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品中信息背离原因探析

翻译必须忠实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译文背离原文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文从语言本身、译者的语言功底、译者的文化素养、译者的态度、委托人的要求和译者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等方面,论述了翻译作品中信息背离的原因。     

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文化翻译的影响

人类的个体行为必然受到群体行为的影响。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具有他人导向性的明显特征,这一特征必然对译者个体的文化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译者的翻译思想和行为。从关注他人、"大我优先"和关系中心三个方面探讨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文化翻译的影响,能够深化对译者在文化翻译活动中心理特征的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取向的他人导向性特征,让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尤其关注他人、关注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但是,社会行为取向对译者影响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因人而异的。     

从跨文化交流角度重新审视翻译的地位

在跨文化交流这一广阔语境中,翻译不再是对原文机械的仿作,翻译推动着世界文化前进,在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译文本身价值的肯定和对译者身份的正确定位有助于翻译地位的提高。     

论非语言语境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制约 ——以《夏洛的网》中译本为例

语言的意义表达依靠语境.文学作品翻译除了受语言语境影响,还受非语言语境各个因素的共同制约.作为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分支,儿童文学翻译的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构成翻译过程的内在困境:成人译者在翻译时很难做到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恰如其分地处理原文中的文化背景、语言情景等,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因此非语言语境在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格外凸显.结合功能对等理论,通过对任溶溶先生翻译的E.B怀特小说《夏洛的网》的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从文化背景、情景场合及人物主观因素三大方面探讨非语言语境因素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制约及解决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之对立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译者与翻译文化身份

本文将从译者与限定的外国文学的文化身份和译者与重塑外国文学的本土文化身份这两方面探讨译者与外国文学本土文化身份的形成的关系和这种文化身份对目的语社会的影响。译者本身的文化身份及其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源语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决定了外国文本的本土文化身份     

“忠实于源语文本”是翻译的立足之本

目前翻译界对于翻译的"忠实原则"颇有微词,甚至加以严厉批判.无论翻译理论如何发展变化,"忠实于原文"是最基本的原则.抛开这一原则,任"译者"任意发挥,将不再属于翻译范畴.以源语文本为基础,译者对原著进行文学和文化上的再创造,既要对译出的语言负责,又要对其文化上的传承负有责任,这永远都是翻译的立足之本.     

"隐含读者"观照下的文学翻译

翻译中译文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翻译界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个译者感到棘手的问题。本文通过文学翻译探讨了"隐含读者"中读者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和译者对原文本的"具体化"。阅读是翻译的前奏,根据"隐含读者"中强调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作者阐明了一点,即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对原文可进行再创造,但所译之文又必须基于原文;文中还粗略分析和归纳了译者对原文本"具体化"的因素。     

汉语叠词在英译汉中的创造性译法

英译汉不但需要译者根据英文的原意进行忠实的翻译，而且更需要译者凭借自己对汉语语言的独到理解，特别是对叠音词的运用，进行一些创造性的发挥，以便使原英文语言风格得到更准确的传达，以适合汉语文化的特殊表达方式。     

生态翻译理论视阈下古诗英译解析——以《望月怀远》三个英译本为例

根据生态翻译理论的观点,译者在古诗英译中应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对翻译生态做出适应性的选择和选择性的适应。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进行选择转换,还要使原文的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得以实现。在此以《望月怀远》三个英译本为例,从生态翻译理论的＂三维＂转换角度出发,探讨该诗歌英译本的得与失,寻求最佳翻译。     

英汉翻译中的文化意象错位

语言是意义的符号,翻译便成为跨越文化的意义交流。文化之间的意象差异,影响译者对原文文化的理解,产生文化意象之物象的错位和文化意象之寓意的错位。通过对于文化意象的转化,达之于共性,准确理解语言传递的意义。     

德庇时《三与楼》重译的伦理阐释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于1815年最早将《三与楼》译为英文。1822年,他在初译的基础上重译该小说。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在遣词造句及篇章结构方面显现出迥异的翻译策略,反映出译者前后在翻译伦理上发生了从存异到求同的嬗变。这一变化是译者所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影响、诗学修养及自身身份共同作用的结果。     

