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

本文从王阳明的心体观念着手,集中阐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的哲学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王阳明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时期,面临着道德的理念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良知本体为内含的心体观念,实现了儒学道德主体的本体转向从理学先验理性的天理本体向经验存在的良知本体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个体存在真正成为道德理性的现实载体,而且使个体存在在最基本(最本原)的意义上成为道德实践(事实)。但是,存在的道德化也就是道德的存在化。就此,阳明心学转向包含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它不仅把儒家道德优先原则推到极至,而且在这个无限性扩充中,道德精神在向存在还原的方向实现了价值超越道德由于存在的无限性扩充,实现为超道德的存在。     

王阳明的良知天道同构论

单纯从善恶的准则和好善恶恶的能力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王阳明所说良知的完整内涵,因为这只是注意到了良知的功能职责,而未注意到其运作方式。而无论功能职责,还是运作方式,阳明都是在良知与天道具有同构关系的框架中来谈论的。这一同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万物先行地内在于良知之中,就像万物内在于天道之中一样,妥善安顿万物构成了良知的根本功能、固有职责;另一方面,万物虽然内在于良知,但又不构成对良知作用的阻碍,一如不构成对天道的阻碍一样,良知本可自然应对不同事务而不必刻意、执着。透过良知与天道的同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对良知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可以明白阳明对私欲产生的根源的理解,即私欲主要根源于人对生与作为的习染,以至于使生与死、作与息等原本平衡的因素失衡。     

超越与内在——比较康德的实践理性与王阳明致良知学说

康德的实践理性与阳明心学的致良知都十分关注主体道德自觉的建构 ,但路途却迥然有别。康德主张道德法则必须绝对地超越于经验实质 ,理性普遍立法越是纯粹、直接 ,道德的威慑力量越为庄严、崇高。而王阳明则强调吾心良知与天理、万物 ,与功夫实践相即相融 ,合一不二 ,致良知本于道德法则 ,却又不离人心物事。康德从理性本体分裂出经验现象 ,而王阳明则汇合超越与实质 ,实现理性形式、外在规范与日用实践、主体精神内在统一 ,要求由绝私堵己、省察克治而达到莹彻了然的绝对道德本体的境界     

王阳明之前儒家“良知”心性学说的历史考察——从孟子到陆象山

自从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良知”范畴以来，它就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良知”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循着先秦儒学的心性论一大乘佛学的佛性论一宋明理学、心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考察“良知”范畴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揭示王阳明心学之前“良知”范畴的历史内涵.     

良知与审美——王阳明美学思想核心问题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王阳明的“良知”含义及其与审美的内在本质联系 ,从而更好地把握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实质。本文作者认为 ,王阳明的“良知”既是一个道德范畴 ,也是一个价值范畴、境界范畴 ,更是一个审美范畴。在其道德性与超道德性、体验性与审美性的“致良知”建构中展示着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试论经量部的学说

经量部又称说转部(Saukantika),是部派佛教中产生最晚的学派。此派产生虽晚,但对以后佛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在大、小乘对立时期,它和毗婆娑论师同为小乘佛教的代表,而瑜伽行派(Yogacara)和中观派则为大乘佛教的代表,并合称为印度佛教的四宗。约在公元一世纪时,经量部从毗婆娑论师即说一切有部中分化出来。与说一切有部的重论不同,经量部则偏重于经。由于所重的典笈不同,所以两派的基本观点也不相同。经量部认为现在实有,过去、未来无体,这就和说一切有部完全不同。经量部的这一基本观点,是在接受大众部的影响与批判说一切有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之,可以说经量部是小乘内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关于王阳明的研究和评价

感谢主席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我这里想讲一点关于阳明学的研究和评价的问题。王阳明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从童年到晚年,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有很多故事。他在学问与事功上达到很高的成就,但一生的遭际却又是十分坎坷的,并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在政治上他早年受到宦官刘谨的迫害,被贬到贵州龙场驿。平定宁王叛乱之后,他受到朝中权贵的排挤,不得不退回老家绍兴讲学。他在学术上也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例如,大概是1523年春天,他的门生王艮北上讲学,宣扬一种愚夫愚妇与知能行的平民哲学。     

试论儒家学说中人际关系思想

儒学文化中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思想内容,其中包含了以“仁爱”为核心的关于人际关系的思想观念,该思想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曾经对整个社会起了维系作用。     

