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采众说中还原历史

王明在中共党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度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党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虽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王明及其代表的“左倾”路线已有定论,但是王明所涉及的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弄清楚。2014年3月。党史研究专家郭德宏先生编著的《王明年谱》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厚达八百页,首次独家公开披露了一些史料。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有目共睹。这种影响和推动,一方面在于它开拓了深入发掘中共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一条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在于它为推进历史包袱沉重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视角。许多中共党史问题的突破,就是得益于此。但人们或许还很少意识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有助于厘清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这一国际革命组织存在期间中共与莫斯科鲜为人知的各种复杂关系,它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众多中共党史学者提供了一条全面研究和深入思考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线索。循着这条线索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来自莫斯科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实始终存在,它并不会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就烟消云散。     

从史论关系谈几个历史思维模式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史料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一直是历史学界探索的问题。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掌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史学并不是史料的堆积、综合和排比,仅仅掌握了史料还不等于历史研究。只有将掌握的史料经过理论的思维和升华,能够解释和回答历史向人们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才算走进了历史研究的大门。     

试论大革命时期鲍罗廷对蒋介石策略的双向发展

<正> 近年来,党史学界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方面有许多很好的研究,但对共产国际政策在中国的具体执行者的研究还很不够,比如对于鲍罗廷这样一个在中国大革命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特别是他对蒋介石的策略变化以及诸多矛盾问题的探讨还很不透切,甚至有的还很片面.事实上,鲍罗廷一方面在中国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他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有一定的认识,因此使他在如何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的问题上,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本文试将鲍罗廷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下就其对蒋介石的策略变化方面作一粗浅的评述,并求教于同行长者.     

论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共产国际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议,以此为标志,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而这一转变,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共产国际政策的转变和中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对于全面认识和正确总结我党这一时期历史斗争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试评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贡献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于 1 92 4年 1 1月来华 ,主要任务是参与筹备和参加中共“四大”,指导中国大革命。中共“四大”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大历史功绩 ,它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有了重大进展 ,已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这是全党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其中也有维经斯基的贡献。本文根据新公布的档案资料 ,对维经斯基与中共“四大”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对中共“四大”的重要贡献 ,这对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满洲问题"或"满蒙问题"作为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不仅成为日本制定国防方针的议论对象,而且学术界、知识界也展开了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和宣传。在经过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洗礼之后,占领中国东北在日本完全变成"正义"之举,侵华战争也变成了"圣战"。学界对近代日本"满蒙问题"的发展线索及"满蒙观"的形态与变化虽然有一些研究,但是中日双方就这一问题的相互论争,还有许多史料可以挖掘。通过研究和分析双方相互论争,可以看清中国学者在主权问题上的一贯坚持和日本御用学者如何歪曲事实、变本加厉的变化过程,有利于我们认清近代日本的政治生态与学术生态的复杂关系,加深对内藤湖南、尾崎行雄等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理解。     

著者勤垦拓,史苑添新葩——《青年共产国际史》评介

多年来,我国对青年共产国际史的研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最近,山东聊城师院共产国际研究所程玉海教授等青年学者经过多年的探索,在广集史料、认真考证、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青年共产国际史》这部专著,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该书已于1992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青年共产国际史》具有以下特点:     

世界革命视域下共产国际的实践逻辑

共产国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影响深远的"世界共产党"组织。对共产国际的研究,可聚焦两个基本问题:世界革命理论和世界共产党组织。"世界革命论"是共产国际建立的理论基础,但存在着对世界革命进程长期性的低估。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的组织载体,但存在着对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各国共产党相互之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复杂性的低估。作为典型个案,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但存在着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低估。在共产国际解散71年后,通过构建宏观维度与微观维度相结合的框架正确分析共产国际的基本问题和历史功过,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与世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一项重大理论课题。以史为鉴,有助于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依据和时代价值。     

《向导》的向导：时评反应中的中共早期历史

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革命历史,无疑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原始史料基础上。通常情况下,记录史事的史料都可以纳入研究范畴,并作为观察和分析历史问题的基础。在反映中共早期历史的史料中,《向导》周刊保留着大量有关中共早期历史细节的时事评论史料,这些时评史料在另一层面可以看成是中共早期历史的反应性史料。这类反应性史料的性质,与通常所认可的原始史料存在一定的差别,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中共早期历史的基础性史料,显然有必要从理论与方法上进行辨析与分析。     

