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良知天道同构论

单纯从善恶的准则和好善恶恶的能力的角度,不足以揭示出王阳明所说良知的完整内涵,因为这只是注意到了良知的功能职责,而未注意到其运作方式。而无论功能职责,还是运作方式,阳明都是在良知与天道具有同构关系的框架中来谈论的。这一同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万物先行地内在于良知之中,就像万物内在于天道之中一样,妥善安顿万物构成了良知的根本功能、固有职责;另一方面,万物虽然内在于良知,但又不构成对良知作用的阻碍,一如不构成对天道的阻碍一样,良知本可自然应对不同事务而不必刻意、执着。透过良知与天道的同构关系,我们不仅可以对良知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而且可以明白阳明对私欲产生的根源的理解,即私欲主要根源于人对生与作为的习染,以至于使生与死、作与息等原本平衡的因素失衡。     

论王学内在的二重性

王阳明的心学包含着多重内容,而其主干则是良知与致良知说。从逻辑上看,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便是以良知为起点而渐次展开的。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作为整个体系的基石,蕴含着二重规定:它既以理为内容,同时又具有“吾心”或自心的形式;理主要是普遍的道德律,吾心则构成了主体意识的个体形式。前者赋予良知以普遍性的品格,后者则赋予它以个体性的品格。按王氏之见,内在于良知的理,通过事亲敬兄的道德践履(行)而展开为具体的道德意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普遍的     

本体与工夫之辩:致良知说再阐释

王阳明以致良知立说，致良知的过程具体展开为本体（良知）与工夫（致）的统一。王阳明以“本体上说工夫”与“工夫上说本体”界定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在对本体作先天预设的同时，又以后天工夫限定了本体，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理论张力。由工夫而达本体的过程，既表现为正面的切入，又有去蔽、日减的维度，后者以意见的悬置与世俗的意义世界之消解为其内容，其中包含多重理论意蕴。     

王阳明之前儒家“良知”心性学说的历史考察——从孟子到陆象山

自从孟子第一次明确提出“良知”范畴以来，它就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同时，“良知”也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循着先秦儒学的心性论一大乘佛学的佛性论一宋明理学、心学的历史脉络，可以考察“良知”范畴历史发展的源流正变，揭示王阳明心学之前“良知”范畴的历史内涵.     

王阳明与知行之辩

王阳明的知行学说既是效良知说的逻辑展开；又是以如何效良知为指归的。良知作为本体具有先天性质，故必须把致良知的目标确定为从本然走向明觉，这就不能离开知与行的互动，由此，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说。这一学说强调行不但是致知（本然之良知）的路径（中介）；也是判断真知的准则（具体存在方式）；而这一学说的目的则是强调德性与德行的统一，这是其"立言宗旨"。但从认识论上讲，知行合一则表现出了销知入行与销行入知的双重倾向，从而使这一学说表现出颇为复杂的形式。     

本体与功夫——对王阳明本体功夫观的思考

本体与功夫———对王阳明本体功夫观的思考许珠武本文认为为仁存在两条路线：一为率性路线，一为反观路线，两条路线同时流行，各自兼顾本体与功夫，但率性路线重本体，反观路线重功夫。王阳明遵循率性路线而修为圣贤，提出良知论心学。良知论中关于良知本体的思想，是对...     

良知与审美——王阳明美学思想核心问题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王阳明的“良知”含义及其与审美的内在本质联系 ,从而更好地把握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实质。本文作者认为 ,王阳明的“良知”既是一个道德范畴 ,也是一个价值范畴、境界范畴 ,更是一个审美范畴。在其道德性与超道德性、体验性与审美性的“致良知”建构中展示着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审判实践中法官良知的价值和意义

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举证无能、同命不同价等现象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而是可以避免的悲剧。良知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是每个人都应具有的辨别是非、善恶的理性能力。良知为理性和经验提供道德反思的自觉基础,是个人对自己行为、意图或品格的道德上好坏与否的认知,连同一种要正当地行动或作一个正当的人的责任感。法官良知则是法官个人作为司法判断主体时所应具有的法律职业良知,它是与道德有关的善的知识。法官良知体现了法官的内在品性与人格要素以及对法律的忠诚度。法官的良知不同于良心,它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思想感情,而是一种职业伦理道德。法官的良知观直接指导法官的价值追求和意义追求,这一切都蕴涵在法官对司法的整体性信仰之中,而且影响着所有法官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理解。裁判是法官心灵的印证,是天平的表征,是法官职业赖以生存的元素。一次不当的裁判可能会对整个司法体制甚至整个社会带来负面作用。因此,作为承担审判职能的法官必须拥有法的理性和良好的品质,否则法律将是愚蠢、邪恶且不计后果的。     

当下一念之别:阳明学现成良知之辨的关键问题——以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的争论为中心

