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诗说与清代中后期词学演进

袁枚倡导的"性灵"诗说流行于清代乾嘉时期,其本人与乾嘉词坛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疏离状态。袁枚极少评词,也不擅作词,并未直接参与当时的词坛建设,其子袁通在创作取径上的转变可以佐证这一点。而"性灵"诗说对词坛的渗透则在郭麐的词论中有不少体现,郭氏对朱彝尊、厉鹗的不同评价,就与袁枚保持了一致,他以"性灵"词学观为核心,否定了词坛上强调忠孝与声律的两股势力,这二者其实构成了晚清词学在解词、作词领域的主流,这一敏锐而有前瞻性的词学观后继乏人,可说是词学史上的一个遗憾。在浙、常交替的词史背景下,"性灵"诗说在加速浙西词派分化、推动词史复古之风的兴起,以及深化晚清词论等方面对清代中后期的词学演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性灵说成因试探

性灵说的提出,既与袁枚率性诞情、追求个性的思想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同时也是文学本身的心然要求和清代诗坛现实的追切需要。此外,性灵说的提出,还受到了晚明以来的进步哲学思想的启迪。     

性灵说的渊源与性灵派的背景

清代性灵派以袁枚性灵说为理论旗帜。而性灵说与性灵派的出现，既是中国性灵美学思想传统发展的产物，又有乾嘉时期的思想文化特点为背景。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探讨性灵说与性灵派产生的原因，可深刻认识性灵说的内涵与性灵派的意义     

论袁枚性灵说情感理论的自然主义偏向

袁枚性灵说情感理论突破了儒家传统情感理论的藩篱,特别是脱离了宋明以来的理学思想的桎梏,而走向了注重个体自然情感的抒发,对传统文学功利主义是一次有力的反拨。这种理论偏向原因颇为复杂。     

《随园诗话》与乾嘉性灵诗潮——兼论诗话与诗说体例的区别

本文从袁枚《随园诗话》的长篇形式与乾隆盛世全社会作诗的对应关系,袁枚性灵诗观的非理论形态,袁枚早达早退的生活方式与乾嘉诗学、考据学各成专门之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女性被其整体地推上诗坛等几个方面,对《随园诗话》这一部人尽皆知的名著之实质,重新进行了诠释,而诗话与诗说二体的区别,也在乾隆盛世诗学的繁荣中为人所更易见。     

袁枚“性灵说”论略

本文具体分析了“性灵说”形成的基础,袁枚倡导“性灵说”的原因,“性灵说”的主要内容与观点。认为“性灵说”把诗歌创作与个性自由的要求联系起来,强调个体意识,肯定感性欲求作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对以传统儒学为主体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取代．反映出一种要求解放传统束缚和文学自由的倾向,在清代诗歌史上具有承前启后、扭转诗风的重要意义。     

张问陶性灵诗论兼与袁枚、赵翼性灵说之比较

乾嘉时期著名诗人张问陶,是继袁枚、赵翼之后的性灵派的集大成者。张问陶论诗与创作皆主性灵,求创新,要求"诗中有我"。他的性灵诗论一方面与袁枚、赵翼性灵说相通,一方面又合而不流。张问陶在注重情感和灵性的同时,继之以社会阅历和实践,还公开标举"风雅"精神,这无疑是对袁枚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发展了性灵说。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性灵派殿军张问陶

张问陶为清代性灵派之殿军,与主将袁枚、副将赵翼鼎足而三。其依据在于张问陶之才识非一般性灵派诗人可比：一是张问陶有明确的、较完备的性灵说诗学追求;二是张问陶诗歌创作成绩斐然。其后则无人可超越了。     

袁枚大弟子孙原湘论—性灵派研究之一

孙原湘为性灵派主将袁枚大弟子，性灵派的重要成员。其诗学观不仅继承了袁枚性灵说的内涵，而且予以深化，堪称是性灵派之功臣。其诗歌创作亦抒写真性情，表现个性，具有性灵诗的审美特征；但却丧失了前辈讽谕社会的批判意识，又浪使才情于艳诗，不乏过失，实乃性灵派走向衰败的一个中介人物     

宋诗中的七夕书写

宋代七夕诗歌,部分地展示了集市的热闹繁华与乞巧场面的隆重热烈。由于节日的特殊内涵以及鲜明的角色限定,文人的参与显得冷淡随意;加之宋代文人的疑古精神较强,学究气浓厚,宋代理学的影响渗透,宋人收敛的心性特点等因素,使得文人诗歌书写较多集中在对牛郎织女传说的反思与批评,对乞巧行为的便宜附和与不屑一顾,以及借助七夕而抒发的其他情感,议论说理突出,幽默诙谐,游戏翻案十足。七夕民俗为宋诗提供了鲜活的创作素材,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沦为诗歌反思批评的对象。宋代七夕民俗,狂热得真实;七夕诗歌,理智得稍显矫情。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艾儒略《性学觕述》与耶儒魂性会通

艾儒略在《性学觕述》中基于其形式因与质料因、灵魂与肉体二元结合的内部构成说,将儒学中天所赋予的性与天主教中天主所赋予的魂会通起来,进而以天主赋性、灵魂救赎论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的性气、灵肉一元论,万物一体的目的论,以及乾坤父母说的生成论.艾儒略通过阐释会通不同宗教、学说中核心范畴、概念的方式将儒释道三教的人性论纳入到天主教灵魂肉体说的框架中,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西思想在人性论上的分歧,但却揭示了其结构上的共通性.     

玄学在谢灵运山水诗中的作用

谢灵运山水诗中的玄学语句,在结构上构成了起承转合的重要环节,在情感内容上使所表达的主旨意趣进一步具体明朗化,深化了诗歌的主题。玄学得意忘言的思维方式有助于理解谢诗写景繁芜的特点。玄学的高远追求提升了山水诗的脱俗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