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正统与政见之争--论北宋中后期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之批评

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的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潜伏期、激化期和深化期.它反映出二氏之学在经世层面"重法"或"重人"等诸多分歧,以及苏轼的儒学传承意识.它与北宋中后期的政争、党争互为表里,既导致和强化了后者,同时又深烙党争、政争的痕迹.     

两宋之际政治与王安石新学流变

王安石新学在两宋之际的学术嬗变,其实并不是新学学术本身自由、自觉的传承。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统治集团的政治选择,使新学非学术层面传承的影响加深,致使新学完全成为社会诸多阶层利益诉求追逐的工具,渐趋式微,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现实的问题与困惑,正是历史镜像的投射。尽管时代在变,但传统社会中学术与现实政治的纠葛,依然在今天延续。中国传统社会丰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其实就是双刃剑,独立、平等、和谐则是两利与进步,依附、偏倚、压榨及利用则会两害与退步。     

叶梦得与苏轼——兼与王安石比较

叶梦得是两宋之交著名的政治与文化名人,作为蔡京的“门生”,被卷入北宋新旧党争之中,也因此常常被指为“绍述余党”。故“党熙宁,抑元祐”,就成为攻击叶梦得的主要罪证。本文择取新旧两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安石与苏轼,窥探叶梦得与他们的关系及其评价。事实上,叶梦得与苏轼及其后人、门人和追随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学缘、血缘和情缘的复杂关系,其对苏轼学术渊源的秉承、生活旨趣的趋同和文学创作的规模,无不渗透出一股浓浓的“景苏”情结。相比较而言,叶梦得与王安石之间没有这样的复杂关系和特殊的“情结”,不过,在叶梦得的心目中,王安石和苏轼同是伟人,并无明显的轻重厚薄之分。     

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

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是苏轼研究绕不开的话题。苏轼与王安石的直接交往关系是简单的,但当事者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北宋末、南宋初复杂的政治变局,以及当时的政治追星族和文学追星族撰写的真真假假的野史笔记,使其关系变得扑朔迷离。这对如何评价苏、王及其关系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也为苏、王及其关系成为聚讼千栽的不了公案埋下了伏笔。简单而复杂的苏、王关系,其实牵涉到两人在思想、文化、政治、性格诸方面的全面冲突。     

论王安石与苏轼孟学思想之差异

王安石从孟子思想非常切合北宋时代建设儒学心性之学与富国强民的需要出发,对孟子之学采取了完全尊信的态度。而苏轼从对儒释道一视同仁的借鉴吸收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出发,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和权变思想,因而与王安石的孟学思想形成了强烈对比。王安石的孟学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振兴和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而苏轼孟学思想中的辨孟部分也从反面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王安石与佛教关系新论

王安石濡佛,儒事与佛行不离,既与其父王益的少年启蒙及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又与其个体人生困顿、希冀超脱密不可分.王安石因应时势,率先发挥先王道德性命之意,昌明儒家道德形上之学,创建新道统学说,其推天道明人事,重建儒家道德法度以回复尧舜三代政治.这种新思维、新变法与其以佛解老、援佛道入儒关系密切.王学随熙宁变法而兴衰,其对宋明学术乃至三教关系流变产生重大影响.     

"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王安石与苏轼对扬雄和韩愈的接受及其影响

北宋文坛两位大家王安石和苏轼,他们对扬雄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态度：王安石对扬雄充满了景仰之情,对扬雄的事业及其文艺观予以充分肯定;苏轼则对扬雄持质疑态度,对扬雄的文艺观基本予以否定。与之相对应的是,王、苏二人对韩愈态度颇为接近,即认可韩愈的文学创作,却对韩愈之道论颇有微词。王、苏二人对扬、韩接受的异同,对二人文学创作及批评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     

走出"荆公新学"——对王安石学术演变形态的再勾勒

因反对"新经学"的现实需要,宋人缺失了对王安石的学术--"王学"作出整体评判.发展到后世,尽管"新学"词义有变,但"荆公新学"终究成了"王学"的别称.事实上,"王学"有原生形态、官学化形态和晚年演化形态三个部分.其中,以金陵(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王学"的最初产地,"金陵之学"就是"官学化"之前"王学"的原生形态,极富地域性和原创性;而学界沿用已久的"荆公新学",本质上是"金陵之学"被北宋政府"官学化"的产物,也是宋人攻击学术"官学化"进程的专称,它不能作为研究"王学"的总对象.刷新研究对象,走出"荆公新学",兼顾"王学"多种演变形态的差别与联系,有助于当前的学术思想史研究.     

