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的历史与启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闻报刊上有大量介绍中非农业合作的报道,但鲜有学术分析和总结,这与不断蓬勃发展的中非农业合作实践不相符合。文章通过对50多年中非农业合作发展历程不同阶段特点的分析,以为中非农业合作经历了从早期单一的、单向的、无偿的农业援助,到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强调双向受益、合作共赢的机制,再到21世纪中非合作论坛之后合作方式多样化、合作内容广泛化、合作渠道机制化、合作主体多元化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中非农业合作的理念和方式并非僵化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国内发展政策、国际发展环境和非洲各国发展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历史选择,它是个动态的＂边干边学＂的探索过程。     

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法律规制的完善

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继暴发对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和挑战。国际医疗援助对于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国际卫生合作和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国际医疗援助主体多样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多边国际医疗援助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现行国际卫生法律制度对于国际医疗援助尚无系统性的法律规制,并存在诸多缺陷。对此,应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下加强国际医疗援助中的国际统筹和协作,以其为中心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机制,同时完善国际医疗援助的发起程序,明确援助人员的特权与豁免,理清国际医疗援助中的国际责任,建立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援助机制。作为对外医疗援助大国,中国应积极推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际医疗援助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在国际医疗援助中合理规避法律责任,同时完善对外医疗援助方面的国内法规,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选择与开创国际经济合作新局面

改革开放为中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制度前提与社会前提,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使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作出经济发展榜样、改进对外发展援助等方面都有新变化。中国对外开放出现的新问题要求我们在国际经济合作上开创新局面。在增长方式转变上开创国际经济合作上新局面已是大势所趋,更多地以我国第三产业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掌握企业＂走出去＂的新要求,更多地依仗农业技术与经营能力＂走出去＂,这是追求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几个趋势。改革开放的新选择体现为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将服务于企业在不同层次上开展国际经济合作,以中心城市为管理主体推进区域经济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合作,发展我国的巨型跨国企业,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适应这些新趋势。     

中非研究课题逐步深入,国际发展研究不断拓展

近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承担了大量的中非研究课题，它们包括：由英国国际发展署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资助的“中国和非洲的发展和减贫：多元视角的比较”、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资助的“中国与非洲减贫模式比较研究”、瑞士驻华大使馆资助“中非农业发展比较研究”以及由外交部资助的“中国与非洲国家农业合作五十周年”等。随着这些研究课题的逐步深入，中国农业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领域也得以不断拓展，从而为推进中非合作和世界减贫与发展做出贡献。     

中非合作的发展历程及动因研究

中国与非洲虽相距遥远,但已有悠久的交往史。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非关系翻开了新的篇章。出于拥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和几乎相同的历史任务,中非友好合作关系自上世纪50年代一经建立,历经半个世纪的国际风云变幻,始终稳固推进,历久弥坚。冷战结束以来,中非合作模式逐渐改变了过去以政治合作为主,经济方面的合作以中方向非洲国家提供单方面的援助且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格局,变为政治与经济合作并重,以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为主。合作中的意识形态因素逐渐淡化,合作层次、方式与途径日益丰富多样。中非合作历经国际风云变幻,几经变迁而演化为现今的状态。其发展演进既受到历史规律推动作用的影响,又受到现实发展基本要求的制约;既有其内部的决定因素,又有其外部的条件因素。但归根结底,中非合作的演进是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的作用下,随着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及时代主题的不断变换,最终由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博弈变化而决定的。     

中国与非洲的相互需要——论新时期中非关系的特殊性质与前景

随着习近平主席2013年成功访问非洲,中非关系跃升至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更加揭示出中非关系的特殊性质与前景,即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相互需要。对中国而言,非洲是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的政治基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市场;全球战略的坚实支撑。对非洲而言,中国的援助、经贸合作、文化交流、政治互信是非洲实现新发展的宝贵资源和财富;在非洲探索自我发展模式的历程中,中国经验也具有借鉴意义。     

试析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制度化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对外援助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迫于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的压力,需要大量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下滑,国际收支平衡危机频仍,面对国内尤其是国会的反对,无法获得太多的援助拨款。针对这一状况,肯尼迪政府调整其对外援助政策:一方面将援助类型从以军事援助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援助为主,确立了经济援助,特别是发展援助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提出援助负担分担政策,要求西欧及日本等盟国分担援助负担。这些调整使得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开始走向制度化,并为以后美国政府以及国际援助体系的对外援助政策确立了基本框架和行动指南。     