试论朱熹关于动静、变化的学说

动静问题,自先秦以来,就引起哲学家们的关注。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虚构一个“虚极”、“静笃”的世界。王弼继承了《周易》和老、庄思想,虚构了一个寂然不动的本体“无”,他说:“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这两种说法,前者诱导人们脱离运动变化的现实世界,寻求“虚极”、“静笃”的幻境,后者认为运动不是物质的运动,而是非物质性的“无”使之如此,因此,两者本质上都是否定运动的绝对性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割裂、颠倒了“动静”关系。朱熹的动静学说,既承袭老子、王弼的某些说法,又根据哲学斗争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深入作了修正和补充。同时,他不仅发挥《周易》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继承了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思想,并纠其偏。朱熹对动静学说的修正和发挥,以下几方面是值得注意的:     

王阳明的中庸思想

一、王阳明与中庸之道中庸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作为以圣学正传自诩的王阳明,自然也非常重视中庸之道。他面对当时政治腐败、士风日下的现实,慨然叹道:“呜呼!圣学晦,而中行之士鲜矣!”(《王文成公全书·湛公墓表》。下引本书只注篇名)因此,他在毕生的讲学生涯中,竭力提倡中庸之道。中庸的“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范畴。程颐曰:“不偏之谓中”,“中者,天下之正道”。朱熹曰:“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书集注》)陆九渊曰:“中之为德,言其无适而不宜也。”(《陆九     

试论玄奘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复兴

一、玄奘一生的弘法活动 玄奘是中国著名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家。其毕生的弘法活动,先是西行求法,后是翻译佛典。 他西行求法,往返17年,旅程五万里,所闻所履138国。他在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的当时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从戒贤学习《瑜伽师地论》、《顺正理论》、《显扬圣教论》、《对法论》、《集量论》、《中论》、《百论》、《俱舍论》、《大毗婆娑论》、《因明》、《声明》等论典,重点钻研了《瑜伽     

马林诺夫斯基的生平和学说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因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1980年度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于4月间前往美国丹佛市出席授奖仪式.这里谨向读者介绍一下马林诺夫斯基的生平和学说,以及当代国际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布罗尼斯瓦夫·卡斯佩尔·马林诺夫斯基是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创始人,1884年生于波兰克拉科夫市,后加入英国籍.1908年以最优成绩在克拉科夫大学获得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位.后来在一次患病疗养期间,读到G.弗雷泽的一本著作,引起了他对人类学的兴趣.     

审判实践中法官良知的价值和意义

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举证无能、同命不同价等现象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而是可以避免的悲剧。良知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是每个人都应具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理性能力。良知为理性和经验提供道德反思的自觉基础,是个人对自己行为、意图或品格的道德上好坏与否的认知,连同一种要正当地行动或作一个正当的人的责任感。法官良知则是法官个人作为司法判断主体时所应具有的法律职业良知,它是与道德有关的善的知识。法官良知体现了法官的内在品性与人格要素以及对法律的忠诚度。法官的良知不同于良心,它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思想感情,而是一种职业伦理道德。法官的良知观直接指导法官的价值追求和意义追求,这一切都蕴涵在法官对司法的整体性信仰之中,而且影响着所有法官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裁判是法官心灵的印证,是天平的表征,是法官职业赖以生存的元素。一次不当的裁判可能会对整个司法体制甚至整个社会带来负面作用。因此,作为承担审判职能的法官必须拥有法的理性和良好的品质,否则法律将是愚蠢、邪恶且不计后果的。     

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

王阳明的良知论乃是作为一种“觉学”而存在的,并不是知即为觉,而是良知实乃一种良觉,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觉,因为只有道德理性潜藏其中的良觉,才是良知。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良知乃是理性内在积淀的结果,但却呈现为道德直觉的外化形式。王阳明意义上的“结圣胎”,就是这种理性凝聚的规程及其结果。     

试论《老子》道家学说的易学情结

《老子》产生之时代乃春秋末期 ,而春秋末期则为卜筮之事盛行之时代。从《老子》书看 ,其有诸多文句和思想与春秋筮辞有关。是《老子》早于《易传》将《易》由卜筮向义理方向的发展推进了一步 ,后世《易传》中保存和吸收了诸多《老子》道家的思想和观点。以此言 ,《老子》是《周易》古经到《易传》十翼的过渡环节 ,其在中国古代易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论王阳明的伦理思想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为他曾隐居绍兴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后来又创办阳明书院,被人称为王阳明。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王阳明特别重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统一,企图把道德理论、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统一起来,用所谓“致良知”的“不假外求、向内寻找”的方法,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而为挽救朱明王朝服务。     

王阳明的教育方法刍议

本文认为，王阳明的教育方法是我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中的珍贵遗产，对于我国当前进行的教育改革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王阳明提出并亲身实践的教育方法，主要有立志为圣，学贵自得，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着实躬行。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关于“知行合一”阳明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唯心主义说法,即所谓“销行归知”的说法。如“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传习录》上)“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总之,“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另一种是所谓唯物主义的说法,“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