》1983年第4期发表了陶济同志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针对我的《评价问题》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现在我结合对陶文的评论,再谈一些看法。     

论“民氓”、“野人”、“草莽之臣”的阶级地位及孟子政治思想——与李蔭农同志商榷

《学术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李蔭农同志的《关于孟子的阶级划分論》,提出的几个問題都值得大家讨论。我在第一次拜读李同志这篇大作时,写了一些读后言,认为《关于孟子的阶级划分論》所谈的,其实可归纳为“民氓”、“野人”、“草莽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