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三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

1905年晚清中央政府谕令立停科举,但暂时保留优拔贡考试和举贡保送考职.此后河南、湖南、江西等省皆有因应上述政令“兼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后来保存国粹学堂的兴办进程.过去对此研究相当不足.重建上述办学努力的相关史实,可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科举之废与江南士绅之蜕变

晚清废科举兴学堂，直接的近因是西方列强欺侮中国所导致的民族危机感。科举之废，是晚清志士几十年“思变”的结果，但废科举之后所导致的结果则是出乎当初设计者的预料之外，即传统士绅阶层的瓦解蜕变，从而加速了清政权的灭亡。不仅如此，在后科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型知识群体，由于知识结构由“文”向“理”的转变，职业更加专业化，其关注对象也由宏大的社会人文转向具体的技术层面，这是废除科举百年之后值得深思的。     

废科举:中国儒家社会全面散构的多米诺骨牌--废科举百年祭

科举制是中国儒家社会道统、王统、族统三维共构的制度性联结之关键枢纽所在.儒家道统的制度化、专制王权的合法化、宗族社会的合理化均赖其居中构建调节;中国儒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奥秘即在于此.1905年,"废科举,兴学堂",清廷仅认为是一个教育制度的改革,结果,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1911年辛亥革命,二千年帝制王权覆灭;1915年新文化运动,儒家道统遭全面批判;1927年宗族社会之领导层--"土豪劣绅"在国民革命中被埋葬.废科举导致了中国儒家社会的全面散构与转型.     

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

科举制的兴与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试图将现代科学纳入到科举框架的本意反而最后颠覆了框架本身;科举与科学并非天然对立,科学的原意实为科举;废科举兴新学的背后反映的是绵延几个世纪的思想变迁.只有厘清科举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才能够认清中国选才制度的发展脉络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对科举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崇尚都需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内.     

陈夔龙科举观考述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观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看法.陈夔龙是清末贵州籍进士中的国家重臣,深受科举教育影响,他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反对科举革废,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综观其一生与科举相关的言行,可以看出: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神圣非常,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他高度认可科举制度在教育、选材等方面的功能;认为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严谨而规范.     

以生活为本位的基础教育论--叶圣陶教育观的内涵

中国现代基础教育理论是在中西文化交汇与撞击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其实践依据是传统教育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及由此所产生的教育现代化要求和改革趋势 ;这个矛盾与发展趋势在“五四”前就以科举与学校之争和废科举兴学堂的改良举措体现出来。其理论依据则是西方现代教育理论体系的介绍与影响。这介绍与影响始于“五四”,其中作为理论体系介绍并在二三十年代产生广泛影响的是杜威的教育哲学。杜威教育哲学的代表著作《民主主义与教育》( 1 91 6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初版 )在评判西方几乎所有教育流派及其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     

专题研讨: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

主持人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2005年是中国学术界的“科举年”。今年,不仅许多刊物开辟了科举百年专栏、发表众多论文,而且还将出版第一部科举学专著《科举学导论》;不仅在大学中首次开设了“科举学导论”的课程,而且还将于9月2日这一科举百年祭的日子,在厦门大学召开“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将有海内外众多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以及文博界、考试管理界研究科举的同仁参加这一盛会。废止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废科举后,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曾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     

中国近代文学起始之我见

文学分期的决定性依据不应根据历史事件或社会性质,而应根据文学实绩之本身。作为介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过渡性桥梁,中国近代文学的实质内涵应定位于一个“变”字,即产生实质性之变化。将近代文学的起始点定于1 84 0年,乃是政治影响下的界定。中国近代文学的起始点应定于1 894年维新改良文学运动生发之时,即以文学活动本身发生某种质变为依据,惟此才与文学史之实际保持了同步,也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真正保持了一致性。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文化难题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主要是文化难题对世界发达国家而言，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同时是一种历史时代规定，它们的相对于近代的社会历史（或相对于古代的近代社会历史），也就是“现代化”的社会历史（或近代历史时段的“现代化”社会历史）。但对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并不同时是一种历史时代规定，而是一种追求着的、未来的价值目标规定。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与自己落后的传统告别，更意味着向世界的先进发达方面靠拢接近。因此，如果说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是本国的历史传统与本国…     

现代化与“安全阀”机制构建

“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①,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与发展的持续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如何在谋求发展的同时不危及发展的基础条件——稳定,如何在谋求稳定的同时不妨碍发展的持续,对于每一个谋求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考验.为了在现代化的稳定与发展的两难境地寻找有效的对策,社会学家探索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其中“安全阀”机制就是一例.这是由于“安全阀”机制在稳定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决定的:一是“安全阀”机制的谋求稳定的持续之直接作用;由于“安全阀”机制允许以不公开威胁群体团结或社会秩序的方式来松驰因内部冲突与对抗而产生的紧张,消除或消减了群体或社会的不满情绪;以不危及社会根本制度的合法的意见表达方式,来消减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与冲突;从而由于能及时、适当地让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得以渲泄与表达,防止了矛盾与冲突的过度压抑与聚集,进而也防止了矛盾与冲突的总爆发,避免了社会秩序的大混乱,保障了现代化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相对动态稳定局面.二是“安全阀”机制在促进发展中的间接作用.“安全阀”机制允许不满情绪与不同意见的适时渲泄与表达,从而能适时地调适与消减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强     

