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

回避制度源于司法公正 ,目的是保证司法人员中立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防止诉讼上的角色冲突以及先入为主。我国历史上有诸多关于回避制度的规定并有可借鉴之处。我国目前的回避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 ,应当完善立法、更新观念。     

检察机关抗诉权及其优化配置

抗诉权是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项重要权能,该项权力体现着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具有诉讼监督的属性.与抗诉权密切相关的是刑事审级制度尤其是二审制度.两大法系国家在二审制度的规定上有较大的差异,由此决定了其抗诉权设置的不同.检察机关上诉权的规定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相博弈的结果,各国应结合各自实际和诉讼传统,对检察机关的上诉权作出规定.我国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与两大法系国家相比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但从现代法治的要求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来看,我国检察机关的抗诉权配置并不完善,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必要进行优化配置.     

我国公立大学校长权力约束机制初探

大学自治权力的扩大,为我国大学校长的科学治校提供了舞台。但由于我国的现阶段公立大学校长权力约束制度欠完善,大学权力的下放也为校长权力的失控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应如何在机构设置和制度建设方面制约大学校长权力?使大学校长既拥有治校权力,又受到相应的权力监控,这是我们必须面对、不能回避的一个新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大学校长权力监督体系存在的问题的同时,阐明了我国大学校长权力制约的必要性,提出了制约我国大学校长权力的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的完善

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回避制度既有其自身的价值,又为实现实体公正、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保障.本文结合我国相关立法及司法实践现状,思考刑事回避制度的完善,并提出明确回避理由、扩大回避对象、合理化回避程序等建议,以期最大限度地为实现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回避制度应有的作用.     

论权力伦理基本精神的建构

权力的运行应该受到权力伦理的引导,权力伦理的基本精神应当涵盖权力伦理核心价值的坚守、公共节操的培育和强化、权力边界的制度规约等三个方面.应当倡导权力伦理的核心价值,确保权力对权利的忠诚,保障公共价值的实现;高扬公共节操,培育权力主体的公共德性,让权力主体形成健康、高尚的道德人格;设置权力边界,强化制度对权力的伦理约束功能,使民众尽享权力之利而免受权力之害.     

民事回避若干问题新探

回避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对于保证审判权的公正行使,为当事人合法权益获得司法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民事诉讼法第４５条规定,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申请他们回避：（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二）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依照法律规定,结合司法实践出现的新情况,笔者认为对下述几个问题有必要作进一步探究。一、回避主体的亲属范围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回避第一…     

试论我国刑事搜查制度的改革

我国现行搜查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如立法过于粗疏,缺乏一些重要制度的规定;搜查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合二为一,缺乏监督;搜查程序缺乏必要限制等。制度上的缺陷反映在执法上,就是搜查权力的滥用给无辜公民的正当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如何构建科学的刑事搜查制度,既能发挥搜查的应有职能,又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就成为我国搜查制度改革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权利的保障与权力的制约--论行政相对人的防卫权

行政相对人的防卫权是行政相对人对违法行政采取一定的方式予以制止、回避,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制约权力恣意的一种权利行为能力。它是从行政法律关系中设置权力平衡机制的内在要素。行政权力的公定力与相对人的防卫权不矛盾。与民事、刑事上的防卫权相比较,行政相对人防卫权的构成要件和法律保障有其特殊性。     

论我国政府采购监督主体及其权力(利)配置

我国政府采购监督主体制度在法律规定、法律实施和理论研究方面都存在缺陷,在政府投资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完善政府采购监督主体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应建立政府采购管理部门为主,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与采购活动利益相关者主动参与,其他主体积极协助的多元监督模式,进而理顺各主体的监督关系,明确其权力(利)配置,建立主体多元、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的监督机制,对政府采购进行有效监督,以实现其经济与社会职能.     

