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危机的文学应对:孙中山北上与鲁迅杂感文书写实践

孙中山北上,为再造民国挽救共和提供了新契机,也激活了鲁迅沉寂已久的杂感文写作。随着时局的发展,执着于切身日常生活的鲁迅革新了杂文与杂感的书写形式,沟通了审美、伦理与政治,以生命美学的方式,应对了共和危机,拓展了书写层面与政治层面的自由。     

试论清遗民对共和民国认知的复杂性

清遗民是民初社会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政治观念表现出复杂性。就对共和民国的认知而言,大致有两种：一是易代前后,对共和民国的认知处于矛盾、变化之中。这种矛盾变化性表现在：对共和民国先充满期待,失望后转向忠于前清;对共和民国的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二是易代前后,对共和民国的认知具有始终如一的特点．表现在：反对共和,仇视民国;对共和民国持一种平和态度。清遗民对共和民国的认知情况折射出民初士人复杂的心态．昭示出这一社会群体夤杂多样性的特点。     

民国初年政治报刊的共和想象及其纷争——以《民立报》为例

近代中国政治报刊以"主义"的宣传为己任,强化"喉舌"的身份意识。民国以降,以《民立报》为代表的政治报刊却呈现出"去政党化"的潮流,寻求独立的身份认同,以共和原理而不是政党意志介入政治纷争。同盟会(国民党)内部的激进党人则抵制《民立报》的共和范式,并就政治报刊与政党的理论关系展开激烈论战。随着"二次革命"的发生和"中华革命党"的建立,革命党内逐步确立不能容忍异己的政治文化,党报宣传强调绝对服从党义、纪律和领袖权威,报刊的党性原则得以再次确立。由于革命意识形态和袁世凯专制主义的双重挤压,以《民立报》《甲寅》为代表的政论报刊,或重返革命,或迅速停刊,揭示出逻辑说理的报刊范式在民初的挫折。由于政治上的挫折与幻灭,中国政治报刊很快集体拥抱激进,从"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文化意识上的"革命")来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     

陈炯明“联省自治”思想浅析

陈炯明是一位致力于民权与共和的革命者,是着眼和平建设、思考中国治理之道的思考者。他主张遵循地方自治—联省自治的路径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联治民主制主张,对辛亥革命后中国如何重建政治与社会秩序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主张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一无奈显示了新共和体制在民国政治建制中的困局,也展现出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复杂关系。     

他永远是他自己——陈独秀的人生和心路

陈独秀的传奇人生,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他一生言论的核心,即在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转变之下,"国"与"民"的关系需要釐清和重构,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他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而引起瞩目,又因关注趋新青年这一社会变迁的新兴群体而赢得了大量追随者,更因倡导从国家向国民、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向而起到开风气的作用,很快形成全国性的影响,与胡适一起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代表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而读书人的责任感,又使他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最终走向直接诉诸行动的政治革命,并长期以政治人物自期.但实际政治运作并非其强项,在孤寂落寞的晚年,他终于回归了文章士的行列.     

论近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演变历程

西学东渐和内忧外患催生了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问题,民国时期的地方治理陷入一种民族和民主相互纠缠的怪圈,从绅士自治到双规共治的转向不仅彰显了民国地方治理过程中民主共和理念逐步让位于民族民生的现实政治需要,而且揭示出民国地方治理由分权让利到集权独裁的政治逻辑。传统政治与西方思想在特殊的时空交错中产生了复杂的冲突、融合与变异,并深刻影响了民国后期的政治走向。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的时代认知——从民国山东地方志的编修心路探析

民国年间基层官绅作为地方社会的建设和舆论引领者,亦主导了地方志的编修,通过考察民国年间山东所纂修各县地方志序文与凡例的文本话语,可以认识到在共和之后的社会变迁中,基层官绅明显感受到时代的不同,他们期待共和政治的理念与实践,关注社会民生,并且希望在伦理道德领域实现传统文化的应势转化。这种在政治领域积极革新,在社会领域走向下层,在文化方面致力于传统理念的适应性转化,构成了民国年间基层官绅在时代变革之际的独特认知。     