先秦“或使说”辩义——以《恒先》为中心

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或使说”一向被视为一种机械、外在决定论的宇宙生成论学说.然而,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读”.通过对先秦文献《恒先》的解读,可以发现,“或使”一词,并非如后世注家所认为的那样,指宇宙万物系外在产生、驱使,以及主宰之义;而是指宇宙生命主体自在自发地产生、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或使说”系先秦道家哲学支脉之一.总体来看,或使说包含宇宙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皆不离道家思想宗旨. “或使说”与老庄哲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简单否定人的认知与文化活动的合法性;而是把“言”、“名”视为“道”的自然绽出,视为宇宙生命活动必然创造之结果;进而,主张通过“举天下之为”而不废“名教”来认知、整饬现实世界.因此,在实践哲学层面,“或使说”是一种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认知,以及社会行动的道家“无为”学说.     

治生与行道:元初科举停废与南方儒士之易业

科举与社会流动是中国近世社会史的经典议题。元初科举停废后,儒士易业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潮流。本文以元初江西抚州儒士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其直面科废易业潮流的言行,尤其是科废易业儒士与固守本业儒士之间的比较与互动,揭示元初南方儒士易业行为与易业观念的内容与源流。     

现代化的逻辑:对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宏观分析

现代化是近世文明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近百年来“命定式”的曲折选择。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曾指出,导致中国现代化曲折而迟发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的方法和文明”(见该书第21页)。这一观点所提供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应在于,中国现代化的建构必须以深刻地解读其主体——“中国社会”为必然条件。笔者认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基点正在于,他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性前提下,实现了中国社会之“实然”与现代化之“应然”的有机结合,从而也必然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然逻辑。     

关于中国科举教育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感想——废除科举一百周年纪念

王毅:2005年之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科举被废除虽然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它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留下的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些东西的意义还远远没有消逝。所以恰逢这样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就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做一点讨论。王学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题目之下,有些什么值得今天特别回味和深入认识的问题。科举之废与晚清局势王毅:现在人们对于科举和科举时代的教育与考试制度可能已经感觉十分遥远。举一个例子,汪曾祺先生在1957年发表一篇介绍国子监…     

“科举学”研究的佳作——宋元强《清朝的状元》评介

在中国历史上延绵存在了一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海内外科举研究的广泛开展,“科举学”已日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在“科举学”这一内容广博的专门研究领域中,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成果特别丰富,已出版的各类著作就不下10本,要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探索,其难度可想而知。最近,宋元强     

清代科举与士人心态

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封建士子把“学而优则仕”看作是变更自身命运的希望,也视为获得社会承认的某种荣誉的标志。而封建统治者则把科举当成稳定社会、维护自身统治的一剂良药。从本质上讲,科举制度是买卖关系在君臣之间的反映。清王朝有效地运用了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巩固了它入关以后的统治,使大多数士人成为科举的奴仆,心甘情愿地受人摆布,这是统治者的喜剧,是士人的悲剧。清代科举之八股文上承明代,其弊自不待言,但它与文学有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不是“一言以弊之”所能解答的。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清末新政是清朝最后十年社会全面危机时的适应时势之举,应势而变的目的是延续统治.人们常用其宗旨来证明其失败的必然性:“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然“琴瑟改弦”会改变基调,“假演”的同时也有“真做”的一面.综观中国近代史,不难发现如此全面深刻的改革是罕见的.从发展学角度来审视,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这样,现代化这个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徬徨了40年,终于登上前台成为主角.本文拟就这一课题从以下几方面作一探讨.     

思想史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争及其超越

<正>世界现代化进程历经500多年,始终绕不过“古今之辩”,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现代化进程又遭遇了“中西之争”。二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的核心议题。思想史研究作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1)),在分析层面与历史层面对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及其次序关系都给出了清晰的回应。在历史叙事层面,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处于晚清之后“古今之辩”的历史延长线上,据此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00多年来“中西之争”的学术脉络。     

关于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若干认识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国人对于现代化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四个现代化”转变为现代化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一个包罗宏富的转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革命是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现代化范式”可以将革命史的内容包含其中,与“革命史范式”相比,“现代化范式”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实际情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可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     

论清末民初的复科举主张

科举革废所带来的另面影响,加之新式教育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致使清末民初不断有人提出恢复科举.这其中既有传统士绅黄运藩和李灼华,也包括曾经激烈批判科举制的新学巨匠梁启超,留学生程树德也加入此中.复科举主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也招致了力主废科举者的强烈反对,从而引起了一场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