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文化治理:乡村治理的新转向

伴随着市场因素的渗入,现代性的社会图景突破了传统村落社区的边界,乡村地域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价值准则均发生了巨大转型,解构了原本传统的乡土文化,亦间接地削弱了村民对乡村社会的文化理解力和价值认同感,乡村文化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由此凸显。在乡村社会的现代性转型进程中,村民个体与村落社区的社会关联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村民个体参与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萎缩,私人生活领域扩展,社会成员对村落公共事件的关注大大削减。正确把握乡土文化对村落地域变迁的意义,重新整合乡土公共精神,对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尤其是文化治理研究极富重大意蕴。     

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乡村文化价值重建

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指导,坚持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这是乡村文化未来的发展走向和价值归依.为此,必须以理论创新来强化整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威,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以人为本塑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权威,在乡村社会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中重塑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威.并同时要打造重塑乡村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系统工程.     

乡村振兴与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的村落社区机理探析

乡村振兴与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之间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村落社区整体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文化资源传承创新,就是要以村落社区为基本载体,通过村落社区的整体发展来实现农村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传承。基于南宁市的案例分析发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的机理表现为三种基本类型:村落自治组织引导下的草根文化团体、政社互动下的公共文化事业、资本和市场引导下的文化产业。要实现村落社区农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创新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需要进一步从村落社区规划、村落产业开发、村落组织建设、村落主体培育以及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社区营造与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建设

当前乡村文化多从文化的表象层面进行建设,一是相对现代文化或主流文化的认识,针对贫穷与落后的现状而采取的一系列改造建设工程;二是从文化多样性原则出发,针对快速消失和同质化现状而采取的一系列保护工程。这忽略了文化空间及其整体性的内在关联。透过文化政策实现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自觉,社区营造作为一种强调社区自主的文化重构过程,对建立以民族村寨为社区平台的乡村文化建设机制具有借鉴意义。     

乡村性事件：一个有关文化与权力的讨论

在乡村社会场景之中,性事件往往不仅仅是性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权力事件。在乡村性事件中,一方面,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与权力在性事件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性事件往往就是一个乡村社会场域中文化和权力的关系结构和运作逻辑的外显形式。另一方面,处于某种社会文化与权力关系中的性也以事件的形式,不断地调动着社会中的权力和文化资源,制造出新的性道德文化和性权力秩序来为自己服务。     

社区记忆:重建乡村秩序的路径研究

乡村秩序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然而在市场化观念和行政命令的冲击下我国乡村社会出现失序状态。社区记忆即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同一个村落的村民对过去共同的生活经历重新建构而形成的对乡村社区的记忆总和。社区记忆在乡村秩序建设中发挥着奠定秩序建设蓝图,激发人们重建乡村秩序的情感,支配着人们构建乡村秩序的目标和行为的作用。从社会记忆的视角分析我国当前乡村秩序面临的困境,认为我国乡村社区的失序状态与社区记忆的缺失有关,并进一步探索重构乡村社区记忆的路径,期望通过社区记忆的重构达到农村社区的平稳有序。     

村落家族文化复兴对乡村政治发展的影响

村落家族文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复兴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家族文化对于乡村政治发展与乡村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乡村,在凝聚民心和保持社区稳定等方面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推进乡村政治发展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村落家族文化采取正确的对策.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

将衔接概念置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加以审视,便会发现衔接实质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结构调适和转换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总体性领域和方面。既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带有总体性,那么,衔接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社会基础就显得格外重要。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社会性积淀最为厚重的乡村空间,其社会基础的构成非常复杂,主要包括政社联结性基础、关系性基础、村落共同体基础等。从宏观结构上看,乡村是否建立起顺畅的政社联结机制?从中观层面上看,村落是否具有社会关系基础?村落是否具有共同体的特质?从微观结构上看,村民是否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是否具有持久的脱贫发展主动性?以上就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社会基础构建的关键。     

信任: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社会资本基础——以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为例

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成就,已经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影响。透视江西村落社区的变革,结合中国村落变迁历史可以看出村落在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变迁轨迹:从传统共同体到革命后的村落社会,从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社会到村落社区建设中的共同体回归。这一历史变迁中的核心变量是村落信任的变化,传统时代建立在宗族关系上的信任随着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被国家信仰替代,自由经济时代的物质崇拜也进一步替换了国家信仰,因此信任变得越来越淡薄。村落社区回归恰恰找回了村民之间的信任,因此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资本,推动了乡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中国乡村共同体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走向