刘艺舟民国元年行迹新考

刘艺舟民国元年之行迹清晰地昭示了文明戏的早期形态和属性,其本人亦为借戏剧活动推行政治理念的先导和表率,因而极具典范意义。1912年中国推翻帝制,刘艺舟也进入他政治和演剧活动的活跃期。他和革命志士光复登州、黄县,在上海新舞台演出新剧,组织新剧俱进会。他开展社会活动,发表政治言论,践行三民主义。年底,他率蒙藏探险团北上,谋求和平解决蒙、藏问题,以实现“五族共和”的建国理想。     

主线 议题 取向：民国新闻史的整体面相及书写

就舆论动员时空而言,近代中国传播议题多与救亡图存的政治语境紧密联系。民国新闻史中传播行为关联不同的媒介生态网和社会关系网。传播与政治关系语境中考察民国新闻史,当注意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民国新闻传播以时间为主轴对1912—1949年这一历史时段进行分期。首先,结合反帝、反封建议题的宣传和国民革命的政治舆论动员,探析报刊传媒对国民革命的记忆与展示;其次,聚焦十年内战时期报刊格局变化,探析京派、海派人士组成的"记者座谈""左联"等文化共同体的舆论呈现;再次,顺延时间脉络至全面抗战时期,对沦陷区报刊的亲日立场,国统区、革命根据地新闻纸的抗日立场三个不同场域的记忆文本进行梳理,考察历史空间上的横截面,特别是"抗战新闻学"的兴起,如"抗战建国"在不同政治空间的表述;最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大陆溃败,涉及新闻刊物多面临政治或新闻职业主义的抉择。简言之,探讨民国时期的政治生态与舆论生态关联的主线,意在揭示民国新闻史不仅指涉新闻纸的历时性,更涉及新闻纸作为时代记录者所承载的历史厚重感与时代责任感。由此而论,民国新闻史书写应在舆论新陈代谢中呈现报刊流行话语分析及其变迁,从而展示新闻纸的时代抉择及舆论上的方向感。     

知常以观变:从基本处反思民国史研究

民国的建立,是一个从帝制到共和的"五千年之大变"。需要从更长的时段观察思考民国究竟在哪些基本的面相上带来了变化,这些变化又怎样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立足于古今中外的常态,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出现了不少与所谓传统中国和人类其他社会很不一样的变态。而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这两个新事物,特别是"国、族"关系与"国、民"关系,有着远更丰富的层次和表现方式。国民革命带来了很多根本性的转变,不妨与北伐前的"民国"分别看待。总体上,似可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发展中的共和制"国体"。     

国民党与国家统一舆论下的报刊言路(1919-1925)

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转向中,报刊、报人及舆论精英与以军政利益集团形式呈现的政党组织等关系密切。面对军阀混战及国家统一舆论,各个利益集团往往主动而又恰如其分地在社会变迁的大潮中利用报刊传媒在政治空间上定位自己,充分发挥本集团的优势与特色,从而更多地攫取政治资本。从马君武等国民党舆论精英及其对进步党领袖梁启超的批判,进步党、国民党的旧有恩怨与政治舆论的导向,广州内部分裂及国民党的政治舆论选择,南北对峙与孙中山北上的舆论象征等层面出发,探索政论性报刊在南北军阀的利益冲突、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反对派的利益分割中扮演了的角色及其论述策略、言论立场的选择,尤有价值。     

“民主共和”:中国式契约政治的构建

辛亥革命在短时间内,经过新旧势力合流,结束清朝皇权政治.国内新旧杂糅的各种政治势力,受国际因素影响,以推翻帝制为目标而进行了权力博弈,在政治体制选择上,多数力量赞成嫁接西方“民主共和”体制,建立中国式的契约政治,从而试图构建一种别于君主专制的新型政治秩序.然而这种契约式政治确立过程中的复杂性与派系斗争性,基本决定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武主文从的政治表达,此为“共和”夭折埋下伏笔.     