毛泽东与岳阳楼史事考略

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与岳阳楼,是岳阳楼研究值得关注的问题。社会上对毛泽东游览、赞美和关心岳阳楼的传闻趣事很多,而有根有据的文字记载很少,学者们的争议分歧也很大。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从毛泽东登楼、撰联、题匾、书诗等方面进行综合研究,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对准确宣传毛泽东和岳阳楼的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网络下的西夏文及西夏文献处理研究

当前随着西夏研究的不断深入,将西夏文及西夏文献计算机网络数字化和文本化是目前迫切需要研究与解决的问题。本文将利用计算机在网络环境下对西夏文及西夏文献的处理进行研究,通过对已有的西夏字库、“夏汉电子字典”的修正和补充,进而建立新的西夏文网络字库和在线夏汉电子字典等数字化资源,同时研究西夏文献的数字化、网络化整理的解决方法和实现技术,最终将西夏网络数字化资源集成并整合为较全面的西夏学数字化网络资源平台。该平台可以实现西夏文的网页显示、文献资源的快速更新与发布。通过该平台的建立进而探索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计算机研究方法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相互结合的研究方法。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析

党内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不是无条件的。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是惟一的合作形式,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这一形式,其原因不仅在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在三大前后从理论上也认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中共提出国民党必须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中共在国民党中必须具有独立性作为党内合作的两个条件。然而,这两个条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作用下,两党的党内合作是在分歧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确立的,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不稳定性、暂时性的特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党内合作形式不能简单否定。同时,考虑到中共实现其独立性的困难程度,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不应该绝对化。随着上述合作条件的相继变化,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评价也不能贯通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而只能限于两党合作伊始。     

略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儒家思想研究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趋于沉寂,但儒家思想研究非常活跃。儒家思想研究之所以活跃,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儒家思想是有待研究的学术领域、冀儒家思想理解共产主义中国。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具有鲜明特色,即注意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及“外在研究理路”。20世纪50年代的儒家思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儒家思想的错误认识、加深了对儒家经世传统思想的认识,并为进一步理解传统中国提供了有价值的洞见。当然,此时期的儒家思想研究亦存在局限,即“外在研究理路”这种方法,未能有效解决人的“历史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共创建的“立其基”者李大钊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大钊率先在中国肯定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最先也最彻底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并由此成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远东局派来的人心目中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人选。从这一点上说,在近代中国“研究历史最有成绩”、“最彻底最先倡导唯物史观”的李大钊,堪称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和第一人。     

对共产党与社会党关系的反思--兼论社会党执政经验的启示

共产党与社会党的关系,是影响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重要方面。共产党与社会党的理论、实践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共产党在划清与社会党的本质区别的同时,应善于吸收社会党的某些执政经验,以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吐鲁番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吐鲁番和敦煌文献在近代史上拥有相似的历史经历。但与发现于藏经洞而后散藏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不同,吐鲁番文书多分散地出自寺院遗址和墓葬,种类更多,而且新的材料还在不断出土。因此当敦煌学因为材料的缺少而面临问题意识的挑战时,吐鲁番学还是会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而不断有新的发展。吐鲁番学最早是由国外研究者打开局面的,但是中国的吐鲁番学也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不断取得进展。经过一百多年的研究,吐鲁番学已经成为一个不断吸收国内外学术活力的国际性学术领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可以预期,吐鲁番学还会在各个领域有新的进展,如吐鲁番区域史、中西交通史、中国中古社会史,而很多传统课题都会因为新材料和新视角的出现而得到新的认识。     

阿富汗出土梵语戏剧残叶跋

20世纪90年代中在阿富汗出土了一叶梵语戏剧残片。本文介绍了哈特曼教授对该残片的转写与英译,并结合汉译佛经中与印度古代戏剧表演相关的史料,为中印（或梵汉）戏剧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

作为史学界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 ,杨向奎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 ,并运用新方法 ,发掘新史料 ,开拓新领域 ,由史学而经学、小学 ,由实学而哲学 ,由哲学而理论物理 ,均有卓越贡献。仅就史学成就而言 ,他的治学具有如下特色 :一、由信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 ,并以之为指导而形成科学方法论 ;二、尊重前贤而又不迷信权威 ,为《左传》、《周礼》洗冤以使之免于湮没 ,并主持发掘整理了孔府档案资料 ,丰富和开拓了史料建设 ;三、熟练地运用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互相印证的“两重证据法” ,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并根据亲历凉山彝族考察进而掌握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印证古代史的“三重证据法”。求实创新的不懈探索 ,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 ,使杨向奎先生巍巍然成为一代史学大家。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