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

转型时期的中国家庭随之发生了裂变,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核心化;血缘关系的凝聚力减弱,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极大地降低,这些变化使得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被打破,出现了代际关系重心下移的倾斜现象.代际关系倾斜使家庭养老功能受到冲击,很多老年人因此面临晚年生活的困境;代际关系倾斜还对年轻一代的社会化不利,它不利于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年轻一代.家庭代际关系倾斜是由于制度变迁、人口增长与老化、家庭变迁以及价值取向的变迁等原因造成的.构建一个尊老爱幼、老少和谐、代际融合、人人共享的良好社会风尚是现代和谐社会的迫切需求.     

农村代际关系情感化 ——基于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社会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逐渐呈现情感化趋势.通过对城郊农村代际关系进行田野考察,在三代视域中分析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及其互动逻辑.结果表明:城郊农村子代与父代的关系表现为交往型代际关系,即以"资源投入-情感反馈"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并具有子代依附性、代际互动日常性与互惠性、价值整合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和打工经济的兴起、计划生育后家庭结构少子化趋势、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郊家庭"一城一乡"居住格局,共同构成交往型代际关系的社会基础.在交往型代际关系中,父代与子代形成多元互动策略,通过教养分离、亲密关系建构和互动均衡维持家庭代际关系的总体平衡.交往型代际关系是父代与子代共同调整的结果,具有高度情感性特征,有利于子代发展和家庭关系和谐.基于此,建议重新审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平衡过程,以此理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变迁.     

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华北农村彩礼习俗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华北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变色的嫁衣:作为代际剥削手段的彩礼——转型期农村彩礼习俗的性质嬗变研究

彩礼是婚姻支付的重要形式,其变迁与农村社会的巨变紧密相关。进入新世纪后,豫东农村的彩礼习俗发生了质变,彩礼本来是缔结婚约的标识物,也是代际之间均衡的财富转移方式,现在却变成了代际剥削的手段,子代借此向父代索要高额家庭财富,推动了彩礼数目的暴涨。彩礼性质的嬗变是家庭结构、家计模式和代际关系变迁合力型塑的结果,其中代际关系失衡是根本原因。     

老年教育:解决家庭变迁中老年人问题的有效途径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家庭的结构和规模、家庭养老文化以及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带来了家庭中老年人的赡养负担加重、家庭中代际矛盾深化等一系列的影响家庭发展的问题,老年教育作为一种有效的解决家庭变迁中老年人问题的途径,将在降低家庭供养压力、帮助老年人自立和调和家庭代际矛盾等方面产生巨大的作用。     

代际伦理视域下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与出路

社会转型引起伦理规范的转型,新的以利益为重的代际关系对原有的以"孝道"为核心的代际伦理关系产生巨大冲击。代际伦理转型下的农村空巢老人面临着物质与精神供给的双重困境,子女供养不足,政府补贴与社会救助乏力。家庭结构的变化、代际伦理的转型、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是造成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的主要原因。当前形势下,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生活困境,应该从协调家庭关系、寻求代际公平、完善保障体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调动社会力量支持等方面探寻出路。     

疏离化与不平衡：转型期农村代际关系探讨

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变迁,传统代际关系遭遇现代转型,呈现出新的特征。代际关系重心下移,代际关系不平衡。家庭核心化,代际关系疏离甚至紧张,传统的家庭养老遭遇危机,老人的赡养状况不容乐观。这与转型期农村传统文化的衰落、个人本位的凸显以及传统代际伦理缺乏传承渠道有一定的关联。     

新家庭主义与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

现代性进村推动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转变,为农民家庭带来更大压力的同时激活了农民家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促进了农民家庭伦理的现代适应,并塑造出“新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新家庭主义”在农民日常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代际合作的伦理实践。代际合作是乡村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资源积累和压力应对的重要方式。由于村庄社会结构和市场区位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民家庭的代际互动方式和代际合力强弱具有较大差异,从而赋予新家庭主义以丰富的实践内涵。可见,新家庭主义不仅是传统家庭主义的延续,而且在家庭现代化压力的滋养下呈现出复杂的区域类型。新家庭主义的区域类型与经验定位有助于丰富对转型期中国农民家庭性质的认识,它不仅为学界关于中国家庭变迁的争论提供了富有包容性的理论视野,而且为家庭政策的精准施行奠定了基础。     