传播实践的转向与舆论思想的演进——论孙中山舆论传播观的形成

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终肩负着宣传革命和共和主张、引导舆论的重任,以聚四万万人之力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国家。从上书论政、积极投稿到办报以开风气,从最初的倚重革命演说到逐步倚重报刊宣传并结合演讲的传播实践,孙中山逐步形成了有关演说、报刊的舆论传播思想和引导舆论、保障言论自由等舆论观点,并以此指导和推动着民主革命的进程和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     

试论民国精神

民国精神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一种精神理念,它不仅包含资产阶级革命派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同时还兼具反帝反封建思想及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民国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为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乃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整合力量。     

从朝廷天下到国家社会——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转折

20世纪以来,天下、朝廷两词在政治言说中逐渐边缘化。天下的淡出使得朝廷走向无用,乃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推翻政府,而是放弃朝廷,故在革命派力量低潮时爆发却又迅速成功。民国建立后,共和政府借助民主话语逐步剥离原属天下的自主法权,社会渐被视为应该由国家管制的场域,政府与民间的关系被彻底重置。     

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意识形态

中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萌发于城市 ,城市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新的政治思想在城市中形成。城市意识形态由市民人文主义和共和主义组成。人文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和平等 ,并将功利主义引入世界观。共和主义的核心主张是政治独立和自治共和。城市意识形态是西方国家学说史上古代与近代之间的一个过渡环节 ,近代西方的人民主权思想、人制思想、共和制思想、公共权力思想等都与城市人文主义和共和主义有渊源关系。     

李大钊的编辑活动与编辑思想

李大钊参与和主持过包括《新青年》在内的多家报刊的编辑工作。他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反对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以批判显示,关心政治,启蒙民众,重建中华为报刊的使命。     

民初国体政体理论脉络下的“共和”争议

清季以降的流行认知中,共和兼具“民为主”与“民主之”的双重意涵,但若细究源于欧美日本的国体政体学说,共和是否必然与帝制对立以及代表民权,实颇有争议。民初尝试共和,因缘派系政治、权力竞争和政见立场的差异,各方各派纷纷援引国体政体学理争辩共和是否主权在民、如何实践主权在民等问题,衍生多歧共和言说,表征着共和的待定与悬浮。洪宪帝制运动期间,帝制派借用区分君主、共和与专制、立宪为国体政体两个范畴的观念,制造共和国体与立宪政体的紧张关系,巧言变国体为君主可置换立宪政体,实则既不敢明言尊君权的真实意图,也无法说清君主国体之下的立宪政体如何实现民权。由此可见,君主政治已难以自证正当性,共和主权在民的原理是近代中国政治不可逆转的趋向。经过轮番的共和争辩,有识之士认识到共和未必与民权对等,主张明确定义并慎用共和概念。随后Democracy观念的引入,正好弥补共和概念模糊含混的方面,凸显中国共和政治的民主任务,因而顺势取代共和,成为中国思想政治新的关键概念。     

晚清革命报刊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晚清革命报刊作为革命志士宣传思想、营造社会舆论的重要媒介,一直受到史学界与新闻学界的高度关注。民国学人认为革命报刊有“缔造民国”之功,对其进行初步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苏联模式影响,笼统给其标上资产阶级报刊的刻板标签。改革开放后,学界开始以新理论、新角度研究晚清革命报刊,涌现出大批学术成果。梳理晚清革命报刊研究史,能开阔中国新闻史研究视野,对当代深入探讨清季社会变革与民国社会思潮有重要意义。     

相得与疏离:李大钊与汤化龙交往论略

李大钊曾接受汤化龙的进步党经费资助赴日留学,并出任汤化龙主办的《晨钟》等报刊的编辑或撰稿人,初期与汤化龙过从甚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言论。随着李大钊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二人终因政见分歧而分道扬镳。但君子和而不同,政治关系的终结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私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