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及行为选择研究

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不应简单理解为制度或经济等单一因素使然.从文化角度来看,它更是长期以来城乡文化区隔的产物.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体系在地域上将我国城乡分隔的同时也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条持久的文化边界和分类图式.从实践的角度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一种包含着制度认同、职业认同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内容的多元认同结构.因此,从具体实践角度出发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往往存在着社会排斥与自我排斥并存的“双重排斥”的明显特征.这种独特的社会认同结构又对其行为选择产生一系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制约因素及对策分析

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21～30岁,文化水平与1980年代进城的农民工相比明显提高,但整体收入水平并不高,其生存现状面临诸多问题,其中住房保障是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社会政策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民工素质不高和技能不强所导致的低收入、城镇畸高的房价等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主要因素。推进户籍改革、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加强农民工培训、完善住房制度,是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基本路径。     

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镇问题的研究

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遏制城乡差距扩大,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性问题。通过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实证研究法,对秦皇岛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融入城镇的各种障碍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群体,也是我国特有的群体,它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而流浪在城市之中,奔波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严重.试图通过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探析新生代农民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市民化背景下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心理障碍与对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以“市民化”的路径融入城市,这是现代社会人口流动的一个世界性趋势,中国亦是如此。对于这些农民工而言,由于中国社会典型的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其城市适应和角色转换的过程必然伴随诸多问题,从而导致其产生心理偏差乃至心理障碍。而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这一特殊群体中的特殊群体,有着城乡、代际和族际的三重特殊性,自然问题更多。本文以武汉市的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其城市适应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仍以底层劳动力市场为主,职业区隔现象普遍;社会参与水平低,人际交往内卷化;身份认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源。为此,要逐步取消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机制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机制;营造和谐的城市文化氛围,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和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困境及其对策探究

当今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在城市化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与父辈农民工相比,他们在价值追求、受教育程度、行为方式、消费观念、敬业精神、心理压力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性.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就业服务体系不健全、“话语权”组织缺失、文化教育存在差距、社会关系资本存量不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利益、政治生活、文化交往等方面陷入“边缘化”困境.因此,探究建立社会公平机制、加强就业服务、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促进文化交往、健全教育培训体系等措施,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平等待遇、得到就业创业帮扶、增强“话语权”、增进与市民的理解与沟通、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这对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边缘化”困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与社会进步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犯罪现象日益严重,从制度、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看,有其主客观的原因,最主要根源在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为此,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推进积极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加强教育与培训、加强和改善城市建设,积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采取相应对策,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防控与善治,当前尤其重要.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三个城市调查问卷的融入满意度结果分析

融入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满意度的测评,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融入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城乡二元体制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过窄以及社区社会力量支持的不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实阻滞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社区、居民形成合力,从消除制度体制障碍、创新基层管理方式、提升社区接纳度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入手,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供给缺失及其原因探析

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大众媒介供给缺失现状,从成本收益、社会阶层、公共产品、城乡二元结构等角度深入剖析其深层次原因,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挖掘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需求价值,把握媒介经营成本与收益的张力;(2)履行大众媒介应有的社会责任,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意识;(3)加大社会投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接触提供便利条件;(4)以政府为主体,建立涉农传媒产品的供给投入模式。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调查与思考——以江西省广丰县农民工为样本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中国生产力大军的主要力量。对江西省广丰县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意愿更加强烈,生产、生活方式更具城市化。他们积极调整自己的生活生产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主动适应并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但仍面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很难跨越的障碍,导致农民工与当地居民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社会要给予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人文关怀,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信心,提高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归属感,促进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     

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探析

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角度分析了其社会权益保障的缺失,表现为：政治参与权得不到尊重,参与渠道不畅;劳动就业权保障不到位,存在就业歧视;文化教育权重视不够,再教育机会匮乏;社会保障权实施不全,权益缺失严重.究其原因,既有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和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法律法规的缺位等制度因素的阻隔,也有劳动力市场中社会管理的滞后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存量的障碍等非制度因素的羁绊.提出应从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特征着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平等的社会管理模式;加大立法、执法力度,进一步规范劳动力市场;注重技能培训,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创新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率等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而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以江西省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交叉表和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人因素、成本因素和收益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的意愿较强烈,个人因素中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影响显著;成本因素中培训时间越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意愿越弱;收益因素中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和对职业发展的影响都与培训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多重制度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困境 ——以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为例

新生代大龄单身男工正逐渐陷入既脱离乡土、又无法融入城市并沉向城乡之间的城市化困境.造成这一困境的机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婚姻市场挤压下随生命史展开的多重制度脱嵌:在打工生涯早期,新生代农民工已有远离乡土社会的趋势;随着结婚成家困难的出现和延长,大龄单身男工逐渐脱离家庭与亲属关系;在后续长期的单身生活中,他们逐步滑入临时性劳工市场并沦为城乡间的新困境群体.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离婚等家庭脆弱现象的涌现,让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再次脱嵌,汇入与大龄单身男工类似的城市化困境.这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治理议题,需要进行多重制度化干预才能避免城乡间新困境群体的形成和壮大.     

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稳定影响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湖北和四川五个省市2 000名进城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和100名农民工实地访谈,尝试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基本现状、社会期望和社会公平感等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平偏低,缺乏社会归属感;社会期望日益提高,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相对滞后等问题,力求采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和幸福度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的稳定。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实证分析

随着农民工群体自然的代际交替和城乡之间以及城乡各自内部之间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或者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新生代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到主流社会,不仅会导致一些社会失范行为出现,还会在城市中形成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两种社会形态,最终危害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笔者从个人基本情况、经济收入、制度融入、社会认同、心理融入以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具体认识等诸多方面,对以甘肃省为例的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困境与对策——以大连市为例

以往关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体现出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割裂,或关注个体行动者的个人资源、理性选择和积极行动,或强调制度安排等宏观因素的结构性制约,导致割裂的根源在于这些研究在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没有搞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大连市为例,从社会学的基本问题—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研究,既分析制约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的制度因素,也研究制度制约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行为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社会结构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城市融入状况,同样社会结构也随其城市融入行为的发展而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行为是能动的主体和社会制度二者互构的结果。     

从农民工到城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

城乡二元结构视野中形成的农民工研究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一定的局限性。在回顾国内外有关人口迁移研究的基础上,我国移民研究的新思路在于以城市新移民概念为核心,摆脱城市-农村二元对立的思维,将移民作为一种社会发展方式来看待,重点关注城市新移民通过社会融合所引发的城市社会重构,从而带来城乡二元结构消解,最终实现城乡和谐社会的过程。"城市新移民"研究思路的转变对理解我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对策意义。 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结构化特征与对策

在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视角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来自于制度障碍、人力资本障碍、社会资本障碍等。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障碍就是要在当前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下整合各类配置性资源,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期通过各种要素的相互结合和互动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条件。     

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模型构建及测算

重庆市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民工问题突出.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对农民工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进行测算，通过分析认为应当加快构建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四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并提出一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