年轻夫妇“两头走”——乡村家庭权力结构变迁的新现象

近年来,年轻夫妇“两头走”这一新型家庭居住模式逐渐在鄂西农村变得普遍起来。通过实地调查着重分析了这种物理空间意义上的居住模式重塑的微观家庭权力结构,进而探讨家庭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迁。不同于传统从父居模式下的以男方父代家庭与年轻夫妇为主、女方父代家庭较为次要的主次型家庭权力结构,两头走的婚居模式形塑的家庭权力结构为男女双方父代家庭与年轻夫妇的三角平等结构。这对我们认识当下的代际关系与养老、年轻人的独立等问题有着现实意义。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教育人类学视野下凉山彝族家支尔普文化变迁分析

通过人创造、发明、传承的文化借助教育来作用于人,教育的本质是人＂文化化＂和＂文明化＂的过程。教育在文化传承中进行,文化与教育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受外来文化的冲击,本土的民族文化发生了变迁,这种变迁了的文化对教育会产生哪些影响？文化变迁和教育有怎样的关系？教育如何引领文化变迁走上发展性的道路？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很有必要了。     

信息时代汉字与人的关系问题刍论

信息化时代,汉字迎来了自产生以来未有之大变局：字形呈现方式由一笔一画的手写,转变为整字呈现的键盘输入;书写工具由笔变为键盘;书写载体由纸变为数字终端。这些质的变化,必将影响汉字与人的关系,汉字字形将趋于更加稳定,人的书写能力将明显弱化,汉字规范将由字形规范转向词语规范并主要针对信息处理的需要,汉字与汉语拼音的关系更为紧密。     

换热器中熵产数和■效率的计算与分析

本文建立了换热器的熵产数、单位有效度的熵产数、效率与其各自影响因素间的函数关系。对其变化规律和形成这些规律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结果有较广泛的适用性。     

试析徽州古村落的现代生态失衡之原因

徽州古村落生态和谐的彻底改变发生于最近20余年的时间里.其根源在于:支撑古村落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利用方式的转型导致生态失衡;现代生活方式对古村落生态系统整体产生不可抗拒的破坏性力量;文化认同危机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失衡.     

从"叫人"到"雇人":关中农村人际关系的变迁

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人情一直是建构和维系人际关系最为重要的纽带。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关中的定村在生产领域中发生了明显的人际关系变化，并主要表现为村民在生产活动中出现了从“叫人”到“雇人”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市场化背景下农民思想观念的改变，表现为人际交往对象的扩展以及交往中理性因素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人际关系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渐变，表现为人情和面子仍然是理性交往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略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模式的转变

随着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发展 ,我国政府调控模式也相应发生了重大转变 ,具体表现在政府经济职能由计划经济时以对微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转变为以对宏观经济为中心的调控 ;政府调控行为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性的强制性行为向奖酬性行为和舆论性行为为主兼顾强制性行为转变 ;政府宏观调控关系由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向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转变     

二战后菲美关系的变化对华菲族际关系的影响

独立后的菲律宾,因经济重建及冷战时期安全防卫需要,成为美国的政治仆从和经济附庸。受世界民族运动影响,菲律宾国内反对美国控制,要求政治、经济独立的要求也十分强烈。由此,菲美关系经历了从依附、仆从到矛盾渐生,乃至逐渐疏远的变化。深处其问的菲律宾华人因特殊的经济地位以及与中国的渊源,亦受此影响。相应地,华菲族际关系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拉波夫早期实验中的语言学变异分析方法——关于马撒葡萄园岛实验

1961年,美国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在马撒葡萄园岛进行了语言变异实验并指出了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语言变化是进行中的变化,进行中的变化可以被观察并被研究,进而推翻了传统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并改变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在实验中,拉波夫创造性地采用了量化研究的模式来研究社会范畴与双元音央化现象的关系,从而使语言学研究方法有了本质上的改变。量化研究方法现在已经成为语言变异研究中最基本的模式。     

非农化的乡镇社会结构及其治理秩序——基于杭州市的村落调查

转型所导致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分化及利益群体的重组深刻影响着乡镇秩序的重建。30多年的改革使杭州市衙前镇农村社会治理基础已经完成了农民职业的非农化、生活场域的个体化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功利化三个方面的转变,其后果是传统乡村秩序存在的精神纽带发生变化。先赋利益与自致利益的关系协调在国家与市场双重社会机制中运作是目前完善乡镇治理的一个可行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