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神与“祠在楚东”说

《楚辞·九歌》中的最高天神"太一"之所以与"东"这一方位词相配,现学界主要有"祠在楚东"、"方位东帝"、"齐国太一神"等观点。"祠在楚东"说,从古至今,影响最大,似无异议,但在各种新论的交锋中,其的合理性开始受到质疑。梳理儒家文献系统与方士、阴阳道家文化传统在祭天时具有的不同方位,可以发现《九歌》"东皇太一"神"祠在楚东"与方士文化中的祭天方位相关。战国秦汉时,在后儒所构建的"于南郊天"外,还存在另一种以东南(或东)为阳,于东南(或东)祭天神的文化现象。通过钩沉文献,还原史实,也可反观武帝到王莽时的儒者复古思潮中,儒家文化对其它文化传统的不断否定与胜利过程。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

《楚辞·九歌》有《东皇太一》一篇,王逸说:“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后世都遵循此说,谓“楚国确祀东皇太一”。我认为此说非也。查先秦古籍,“太一”都释为“道”。《庄子·天下篇》说:“建之以常元有,主之以太一。”成玄英注云:“太者,广大之名;一以不二为名。言大道旷荡,无不制围,囊括万有,通而为一,故谓之太一。”郭象注云:“自天地以及群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饰,斯非主之以太一邪?”《吕氏春秋·大乐》篇说:“音乐……本于太一。太一出两议,两仪出阴阳。”“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这是说,“太一”就是“道”。《荀子·礼论》篇云:“贵本     

试论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历代楚辞学家以屈原《九歌》为“祭祀歌”,然考屈原的身份、《九歌》的词采、祭祀的礼仪,与此说多有不符。《九歌》当为“祭事歌”,即为一场祭祀之后的记叙与抒情,而非“祭祀歌”。结合史料考察这场祭祀的时间、原由、主祭者等因素,可更加有力地证明屈原《九歌》为“祭事歌”。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甘棠》看周代祭祀制度——兼论孔子的祭祀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之<甘棠>评论与周代祭祀制度有关,也体现了孔子的祭祀现.其"及其人,敬爱其树"、"甘棠之爱"语中,甘棠即是社树,与周代社祭有关;"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甚贵其人,必敬其位"则指有关周代宗庙制、宗庙祭祀制;"甘棠之保","其保厚矣"是指一种祭祀活动--"报祭".这些都反映或表现出了孔子的祭祀观.     

东汉碑刻所见地方官员的祠祀活动

汉碑记载的地方官吏祠祀对象包括山川自然神灵、本地先贤以及新生之神灵等。这些祭祀活动通常由地方吏民提出申请,中央太常等相关机构批准,地方政府和大姓负责具体实施。地方官吏祠祀活动是其在新莽以至东汉时代旧有祭祀系统紊乱的背景下所施行循政的手段之一;汉末巫风盛行亦是重要的推动因素。这类祠祀活动反映出地方长吏权力日增、地方宗族势力开始向精神信仰领域伸张、中央对地方控制渐趋削弱的东汉地方社会政治生态。     

西夏礼仪制度考论

西夏人非常重视礼制建设,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礼仪制度：祭祀之礼包括祭祀天地祖先孔子等;军礼有占卜、盟誓、祠神和苋守之礼等;朝会之礼源于唐宋,但仪式有所简化;婚礼也有类似于中土六礼的仪程,其中“婚价”在西夏人的婚礼程序中有着特殊的规定和作用;另外,西夏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丧服制度。     

九歌东皇太一篇题初探

《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一名,既叫“太一”,为什么又冠土“东皇”呢?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神呢?对此,过去注家和《楚辞》的研究者,大多遵守东汉王逸的注释。但是,王注是靠不住的。《九歌》原是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的人民祭祀诸神时所用的歌曲;《九歌》篇题中的诸神,乃是该地群众性的信仰。可是,王逸却将“东皇太一”篇题释作:“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这里,以为太一又是东帝、把太一与东帝混淆起来;同时,又以为太一的地位高居于五帝之上。既把东皇太一一名解释为汉人观念中有从属关系的两个神,又硬把它们统一在一起,无论如何解释不通。事实上,把太一组织在五帝之上、把五帝安排在太一之     

从《九歌》的直接源头看其性质

关于《九歌》的直接源头,有各种说法,最具代表性的有《诗经》说,楚地民歌说,远古神话说。事实上,这些说法都只概括了直接源头里的某个因素,具有片面性。通过从内容、形式、角色及香草的象征意义几个方面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真正的直接源头是完整的楚地祭祀仪式。《九歌》是楚地原始文化与作者个体怨愤结合而喷薄出的美丽花朵,它具有祭祀与祭事的双重性质。     