论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

宋神宗与王安石是熙丰变法时期两位最重要的领导人物。锐意求治的宋神宗与变法心切的王安石经元老重臣的撮合结成搭档，大力推行新法。就变法的时间、权力与内容来分析，宋神宗是两人关系中的主导者，王安石则充当了配角。宋神宗与王安石的遇合，对熙丰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其中既有积极的成分，也有消极的因素。而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搭档，对他两人也有重大影响。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友谊，也可谓是封建君臣关系的典范。     

庞俊经史学术述略:兼论蜀学的现代转型与学术取径

庞俊是20世纪前期四川的重要学者,深受当时四川学界朴学风气影响,在经学及宋明史学研究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价值追求为我们观照学术现代转型背景下以蜀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归宿"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萧萐父先生与蜀学研究——兼谈推进蜀学硏究之我见

萧萐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大家、川籍学术大家、著名的蜀学学者,对中华学术文化基本元素之一的蜀学,研究精深,有重要的学术贡献。蜀中学人要绍继前贤,在已有良好基础之上,深掘资料,集成创新,加强协作,培育人才,合力推进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从《宋元学案》看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影响——以党禁与杂学为中心

全祖望通过为关系到两宋的治乱兴亡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党禁与庆元党禁设立学案,反映了宋代儒学与政治间的互动影响及其兴衰历程,并通过考证《元党人碑》确定了元党人的范围。王梓材考察了宋末反道学的学者周密对于道学流派,以及对假道学、道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丰富了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认识。全祖望为作为北宋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初期的官学并与洛学相对立的王安石新学,被朱熹视为杂学的三苏蜀学,以及宋元过渡期间被视作王、苏两派之余波的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金朝儒学设置学案,肯定了道学的反对派新学与蜀学的思想史地位,阐明了王安石经学的学术价值,进而从正统立场出发批判了金代儒学代表人物李纯甫与赵秉文的三教合一论。     

论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以李二曲与杨甲仁为例

李二曲与杨甲仁分别是清初关学和蜀学的重要代表学者。二人相识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刘丽虚是他们讨论话题最多的一位学者,特别是刘氏的工夫修养和所至境界。对于程朱、陆王之学,双方都反对门户之见,注重将阳明的心性本体与程朱的主敬穷理、存养省察工夫统而论之;强调本体与工夫相即不离,以及本体在逻辑上对工夫的优先性。而对于《四书反身录》,李二曲重在阐述杞宋“文献不足征”及其产生的后果,而杨甲仁则强调孔子“征”的能力。二人的交游与论学是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思想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跨地域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郭沫若学术研究的“疑”与“通”——兼论郭沫若学术精神与蜀学精神的一致性

郭沫若一生学术研究,充满怀疑与变化,这既是他不惧权威、敢于独抒己见,融汇百家、打通古今中外,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诸特征与精神形成的内在动力,也是其建树丰硕、成为“球形”文化巨人的重要秘诀。当然,这也是郭沫若迄今为止遭受诸多非议的重要原因之一。郭沫若的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深受蜀学精神传统影响,显示出与后者本质属性的高度一致。       

苏轼诗文中“关山”、“春风岭”考释——兼论苏轼入麻城路线

文章通过对苏轼贬谪黄州时进入麻城线路的细致梳理,考定了他所经过并多次吟咏的“关山”与“春风岭”的准确位置,解决了这一长期困扰人们的历史问题。      

苏轼道本论与工夫论关系探微

苏轼用道与易的关系来构建其哲学体系,道是最高的哲学本体,而易是从现实事物的变化发展来说的。苏轼不仅通过易体证道,而且还以道为工夫直接体证之。苏轼以易体证道遵循了情本论和礼义的标准,足见其道本体是宗归儒家。苏轼的道本体既是道德本体,也是认知本体,表现了其本体及工夫的独特性以及与理学家的明显差异。     

从心性论看朱熹文学思想——兼论朱熹对苏轼文章的批评

朱熹己丑之悟完成思想突破,认为性体情用、心主性情,强调持敬涵养之功;相应在文学思想中,认为文道一源,心主文道,强调心的无私湛然,使道发为文的过程不受遮蔽和阻碍。在文学批评中,朱熹关注＂说＂而无视＂写＂,提倡＂恰到好处＂,反对＂矜豪谲诡＂,排斥＂自家意思＂,忽略作者的个性化和文风的多样性,这是其理学思想和心性论导致的结果。     

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轼、章惇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在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政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