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尊铭文补释——兼论何尊与《洛诰》

西周时期的何尊铭文对周初历史的研究,其重要性决不亚于《尚书》中《周书》的一些文献资料。两者在研究周初历史时,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何尊于一九六三年在陕西宝鸡贾村塬出土,铭文为十二行,共一百二十二字。全部释文为: 惟王初(?)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白天。 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辶来)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 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虖乌!尔有唯小 子亡识,视于公氏,有昏于天,彻命。敬享哉!”(?)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 诰,何锡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惟王五祀。 对这篇重要的铭文,诸家都做过较详尽的考释。考释者无不认为,这是周初的一篇至关紧要的文字,它所记的大致意思是,宗小子何这个人在周的京室接受了周王的一番诰令后,并被赏赐了卅串贝,为此,何铸此尊特以观耀。其大意虽则如此,但对铭文中     

关于何尊铭文的几点新补证

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塬出土了一件西周初期的青铜何尊。在何尊里面底部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二个字。其中虽然有三字因年久锈损,但尚可补辨,另有两字,因原字不清,名家正在探讨中。铭文的拓本见《文物》1976年第1期62页。 何尊铭文发现后,立即引起了学者们普遍重视,这对研究西周史很有益处。不过笔者在研读各家文章之后,尽管受到很多启迪,但仍觉得有些解释未到之处,现在予以补正,如有不当,请专家予以指正。为了便于说明,现将何尊铭文引录如下:     

西周早期金文所见殷成周史事新探

殷成周是西周早期重要政治事件。根据铭文语境考察,殷成周之殷是治理、安抚之义,并非文献中的邦交活动。殷成周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治理成周官僚、处理成周政事;二是安抚成周官员、百姓与殷贵族。殷成周者的身份、地位高低不等,位高权重者如身为执政大臣的太保、太师;亦有地位较低、职责重要的周王近臣如士官、史官。殷成周的主要目的是维持成周官僚体系运作、整合地方势力、治理与安抚殷贵族。     

洛邑、成周与王城补述

一九八二年,曾撰文《说洛邑、成周与王城》(详见《郑州大学学报》该年2期),但此后深感文章中并未将这一问题完全谈清楚,尤其是随着考古发掘的某些进展,觉得更有必要就此问题再作探讨。 由于这一探讨在根本上依据了前文的主旨,未脱离前文的构架,所以,也可以说本文是在前文基础上的补正和延伸。 一、关于洛邑的最早出现 “洛”地的最出现,当见于甲骨文记载:“癸丑……在洛贞……”(《存》二·九七四)。“癸丑……洛贞王……亡祸。”(《合》三三一) 此“洛”字,从水、从各,与《说文》中的“洛”字大致相同。《说文》曰:“洛水,出左冯翊归德北夷界中,东南入渭。从水、各声。”按,《说文》时期,均将北洛水定为“洛”,而南洛水则写作“雒”,所以《说文》所说“洛水”仅指北洛水而言。实际上,南洛水最早亦应写作“洛”。尤其以上卜辞中所说之“洛”,应在今南洛水(即伊、洛之洛)下游一带。因殷代后期,殷人的势力只能波及北洛水,而那里正是勃勃兴起的周人的势力范围。由于“”字,《说文》所无,因此,这两条卜辞中的“洛”字,不是指洛邑,而是指洛地。     

两周铭文与中国古代文体发源

随着青铜器的大量出土,现已发现两周时期百字以上铭文400篇之多,其中最长的一篇《毛公鼎》铭文长达499字。这些长篇铭文记事完整,叙事清晰,语言简炼,其中可见早期中国文体的发源情况:青铜铭文中祈福的嘏辞,是祝体文学的发源之一;两周时期的"诰"体铭文,与《尚书》六体之一的"诰"体的写作内容和行文方式是一致的;西周中晚期册命制度的建立,催生了"命"体铭文的成熟并形成模式化的写作方式;"铭者自铭",铭文的颂赞本质是中国早期"颂"体文学的活头源水;铭文的箴刺鉴诫功能为古代"箴"体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方向。两周铜器铭文以其记事的生动丰富和写作的不同方式,成为中国古代不同文体的滥觞。     

金文考释四则

青铜器铭文习称金文。重视金文资料的搜集整理,一直是金文研究的优良传统。殷周金文在古文字学、上古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目前收录金文数量最多、最具权威性的著作无疑是《殷周金文集成》。该书共十八册,收录青铜器铭文11983器。该书出版后,又新出土了一批宝贵的殷周铜器铭文,涉及宗周王室、列国王室的世系、职官、礼制以及殷周古族等诸多方面内容。近年来本人搜集整理了新出土青铜器铭文成《新出殷周金文集成》一编,共得铭文1517器,其中有许多重器如晋侯苏钟、子犯编钟、吴虎鼎、史密簋、逨盘等,并就部分字词作了考释。     

关于《新书》的整理者及“君幸食”、“君幸酒”铭文奔义两个问题的考辨

关于贾谊《新书》是由谁整理以及"君幸食"、"君幸酒"铭文的释义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分歧都在于对"君"字的释义不同上.本文通过对马王堆漆耳杯铭文中的"君"字及《新书》中"怀王问于贾君曰"中的"君"字进行双向考辨,提出了"君幸食"、"君幸酒"铭文的新解释以及《新书》系贾谊之子贾璠所整理这两个结论.     