《釜山宣言》及其最新进展评述

《釜山宣言》是继《阿克拉行动》和《巴黎宣言》之后,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又一重要宣言。虽然该宣言突破了《巴黎宣言》的部分内容,将一些新的援助主体,尤其是将金砖国家和一些私营部门以及NGO纳入其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原则和行动计划,但无论是OECD-DAC国家还是新兴援助体都面临严峻的挑战:OECD-DAC国家在如何在新的国际援助格局下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实现与新兴援助体之间的有效合作以及新兴援助体如何利用在新的国际援助体系中的身份和影响力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以推动国际援助向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都是目前国际发展援助面临的新课题。     

从援助效应看中非经贸合作区建设

中国政府在2006年北京峰会宣布了对非援助的八项政策,中非经贸合作区由此在非洲迅速布局,部分中非经贸合作区目前己初具规模,开始产生经济效益。作为一种独特的援助活动,中非经贸合作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带给非洲多重援助效应,能有效解决非洲的资金、设备、技术等问题,帮助非洲国家培养管理能力及自主发展能力。但这一新型援助合作模式还处于发展阶段,政府与企业要积极做好政策衔接、产业定位、竞争力打造及本地化等工作,以有效发挥其援助效应。     

新理念、新模式:中国参与国际发展的贡献

国际发展实践的新变化,尤其是中国等新兴援助大国扮演的新角色,正在对传统国际发展思维与模式产生冲击和挑战。在国际发展主体上,发展中国家是落实发展政策与实践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发展援助的对象;在国际发展进程上,民生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民主次之;在国际发展路径上,发展中国家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找到发展的最佳通道,西方道路不是万灵药;在国际发展机制上,现成的援助体制有诸多弊端,新兴发展援助国的新鲜经验和成功故事对国际发展富有启发。总之,当今国际发展理念与政策的变革势在必行。中国在发展援助领域的新角色、新实践为国际发展增添了新理念、新活力,带来了新图景、新希望。     

“共享发展”理念视角下的中国发展援助体系创新

近年来,中国作为新兴援助国相继提出了"中非共同体"非洲战略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是否将重新塑造国际发展援助架构的讨论。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作伙伴",积极参与国际发展援助,其目标是为了实践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首次向世界阐释的"共享发展"理念。本文首先检验了以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发展援助规范,认为其已经不能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接着分析了新兴援助国对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冲击,最后探讨了中国独特的发展援助规范,认为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替代性选择,却不会对已有的国际援助体系构成威胁。     

中国与非洲产能合作反贫困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

消除贫困是非洲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一直以来,中国都十分重视与非洲国家在减贫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随着中非合作反贫困实践与认识的不断深化,201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上,产能合作成为中非合作减贫与发展的新主题。文章通过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数据的梳理和分析,发现尽管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打造,以及贸易往来为主要途径的中非产能合作,在推动非洲国家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进程、增强脱贫内生动力、改善贫困人口可持续生计等方面对非洲国家减贫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中国与非洲在产能合作反贫困实践中仍然存在反贫困基础薄弱、合作路径尚待优化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一系列风险挑战。为了提高中非产能合作推动反贫困效益,优化实施路径,更好地破解合作困境,文章从政府、企业、智库、民间四个维度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中非教育合作新途径

中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下,认识和分析非洲的教育现状成为探索中非教育合作新途径的必要前提。本文以中非教育合作为切入点,具体分析非洲大陆的教育现状,从中国在教育层面的援非历史中发现问题并汲取经验,提出加大基础援助力度、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加强职业教育合作、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四点建议,以探索中非教育合作新途径。     

中国对非援助的实践经验与面临的挑战

文章通过对中国对外援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沿革的回顾,说明中国对非援助的发展脉络与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历史沿革紧密相连,援外实践也在过去50年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发展干预为特点的支持性援助体系,为有效帮助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的模式。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经济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西方发展援助方式的变化,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在形式、援外管理体系以及与西方社会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合作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知识合作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作用