见在良知与圣人同异与否(圣愚之辨)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现成良知之辨的一个核心论题。从“体知”的视角深入分析争论双方对“当下一念”的不同指涉,龙溪以一念善端为依据,当下回溯至心体的一念之微并时时把持于此超越层的良知心体,一念之微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同层的关系,即本体即工夫,发挥了阳明学向上一机的致知理路;而双江、念庵则是从经验层之可能被欲根遮蔽的一念善端来质疑现成良知的,一念善端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异层的关系,从而开辟了体用有别、用工夫以复本体的渐修进路。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     

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的内涵

王阳明的一生 ,可以说始于“无言” ,终于“无言” ,但在始终之间却有“言语”。这“言语” ,实已隐含了阐明其思想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作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良知”(心之本体 )说以及“致良知”、“心即理”等“言语”的意义及其思想内涵。作者认为 ,在王阳明那里 ,良知本身是不能用话语来捕捉的东西。而“良知”一语 ,是把本来无法用言语来阐明的本然自我 ,用言语作了表述。提倡“致良知” ,就是要回归自己本然的样子。这若有似无、若简易而又精微的“良知”话语 ,成为对最深邃精奥之本我的指涉。这个表述自我回归之无尽期的语词 ,在自我本然中即化为“无言”的存在。这应该就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     

陈光标：我的世界谁人懂？

他是中国暴力慈善第一人，曾被温家宝总理赞为“有良知、有灵魂、有道德、有感情、心系灾区的企业家”；他是中国售卖新鲜空气第一人，是低碳环保先锋；     

文与悟：“良知即是易”的意本论解读

王阳明易学思想文本内容不多,目前学界已有论文对文本的运用重复率较高。鉴于有学者指出笔者1998年的论文没有把“良知即是易”加以深入的哲学分析,所以此文从意本论的角度,从“文”（文本）与“悟”（境界）两方面深入研讨“良知”与“易”的关系。本文基于《周易明意》意哲学的角度研讨阳明易学相关材料,力图穿透学界之前对阳明易学的文本诠释,并借助《周易明意》意本论哲学境界来领“悟”阳明易学材料与其心学哲学的内在关系,从而从意本论角度深入剖析和建构阳明心学“良知”与其易学哲学的关系。总之,本文从意本论哲学的角度,围绕文本与境界之间的张力,继承和发展学界之前从体用论角度研讨“良知”与“易”的既有成果,深入分析与阐释阳明“良知”与其易学哲学思想。以此为例,本文试图从“中国哲学”理论的角度推动“中国哲学史”相关问题研究。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自然法因何具有约束力,具有怎样的约束力?——论洛克关于自然法约束力的思想

关于自然法约束力的思想是洛克为其政治哲学奠基的一个重要环节。自然法之所以具有约束力乃因其源自人类理性的本性并能为理性自身所认识。理性对自然法的认识既是关于永恒正义的认识,也是理性对自身的认识与肯定,从而确立起规定人自身的普遍法则,实现理性的自觉,这种自觉也被洛克称为"良心"或"良知"。正是这种内在的良知承担起审判与惩罚的功能,确保了自然法的约束力贯彻始终。只要理性的本性不变,自然法便具有永恒的和普遍的约束力。个人的权利与公共的权力正是基于自然法才获得正当性。     

从颜真卿《祭侄文稿》看陈亦门的《最后意见》

《最后意见》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产生巨大反响,它是《南京血祭》作者阿垅在狱中对自己的冤案所作的评判,是阿垅坚守良知、坚持信念的动人写照。《最后的意见》内容与形式合一,是作者心灵存在的体现。作者无意为文,不事构想,一次性获得而达至文章的最高境界。     

良知范畴中的过程论思想

王守仁的哲学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在明代曾风靡一时,在以后的很长时期里仍然保持着广泛的影响。目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其哲学思想作了各个不同层面和角度的深刻剖析,发掘了其哲学思想内容的合理性,揭示了其内容的局限性。但如果我们超越其具体内容来探讨一下王守仁哲学中体现出来的构造体系的思维方法,确立范畴的方法特别是确立良知范畴的过程论     

试论大学生公民教育的时代转变

面对新的社会发展,我们需要对大学生的公民教育进行适宜于时代的转变,在内容上要着重于理性精神、公共意识、服从良知、崇尚荣誉、法治观念、实现自由等几个方面;在教育方式上需要设置独立的课程,结合生活实践,直面社会热点并积极训练各项公民技能。     

论曼海姆的知识分子同情观

知识分子基于同情的社会良知“谋划”，能否“用他人的立场来看”社会是曼海姆现代知识分子观的能力要求，必须正视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危机、知识分子的使命与自我定位，以化解在科层制的日益严密、乌托邦走向终结和大众民主化的过程中当下社会面临自身与社会的“不可通约性”。     

聆听“神灵”,还是聆听“上帝”——以苏格拉底与亚伯拉罕案例为文本的经典解释

本文分析苏格拉底所言的“神灵”之声与亚伯拉罕所听到的“上帝”之声两者间的差异 ,并据此来说明两种可能的伦理学说的根本不同 ,即特定意义上的“良知”伦理学和“义务”伦理学的不同 :前者是指作者所要强调的对个体的、内在的良知的伦理诉诸 ,后者是德里达近年来一再倡导的超伦理、超规定的“义务”和“责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