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研究及其风格问题初探

商周青铜器铭文是我们研究商周历史的第一手史料。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征为青铜器的断代提供了重要依据，深入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风格的判定作些客观铺述，以求教于诸位学者。以西周为例：青铜器利器是政治权力、财富、身分等级的象征。“西周铜器铭中所记‘命书’很多，都是派史或内史册命，《师部篮》由作册内史册命，《师展鼎）｝、《免篮》、《走篮》、《休盘》，则都由作册尹册命，可证”。①《周礼》卷六“大史··，…与群执事谈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     

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与殷末周初之管地

“”与殷末周初之管地李民《宰角》是商代晚期铭文较多的一件青铜器，其铭文在研究殷商史方面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它直接关系到郑州商城的定性问题。关于《牢角》铭文可见于以下著录：钱坫：《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１７９６年）１卷９页，阮元：《积古斋钟鼎器...     

《诗经·时迈》篇创作时地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推定 ,《诗经·周颂》中的《时迈》篇 ,是西周开国之初在“天下中心”的“成”地 (即后来的“成周”之地 )大祭上天时的作品     

史密簋释文考地

1986年,陕西安康县城东王井沟出土史密簋,铭文记述了周王朝与东夷、南夷的战争,对研究西周史、铜器断代以及山东半岛方国地理都有重大的意义。《文物》1989年7期发表了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考古与文物》1989年3期发表了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西北大学学报》     

铭文略论

铭文略论王建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诗、词、曲、赋、散文、骈文、小说等都有出色的表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古代文学作品的体裁并不限于上述诸种，铭文就是尚未引起足够关注的一种，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和研究。铭文的发生与发展在中国古代文体发展历史上，铭文...     

宋代铭文的文体形态和文化蕴含

现存最早的铭文是商代的,镌刻在青铜器等器物上,文辞简朴。周代铭文出现四言韵语,篇幅有长达291字者。秦汉铭文刻石者大增,以四言韵语为主。汉末至六朝出现不刻于金石的铭文,文学性增强,用于私人生活的铭文增多。宋代铭文远多于前代之总和,用途广泛,文体形态多样,虽然仍以四言韵语和骚体为主,但各种语体都有,甚至有散体无韵者。仍然有刻于金石者,但多数都只是写在纸上的阅读文章。建筑物和日常文化用品是铭文写作最多见的题材。宋铭不是以颂德叙功为主,而是追求理趣,崇尚议论。不过不同身份的作者理趣有所不同,理学家一味说理,文士兼求美感,释子偏重禅悟。     

“廪人”别解

王辉同志《二年寺工壶、雍工(民攵)壶铭文新释》一文(本刊1987年3期,以下简称“王文”),发表了两壶铭文的正确摹本,并作了很好的考释,读后获益良多。但是王文对二年寺工壶铭文中“廪人”一词的解释,似尚有商榷余地,下面提出笔者的浅见,以供参考,不当之处请王辉同志及读者指正。     

“栾书缶”与栾书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陈列》中,有一件传世的春秋时期晋国的青铜器--栾书缶。缶的上腹部有四十字的错金铭文,铭文如下:“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余以祈眉寿。栾书之子孙万世是宝。”(见附图)这是栾书祭祀祖先所用之孝享器。错金是春秋时期铸铜工艺上的新成就。错金铭文主要见于各诸侯国的主君及地位显赫的贵族阶层人物使用的器物上。青铜容器上的错金铭文,目前所知栾书缶是唯一的一件。     

师■簋盖铭文辨伪

《文物》1964年第7期发表的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陕西省记寿县武功县出土西周铜器》一文,介绍了武功县南仁公社北坡村出土的三件西周青铜器。其中两件师簋盖,各有铭文一百另一字,铸造时代断定在共王初年。 从该文的介绍和所附的拓本图象看,两件簋盖的铭文内容虽然相同,但其形制和花纹却不同,特别是在铭文书体的风格上,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我在初看到这篇介绍文章时,曾怀疑一号簋盖可能是一件赝品。鉴于它和另外两件     

周公、成周与制礼作乐

牧野之战克商后,周人仍面临稳固东方统治、纲纪天下重任,武王为此欲营建洛邑,但两年后病死,重任落在周公身上。周公采取了救乱、克殷、践奄等措施,尤其是秉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并于此采取相应的政治礼乐文化措施,巩固了周人统治,奠定了其政治文化格局,对后世影响深远。     

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颂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其发展演变源远流长。关于颂体文学的源头，刘勰认为是《诗经》中的“三颂”。事实上，西周颂赞性铭文才是颂体的早期形态，分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种结构类型。前者文本特征是以食器为主对在世之人的被动性颂赞，后者则是主动对祖先进行的非模式化颂赞。西周颂赞性铭文有两种生成方式，以记事为主的铭文是史官对相关事件要素的记录及第三人称的润色，以记言为主的铭文则可能是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作为颂赞性文本早期发展的重要一环，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诗经》“周颂”关系密切，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演变出后世的颂体文学。     

“阳信家”铜器铭文补释

1981年5月,在汉武帝茂陵东侧一号无名冢南,从葬坑内出土的二百三十六件铜器中,有十八件铜器上刻有铭文,学术价值较高,引起中外考古学者的重视。(厶贝)安志同志《谈阳信家铜器铭文》(以下简称(厶贝)文》),对这些铭文作了考释研究。我们读后深受启发,对一些问题试作如下补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