针对传统乡村社区的性质与特征,学界先后提出过"村落共同体""宗族共同体"以及"市场共同体"几种不同的界说。虽然这些观点也注意到村落的开放性尤其是"基层市场共同体"的联系,但主要是采取一种整体性和静态的视角,将乡村视作一种相对封闭和自治体。晚清以降,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启动,域外因素日益介入乡村治理,加剧了乡村官僚化和行政化趋势。在国家整合及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人们试图通过经济、政治手段改造乡村社区,在部分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同时,在实践中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及后果。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应走"服务嵌入"之路,通过"服务下乡"重塑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会工作视角下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和能力培养

大学生村官是新农村建设的一支新兴力量,也是农村社会工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主动承担起农村社会工作的职责。在社会工作的视角下,大学生村官应扮演使能者、中介者、维权者、服务提供者、教育者和研究者的角色。为了实现角色要求,国家应建立全程培养机制,社区应强化社会支持,大学生村官应通过自觉实践来提升能力,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能力培养。     

村庄精英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以甘肃定西市Z村婚嫁丧葬仪式为例

在西北农村社区中，传统精英在村庄婚嫁丧葬仪式中，乃至社区秩序的维护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通过描述Z村传统精英的角色扮演过程，进而在对由传统型精英、卡里斯马型精英和法理型精英组成的村庄精英形成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他们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角色扮演和功能，预示其对于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乡村视野中的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

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华村是中国农村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村庄,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晋祠泉水是华村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在稻田灌溉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华村逐渐形成了以“水”为中心的乡村社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华村实现了农业生产由传统“依水而作”到“技术种田”方式的转变。在新农业技术实施的过程中,华村原有的社会要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城乡统筹背景下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实践考察与反思

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现代社区民主监督制度的重要创新。在地方制度文本的阐释中,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作为立足现代新型社区场域的新生事物,与传统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既存在制度意义上的共同性,又在面向对象与内容上具有差异性。通过比较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实践,发现虽然这一制度在社区实践中存在不同的样态,但在发展缘起、组织关系、人员构成、运行机制等方面已形成一些共性的经验。因此,在城乡统筹背景下进一步推进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发展,既需要立足城乡统筹规划的发展背景,又需要结合社区居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实践发展的既有进度。要做到注重城乡社区自治的参照性成长传统,切实实现城乡社区建设的统筹性规划,充分考虑政策设计中地区的差异化发展,并在实践中高度重视盘存与整合社区既有同类资源,以期实现发展效益的最大化。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关中“水利社区”与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

文章以关中"水利社区"为例,探讨了中国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宗族模式"并不能解释复杂的汉人乡村社会,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宗族乡村"的视角可以弥补这个缺口.在北方乡村社会,一般是非血缘性的组织"会"在引导乡村社会的运转.本研究企图超越和延伸人类学早期汉人社会研究的框架和范式.     

比较与反思: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影响之实证研究

随着农村城镇化、村民市民化的推进,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萎缩以及由此引发的参与不足和认同缺失问题.这些问题在江苏Y村和贵州L村、G村均呈现出不同特点.受公共空间和利益关联的影响,江苏村民社区参与度大大高于贵州村民.而无论在江苏还是贵州,村民志愿主义参与、私人网络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程度都依次递减,但贵州村民递减的幅度更大.同时,江苏村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都明显高于贵州村民.不同地域的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参与不一定促进认同.在封闭性、同质性强的贵州L村和G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而在开放性、异质性强的江苏Y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影响却非常微弱且不均衡.逻辑斯蒂回归发现,村民背景变量中的民族、收入水平是村民社区认同的显著影响因素.     

“村改居”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困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村改居"社区应运而生,这种社区不同于农村村委会,也不同于城市社区。这一新生共同体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挑战。"村改居"后的社区主要面临社区自身角色的转换、社区自治中如何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发展自治组织,以便更好地管理社区等三个主要问题。"村改居"社区应该积极转换角色,引导群众积极参加社区事务,建立长效的制度机制。     

论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完善——以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

社会资本理论对于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社会资本理论在渝东南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其在传统权威、规范参与及传统交往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的发展具有较好的现实基础.随着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在人际关系、内部信任、社区参与、社区制度及社区网络等方面的社会资本的发展也面临困境.对此,必须进行深刻反思,立足渝东南民族地区新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国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二元框架出发,全方位、多角度地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促进渝东南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完善,以此推进该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构建.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