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贪污罪主体的存在范围

运用辩证法,全面理解了规定贪污罪主体的刑事立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并对贪污罪主体的存在范围及其合理性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贪污罪之共同犯罪探析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实务界对贪污罪共同犯罪认定和处罚有点混乱,影响了对该犯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学界对此的探讨尚不充分,也远没有达成共识.文章就贪污罪共同犯罪作出初步探讨,以期促进和推动贪污罪共同犯罪的预防和惩治.     

关于村支书贪污罪犯罪主体之探析

司法实践中把村支书实施的非法占有本行政村财物的行为定性为贪污罪，而根据我国刑法(包括立法解释)关于贪污罪犯罪主体的规定，村支书既不急于“国家工作人员”，也没有当然地被包括在“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立法解释之内，因而村支书并非为贪污罪的当然犯罪主件，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只能依其行为性质和现有刑法规定定性处罚，另一方面需要完善相应的刑事立法。     

贪污罪主体的身份与共犯问题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通说的观点,认为贪污罪是"纯正身份犯",其身份特性为"国家工作人员"。然后对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即在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单位财物占为己有的如何定性进行了探讨。在分析"主犯决定论"、"分别定罪说"、"主要客体决定说"、"贪污罪说"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正确理解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含义,将主观要件作为核心,在对上述人员定罪时,主要考虑主观上利用了谁的职务便利,如果是相互利用,则要考虑数罪并罚和想象竞合犯。     

略论贪污罪的犯罪构成

介绍了贪污罪的概念及其处罚原则,从历史出发,论述了贪污罪的社会背景,并从造成的危害性上,说明了要认真研究的必要性.论述了强调以刑法的条款为依据,轻重的处罚规定的划分以及危害性.从贪污罪的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即犯罪的客体、客观要件、主体和主观要件,着重分析了贪污罪的客体和主体,均从特征出发,使人易于区分,贪污罪同其他侵犯财产罪的主要区别.使之能准确地掌握与运用法律武器,打击该类犯罪.     

论渎职罪主体的界定

渎职罪是一种危害性相当严重的职务犯罪,渎职犯罪不仅直接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而且往往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稳定,因此渎职罪主体的认定意义重大.一直以来,渎职罪主体界定在理论上存在着颇多争议,通过比较我国立法与国外立法对渎职罪主体的规定的异同,对渎职罪的主体的内涵外延进行一系列探究,旨在对渎职罪主体范围界定有一个较为完善合理的定论.     

贪污罪司法认定的若干问题

贪污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的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历来是刑法打击的重点.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有关贪污罪的主体、行为和犯罪对象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争议.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以期解决司法认定中的难题.     

混合主体共同贪污定性问题研究

混合主体共同贪污定性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而司法实践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做法也不一。因此。对混合主体共同贪污问题进行正确定性,有利于维护司法的统一性。根据修正的犯罪构成要件及身份的连带作用,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能够构成贪污罪的共同犯罪,而非国家工作人员从主体部分及时空条件方面具有构成贪污罪共同正犯的可能性。同时,混合主体共同贪污行为特殊性在于有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具有分别定罪量刑情形,结合以上两点,可以明晰混合主体共同贪污犯罪与盗窃罪、贪污罪犯罪圈的对应关系。     

受贿罪主体问题研究

受贿罪为身份犯,行为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点在《刑法》第385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也加以具体界定。但随着我国体制的变迁,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和认定原则也在不断变化,对此问题仍需重新澄清和继续研究。     

论贪污罪共犯中的几种形式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形式,从主体是否具有特殊的身份为标准来划分,可以分为两个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和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两大类。两个以上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中需要探讨的是主体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及其对贪污共犯的构成的影响。而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一般的主犯与从犯的共同贪污,此类共同贪污的主犯与从犯都应当按照贪污来处理:二是非国家工作人员教唆国家工作人员贪污,教唆犯应当按照贪污处理;三是国家工作人员教唆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侵犯公共财物的行为,此种行为应视实际情况区别对待。     