近年来,援助双方的合作方式开始从资金合作为主逐步转向资金合作与知识合作并重。目前,知识合作主要以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为主导,但南南知识合作作为一个重要补充,其重要性在不断显现。本文首先给出了知识合作的定义、内容和方式;接着,选取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要发达国家,以及南南知识合作三种形式分析了国际社会的知识合作实践;最后,结合中国的知识合作实践,针对中国如何在对外发展援助中开展知识合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战后国际发展援助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战后60年来,作为推动发展重要手段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发展磕磕绊绊,成败参差,毁誉交织。本文以发展援助指导思想与实践的互动为线索,分析了国际发展援助四个发展阶段及其特点,试图廓清人类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全面、深化的过程,以及发展援助对于发展的作用和局限性。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将建设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目标,国际发展援助思想和实践的演变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可以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非命运共同体视角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初期建设研究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是非洲国家寻求可持续发展、实现独立自主的有益尝试。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区域合作协定,自贸区协定自开始谈判到正式生效仅用时三年,快速启动但推进缓慢,建设初期即举步维艰。有别于现有研究从宏观上分析自贸区对中非合作的作用,文章着重剖析了自贸区建设初期阻碍各方达成共识的内外部深层次原因,重点识别了在推动区域内一体化进程中自贸区面临的挑战。考察分析了新时期我国应如何从自贸区建设的关键问题中发现机遇,共同推动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深度对接,致力于参与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发现,由于非洲各国领导人政治意愿不坚定、非洲各国经济结构性障碍以及长期存在庞大的建设资金缺口,自贸区在建设初期进程远远滞后于预期。停滞不前的自贸区建设进程暴露出非盟内部存在已久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与撕裂。多年来,中非合作建立了牢固稳定的建设机制,取得了丰硕且具有互补性的经贸成果,世界格局大变革也为中国与非洲自贸区深入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坚实的合作基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为了中国与自贸区合作的重要依据。新时期,中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体现在对历史发展的主动性把握。非洲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支点,中国与自贸区的合作应立足中非合作的现实基础,抓住历史机遇,努力实现中非更高水平政治互信,引领中国与自贸区迈向务实合作。中国应主动参与自贸区的框架与机制构建,建立与自贸区的长效联络机制,持续关注和支持自贸区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实施;同时采取多维度且灵活的关税制度,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依托技术变革,以企业为抓手,拓展中非合作新领域;持续防范风险,借鉴经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实现可持续发展。为非洲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为非洲实现粮食安全、造血脱贫提供中国方案。最终实现非洲经济一体化和中非协同发展,服务于建设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非农产品贸易特征及贸易潜力实证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以中非农产品贸易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了中国与非洲的农产品贸易总量、贸易商品结构以及贸易市场结构。通过对中非重要农产品贸易伙伴农产品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指数分析,探究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而测算2018年中国与24个非洲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潜力。实证显示：从整体来看,中非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均相对较弱,中非农产品贸易商品结构仍有待优化和调整。中国和非洲各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地理距离、中非合作论坛等均对中国与非洲的农产品贸易产生重要影响。中非农产品贸易呈现潜力巨大型、潜力开拓型和潜力再造型,且潜力巨大型国家比例更高,中非农产品贸易市场空间有待进一步开拓。最后,提出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政策和文化沟通,加快中国与非洲各国互联互通建设,提升非洲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中非农业合作方式升级和内容多元化以及有侧重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等促进中非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开展对外援助若干基本问题研究

中国提供对外援助已有六十多年历史,对外援助总额巨大、援助方式多样、援助对象广泛。在实施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一直注重于人道主义和外交方面的考虑。应当适当调整援助政策,将对外援助与经济合作相结合,实现互利共赢。由于国际经济地位的转变使得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对外援助存在过高期待,求中国承担更多的援助义务。但从性质上而言,中国的对外援助是一种基于自愿、立足于平等的发展中国家闻的舍作型援助,援助并非中国的国际义务,提供对外援助以不妨碍中国自身发展为前提。实施对外援助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关系和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彰显大国地位、加强国际经济话语权,同时是实现共同发展的需。     

论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中的角色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为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越来越丰富的全球议题被纳入全球治理框架下,其中全球农业治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与影响日渐突出。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通过“南南合作”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全球农业治理,文章从农业合作机制、农业发展援助、农业科技与机制创新、农业投资与贸易四个维度分析中国在全球农业治理的理论与实践,认为农业合作机制是参与全球农业治理的重要保障,发展援助是全球农业治理新的切入点,农业科技与机制创新为全球农业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农业投资与贸易是促进全球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的重要引擎。 通过分析农业领域提供的中国方案,探索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全球农业治理体系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