明清宗族演剧活动特征简论

明清时期,各地方宗族热衷演剧,纷纷在宗祠内或宗祠旁建立戏台,形成“有宗必有祠,有祠必有台”之势。当时的宗族喜欢用演剧来表达他们对祖先的追思、对神灵的敬畏、对喜事的欢庆。与瓦舍勾栏、会馆戏园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戏剧活动相比,宗族演剧活动更多的用于祭祀神灵与宗法教化,具有神灵祭祀性、封建宗法性、劝世教化性等特点。     

《九歌》三题

传说中的启《九歌》是祭祀之乐。在流传过程中,古《九歌》发生了一些分化。《九歌》是屈原创作的祭歌集合体,是后人编辑的结果．其本身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诸神的地位、作品中的祭神背景以及作品的风格等可以推断屈原《九歌》非一时一地之作,有的作于朝廷任职时,有的作于流放民间时。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     

经学的演进与汉大赋的嬗变

汉赋深受经学的影响。两汉经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汉赋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武帝时期的公羊学 ,元、成时期的《诗》学 ,东汉前期的谶纬化经学和后期的古文经学 ,都影响着当时大赋的创作。     

温明、秘器与便房考

《汉书》等文献中多次提到温明、秘器和便房的称谓。学界多认为温明就是考古中发现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漆面罩。其实两汉时期温明的内涵有所不同。秘器就是棺木 ,温明秘器应当是第一秘器 ,唐代中晚期以后不见“温明秘器”的叫法 ,大约和开元礼的出台有关。便房的内涵 ,在两汉时期指的是椁室的总称 ;东汉至魏晋时期演变为用于祭祀的空间 (可能在椁内 ,也可能在椁外 ) ,隋唐时期成为墓道的耳室。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端午祭祀屈原源流考

端午祭祀屈原可以上溯到东汉灵帝以前,端午纪念屈原的诸多习俗是以汨罗、武陵为中心发散性传播的。朝廷公祭屈原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将诸祠庙增入祀典后,规定春秋两祭,明太祖圣谕五月五日岁时至祭,今台湾五月端午和十月水仙诞辰两次祭祀屈原。端午纪念屈原或可谓屈原五月五日沉江的民俗证据。     

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

关于西周的郊天礼,郑玄出于其"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郊天与圜丘祀天有别:郊天是祭五帝,圜丘祀天是祭至上帝。王肃否认郑玄的"六天说"和"感生说",认为天唯一而己,不得有六,郊天与圜丘祀天是一回事。又郑、王两家皆以为行郊天礼必于国郊,且有坛。至于举行郊天礼的时间,郑玄以为圜丘祀至上帝在冬至,而郊祭五帝在夏历正月。王肃则提出所谓冬至、启蛰二郊说。礼书中还有立春郊之说。其实西周时期并无所谓圜丘祀天之礼,祭天唯郊礼而已。行郊礼也并非在国郊,"郊"字只可作祭名看,且行郊礼也不一定有坛。西周时期行郊礼时间的常制是在周历四月、夏历二月。冬至郊、立春郊,或启蛰郊之说,不过是据后世历法以推周制,并非周礼之实录。     

释“昆明”

“昆明”一词最初指称古代我国西南的诸部族,汉代指云南西部各族,唐代指云南全省及川西南、黔西各族。唐置昆明县后,“昆明”始用为地名。元代开始,昆明才作为地名出现在滇池之滨,此后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昆明市。     

明朝内庙祭祀制度探讨

明初,朱元璋取法宋代的钦先孝思殿,在宫内设立奉先殿祭祀祖先,创立起明朝的内庙祭祀制度。设于两京宫中以奉先殿为核心的内庙,实为明朝皇帝的家庙。其在设置、渊源及祭祀礼仪上,都有一些不同于宗庙的特点,是明朝皇帝祖先祭祀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     

元杂剧中的丧葬文化

元杂剧中蕴含着丰富的丧葬文化。从元杂剧可以看出元代汉族的葬式主要有土葬、火葬,无论居丧墓葬还是扫墓祭祀都彰显出特定的风俗礼仪。举凡入殓、停柩、下葬、遗嘱、奔丧、吊孝及其服丧守孝、挂纸烧钱、培修坟墓、酒饭祭奠,从多个侧面反映出了元杂剧丰富多彩而又鲜活的文化底蕴,于此丧葬风俗不难窥视中国孝文化的具体承传与表现。     

汉代西域译长

张骞凿空使汉朝与西域诸国开始了正式的交往,鉴于西域复杂的语言环境以及双方日益频繁往来的需要,汉朝在西域各国设置了类似中央的翻译官职———译长。这一职官在西域都护所属的绝大多数西域城邦中都设有,职位虽不高,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