译者身份嬗变

运用翻译文化研究派、翻译中叙事重构和韦努迪的译者隐身论等理论,对译者的身份嬗变和身份定位研究表明,译者文化是从边缘走向中心、由隐蔽走向彰显,译者则从传统译论中的＂隐身人＂＂、奴仆＂＂、模仿者＂、＂舌人＂和＂传声筒＂成为了源语文本的＂操纵者＂＂、叛逆者＂＂、征服者＂、＂改写者＂和＂吞噬者＂。     

在变通与叛逆之间——郑振铎的翻译思想研究

郑振铎是五四时期杰出的翻译家。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颇有贡献,他最早向国内译者介绍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论证了文学书的可译性,呼吁统一文学译名,提倡语言适度欧化,探讨译者的责任并且对中国近代翻译史进行评述,这些论述对当时的翻译理论建设起了示范指导作用。     

论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的和谐

风格的研究是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风格具有可译性,但是要想在一部译作中复制出原作所有的特征绝非易事。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使译文的思想内容、文体风格乃至读者感受等诸多方面与原文完全相同。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只追求自己的风格,而应该兼顾作者的风格,以达到原作风格和译文风格的和谐统一。     

审美意识与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

本文从美学角度探讨了文学翻译范畴内文化意象翻译策略受译者审美意识制约的必然性,并从理性的高度研究翻译策略的选择原则,认为翻译是一有机统一的整体,译者对待文化意象的传递应给予积极地辩证地审美评价.     

朱光潜翻译实践和思想述要

朱光潜既是美学大师,也是翻译大师。他早年在欧洲留学就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作为中西文化的合璧者,他精通多种外语,曾翻译选编我国第一部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言论;为撰写《西方美学史》翻译了大批西方文献。他翻译的黑格尔的《美学》(三卷)及维柯的《新科学》,是其翻译生涯的两大里程碑。他的翻译思想丰富,主要表现为:翻译者要具备中文、西文和素养三个条件;翻译是学好外语的最好途径;翻译应忠实原文;翻译要克服不正之风。     

从生态翻译学看广告翻译中的“三维”转换

根据生态翻译学,广告翻译是译者适应广告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而广告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体内各因素相互联动.在广告翻译中,译者要从整体广告翻译生态环境出发,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方面综合权衡,在不断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过程中进行恰当转换,力求创造出“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     

论朱湘译诗中意象的改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人兼翻译家朱湘翻译了大量的诗歌。在译诗中,他对许多诗歌的意象做了改写。对比分析译诗和原诗可以发现,朱湘主要采用替代、删除、增添等方式改写原诗的意象,以求获得对等的翻译效果。通过运用这些翻译改写策略,朱湘成功地美化了译文,使译文获得了与原文相当的审美效果,从而实现了诗歌翻译之目的,为中外文学交流谱写了新篇章。在诗歌、散文、书信、文学评论等作品中,朱湘间接地表明了他改写意象的缘由。研究认为,朱湘的文化立场和诗学诉求是他改写原诗意象的两大主要原因。     

纳博科夫翻译观中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阐释

纳博科夫认为翻译的唯一目标是语言之间信息的准确转换,并强调译文必须与原文在内容、语言形式、句子结构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纳氏在其英俄、俄英译著中,尤其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英译作品中践行了逐字逐句直译的翻译准则。翻译行为的绝对忠实对译者而言是极其不易的,这既是翻译的限制性,也是翻译行为的根本问题。基于纳博科夫英俄文学翻译作品的文本材料,分析其翻译行为在词汇、音韵以及语法等方面的限制性。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这对二元对立因素,本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但纳博科夫认为翻译行为不应带有译者的个人风格,亦不应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纳博科夫肯定翻译限制性以及否定翻译创造性即是贯穿其翻译观的重要观点,纳氏的流亡背景以及"俄罗斯情节"则是其翻译观形成的根本原因。     

从东西方译论看译者主体及主体性

摘要:译者是翻译活动的最主要参与者,作为主体的译者必然体现其主体性特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东西方翻译界纷纷对此进行探讨,以期能对译者的主体地位做科学的界定,迄今尚未有定论。不同的历史渊源形成了东西方各理论学派不同的观点。重新认识和定位译者主体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