论腐败发生的机理与对策

腐败的本质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为了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私制，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社会有机体即现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行为，腐败最大量的表现在经济领域，最严重的危害在政治领域，反腐败是严重的政治斗争，任何腐败行为均是腐败主体，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三大基本素的结合，其中腐败主体是主观人为因素，腐败对象和腐败机会是客观因素，腐败机会是关键因素。惩戒腐败，要根据腐败发生的机理，对症下药，综合治理，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科学机制。     

论体制改革与贪污受贿罪犯罪主体的重构

贪污受贿犯罪的犯罪主体界定,直接涉及到惩治该类犯罪的立法意图。在1997年刑法中,延续1979年刑法的规定,将贪污受贿犯罪之犯罪主体仍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准国家工作人员。笔者认为,刑法规定贪污受贿犯罪,其目的是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秩序,保证国家公职人员的清正廉洁。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将准国家工作人员作为该类犯罪的主体还有其制度基础的话,在体制改革的现在,这样的基础已不复存在。为了在新的体制下使贪污受贿犯罪的规定符合立法目的的要求,应该重新构建该类犯罪的主体。     

惩治腐败的定量化研究

如何通过惩治手段使腐败决策者理性地放弃腐败 ,是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分析了风险中立型的决策者的腐败决策过程 ,认为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和增加腐败遭惩罚所带来的损失 (以下简称腐败惩罚损失 ) ,可以有效地制约其腐败行为选择。当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到 0 .5以上时 ,高薪才能养廉 ,同样条件下 ,无论腐败租金金额多大 ,也会失去诱发腐败的效力。腐败惩罚损失的大小是根据腐败租金来设定的。当腐败租金增大时 ,加大腐败惩罚损失使之超过前者的增加速度 ,或在前者不变时提高后者 ,能够起到制约决策者腐败的作用。     

腐败行为的经济诱因研究

本文基于腐败的经济学涵义,从经济人假设和权利基础两方面剖析了腐败产生的必要诱因(潜在可能性因素);通过对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阐释了腐败产生的充分诱因。基于腐败的诱因,提出了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建议。     

智能预防腐败系统建设思路初探

智能化防腐是预防腐败系统未来发展的新趋势.文章在分析我国技术预防腐败创新实践及演进历程的基础上,提出未来预防腐败系统的智能化发展可从拓宽监督范围、扩大信息共享,增加节点设置、智能分析预警,减少人为干预、智能执行处置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     

寻租与腐败的运行路径与长期均衡预测——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

腐败是当今社会的热点及瓶颈问题。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将国家工作人员群体置于一个不断渐进的演化系统中,结合现实情况建立国家工作人员在面对腐败时,不同群体之间的动态演化模型,求出其演化的长期均衡策略,并分析腐败成本、腐败收益、腐败被查处的概率以及举报腐败行为的奖励等相关参数对演化博弈模型的影响大小和方向,进而提出了克服国家工作人员内部腐败的对策建议。     

高校学报与学科建设的关系研究

高校学报与学科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学科建设能促进学报良好发展,学科建设中的专业研究方向的确立为学报的特色化和专业化奠定基础,学科建设中人才梯队的组建为学报的发展形成一支水平较高的专业作者队伍。另一方面,学报对学科建设有推动作用,高校学报是学校学术人才培养基地,高校学报又是促进成果转化的重要渠道,同时高校学报还为学科建设起到信息传递作用。     

廉政风险水平测量方法的研究

廉政风险管理已经日益普遍地在中国很多地区、部门和单位开展起来,但实践中所采用的廉政风险等级的评价方法并不科学,严重地制约了廉政风险管理的科学化。廉政风险水平和腐败程度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传统上,有两大类方法用于测量腐败程度,分别是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这两种方法都存在各自的缺陷,都不能对腐败程度做出准确的测量。结合透明国际和中国香港的最新测评实践,在对现有腐败程度定义讨论和修正的基础上,基于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种可准确测量腐败程度新型测量方法,即行为测量法。该新方法可用于廉政风险水平的测量实践,并由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廉政风险管理实践的科学化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