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文明的甄别——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前提

在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文化”的概念,“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一直含混不清。文化史的研究出现形式化、一体化倾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考察,认定事物内在的抽象是“文化”,外在的显象是“文明”,提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文明史,文化史更侧重于以历史为基础的现象分析。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和学堂历史教育推动下的产物;中国从日本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文明史著作,如《中国文明小史》、《万国史纲》、《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在学界和教育界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它对更新近代学人的史学观念,推进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式的文明史编纂形式对近现代中国的史书撰写尤其是自编历史教科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文化史学与历史哲学

文化史学与历史哲学张富祥一文化史学的传统，着宽泛一点说并不始于近现代。例如日本文化史学的代表学者西田直二郎便认为，在日本，这一传统就存在于《愚管抄》、《神皇正统记》及《读史余论》等古典史著形式中（《日本文化史序说》）。同样我们可以说，无论在中国、在西...     

19世纪下半叶德国文化史编写状况探析

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实证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史学界则出现了文化史编写热潮。文化史固然补充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真空地带,国际史坛上文化史亦状态活跃,但德国文化史编写仍面临重重困境:除自身缺陷之外,还要面对政治史强有力的压制,需要突破德国"历史主义"主导下的学术氛围与政治环境的双重夹击。因此,德国文化史发展的"先天不足"为德国传统史学走向20世纪新史学转型的艰难之路埋下伏笔。     

新社会文化史与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范式转向

新社会文化史强调对历史结构的“深描”,将个人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主张在“自下而上”的过程中从文化意义上研究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形象”,发掘象征被赋予意义的实践的历史,以此寻找重新解释历史的文化语码.这种史学观影响并造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研究视角、学科话语和描述方式的范式转向.     

赫伊津哈和他的文化史研究

本文通过对现代荷兰著名文化史家约翰·赫伊津哈史学思想的分析，重点介绍了他以文化“均衡论”和“游戏”概念为中心的文化史观，对现代文明的批评与诊疗，及对后世心态史学的重要影响，以说明其对发展西方文化史传统的作用与贡献，从而正确认识和评价赫伊津哈在西方文化史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新文化史视域下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新文化史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教育史学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与历史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应该也需要从历史学中汲取营养,获得自身新的发展.近些年来在教育史学界悄然兴起的教育活动史研究可以从新文化史当中获取一些新的启示.新文化史视域下的教育活动史研究需要实现“三个转向”:研究视角应从上层转向民众,将人重新放回到历史当中;研究重心应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具体描写;历史撰述应从分析转向叙事,注重平实生动.     

蔡尚思教授与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的“蔡尚思教授与中国思想文化史学术讨论会”于11月11日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这也是一次蔡老百年诞辰与执教75周年的庆贺会。会上蔡老的众多学生及弟子发了言。姜义华教授认为蔡尚思教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上主要有四方面的贡献。一,1939年出版的《中国思想研究法》是其生平第一部代表作,其最大特点是扩大了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二,在《中国思想总批判》及其补编中,蔡先生对两千年来的孔学、儒学,包括程朱理学等都作为封建思想来批判,旗帜鲜明地继承了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     

史业今生未许休——阎宗临先生的文化史研究论略

本文是对《阎宗临史学文集》及其他著作的简单评介。论述从三个方面展开，即世界文化史、中西交通史以及笺注。贯穿在阎宗临史学研究中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的文化史。它既表现为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介绍，也表现为对中国本土文化的热爱，更表现为对世界文化整体性的确信。阎宗临先生在文化史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值得今天的学术界注意。     

再论文化自觉与中国思想史研究

文化自觉思潮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一种主要思潮。所谓文化自觉,就是将人们关于自然及社会的认识提高到文化的自我觉醒和自觉设计的高度来加以思考。文化自觉的视野将深化对中国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理解。从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研究文化思想将突出对思想的文化意义的研究。文化自觉的视野将促进对文化交流给思想发展带来的影响的研究。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新文化史在过去20多年的西方历史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它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以往历史的看法。其影响所致,渐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本文对此提出了一些反思,并对新文化史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应用情况作了相应的述评。     

白寿彝通史编纂实践及其理论体系初探

白寿彝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有影响力的学者,带领国内众多著名史学家,经历20个年头,编写成体裁新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把自己的学术事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其通史编纂理论体系的内容由历史观、国史分期、民族观、中国的疆域、历史文献、历史文学、编纂体例、体裁、中国史与世界史等构成。研究大通史的编纂理论体系对深刻领会白寿彝的学术思想、认识白寿彝的学术贡献都是非常必要的。白寿彝有关中国通史的编纂理论奠定了新世纪通史编纂与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文化形态史观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

在20世纪40年代,几位中国学者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外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中以雷海宗为首的战国策派颇具影响,从而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到5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仍在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探讨世界历史,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尚书》历史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实用理性主义的"王道"史观。发端于《尚书》的实用理性、"民本"、崇尚和平的历史思想是中国历史思想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以《尚书》为原点,中国的史学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史学。《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和整个传统文化两个维度去探讨。《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原初"密码"和基本价值观念,而历史思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对复兴民族文化、促进国家统一和建设和谐世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中国史书之祖,《尚书》中的历史思想也对于在新形势下融会中西历史思想的精华,铸成更有真理性的历史思想体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历史三分法与中国历史哲学

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视阈入手,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对“历史”有一种三分法,即史事、史文、史义,其中史义即是中国的历史哲学。同时,史义包含有“历史之大义”与“吾心之精义”两部分内容。史义与西方历史哲学存在着一些重大差异。     

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本来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腾飞的双翼。中国传统史学步入近代门槛,是在清未维新思潮中,以新式中小学堂普及历史教育为契机的。20世纪初,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响应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率先构建起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中共文化史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是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探讨中国共产党学术史,既能深化中共文化史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也能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的关系提供历史的论证和学理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学术史的研究主要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一是探讨作为政治团体的政党组织对促进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和发展的作用;二是党的部分群体和个体成员的学术思想与中国现代学术构建之间的互动关系;三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与其他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     

《中国思想学说史》的哲学史研究

<中国思想学说史>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该书继承了侯外庐对中国哲学内涵的基本定位,在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之外增加了心性论、境界论的内容,拓展了哲学史研究的内涵;从哲学与文化的互动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中国哲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一些新的判断;继承侯外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社会史、学术史研究视野,提出文化史研究视野.     

知识性的哲学史与存在性的哲学史--兼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新,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