我国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检讨

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在行政诉讼过程中 ,人民法院在诉讼当事人缺席的情况下 ,如何对行政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的制度。我国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的规定存在缺陷 ,制度运作与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职权调查制度不相适应 ,在新的诉讼证据规则面前缺席判决制度更加难以运作 ,在撤诉情形下缺席判决制度形同虚设。行政诉讼缺席判决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难有作为。     

合理配置我国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救助程序、前科消灭程序和刑事赔偿程序等.除刑事赔偿程序外,我国刑事审后程序的国家权力配置,存在着不少的缺陷,也缺乏一些必要的制度设计.因此,重新合理配置刑事审后程序中的国家权力,规定裁决权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执行权原则上统一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应强化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建立被害人参与制度和被害人救助程序,完善前科消灭程序和刑罚变更执行程序.     

我国强制措施适用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强制措施制度由于在程序设计上缺乏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其在适用的过程中显现出权力制约乏力、权利保障不足等诸多方面的弊端。合理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构建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完善我国强制措施制度,进而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合理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和谐视野中的法治局面的必然要求。     

从适应刑事审判的改革谈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立法的完善

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推进,本不完善的证据规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实践的需要和诉讼制发展的趋势。综观我国证据立法上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建议从确立证明标准、建立证据能力规则、完善证明价值规则、配置举证质证等程序规则等方面建立和健全我国的证据规则,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法制民主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进程。     

刑法谦抑理念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当今刑法可称之为"变动中的刑法",其在中国当下社会情境中应从理念上予以推敲,推敲其产生的基础,推敲其变动的原因,推敲其发展的逻辑脉络,使刑法在推敲中走向完善。刑法谦抑理念的勃兴体现着变动中的刑法。在现代法治社会,刑法谦抑性是刑法应有的价值意蕴,具有限制机能,其通过刑法处罚范围(犯罪圈大小的划定问题)和处罚程度的限定加以体现。刑事和解恰恰是刑法对传统刑法理念的挑战,是对刑法谦抑理念的回应。刑事和解旨在软化刑法的强制性,增强刑法的诱导观念及道德重建功能;刑事和解是公法的私法化的表现,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具体体现之一,是刑法谦抑理念在刑事司法程序或者说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的最好诠释。     

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

由于刑法和民法的严格分野以及“重刑轻民”的传统司法实践,刑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的认定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往往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尽管司法解释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已有部分规定,但这些规定较少从民法的角度考虑本属于民法范畴的问题,因而存在严重缺陷。合同行为属于典型的私法行为,在合同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应当按照《刑法》的规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合同效力的认定则应当依据《民法》以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成文法的局限及其法律价值选择

成文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中包括: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这些局限性是以语言作为成文法载体而产生的内在的无法靠自身力量完全克服的法律障碍。成文法的局限性之根源在于法律承载着人的多元的价值追求。多元法律价值选择之间存在着冲突,成文法的局限与这种冲突直接相关。     

论刑法的确定性——从法的确定性角度出发

刑法秩序是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基于人们的需要形成的,其确定性的体现就是刑法规范.刑罚权是刑法规范的内容得以实现,获得确定的社会秩序的外在力量.刑法规范与刑罚权的结合使刑法的外在确定性得以确定.作为行为的犯罪使刑法有了内在的确定性.承认刑法的不确定性使我们在刑法建设时应尽量避免刑法的不确定性而得到相对确定的刑法规范体系.     

论量刑规范化应当缓行——以我国现行刑法立法模式为前提的研究

量刑规范化是我国为达成刑事司法公正,限制司法权力的重要举措。量刑规范化的努力,从价值追求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我国量刑规范化以细化实体法规则作为基本方式,其优点是严格限制了司法裁量权,但其带来的副作用——相当范围的公正实现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也不容忽视。如何通过选择合理的规范化量刑方式以达到量刑公正,是一个重大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量刑规范化应当缓行,慎重对待事关整体刑事司法公正实现程度的重大问题。     

大数据安全视角下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之反思

大数据安全问题是信息时代刑法面临的全新挑战,在大数据技术的推动下,计算机数据的价值属性通过“量变”实现了“质变”,催生了新的法益保护需求并弱化了传统法益的刑法保护效果,传统的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严重滞后。重新解释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并对《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规定进行微调,是实现计算机数据刑法保护体系完善必经的司法途径和立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