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化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应运而生的视觉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手段和书写文本的影像民族志明确表征民族志书写的“视觉化转向”,成为人类学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存在。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关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以明晰且具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影像风格,为世界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为世界影像民族志提供美学范式。     

身份表述、情感认同与文化基因:文化人类学纪录片的意义书写

文化人类学纪录片是文化人类学和纪录片相结合发展而来,它通过视听语言实现对异文化的表述,将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内涵完整地呈现,进而达成对文化事项的“深描”。而在影像所建构的时空中,影像媒介的联结性则帮助观众实现身体的“虚拟在场”,并通过仪式再现的方式唤起人们对文化的共同记忆,于多维的交流互动中形成情感共同体,达成情感共识,进而强化群体认同。同时,导演通过对民族文化基因符码的深刻挖掘与生动呈现,完成了对民族文化及精神意义的深刻表达与有效传播。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

影视方法正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影像民族志不仅仅是纪录、描述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影像民族志在表达异质性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且进一步阐释了影视或者影像民族志方法在传达默会知识、促进跨文化理解,以及在人类学展开非语言社会行为研究、促进知识的分享和进行社会干预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实践。同时,本文也指出影像民族志也只有回应人类学理论发展、参与人类学知识生产,才能制作出真正的"影像民族志"。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虚构式影像民族志:内在世界的视觉化

"虚构式影像民族志"是一种与虚构电影相近似的影像民族志类型,其基本特点是以非现实性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展现某种社会文化的基本形态与核心价值。影像民族志作者可以根据田野调查所掌握的事实资料,以虚构的情节为架构,由族群成员采用表演的方法,以描述、表现、反思和重构等表演技巧,展示该族群的文化内容,挖掘深藏于表象之下的内在世界。由于理论稀缺以及实践难度,"虚构式影像民族志"在世界人类学界较少有人尝试,成功的民族志文本更为罕见,但其在人类学领域内的学术潜力却值得进一步开掘。     

“偷宝”与“缴宝”：石阡仡佬族祈子仪式的器物、象征与社区情感

仡佬族“酬恩了愿”仪式中的“偷宝”与“缴宝”,是其表达祈子诉求、偿还龙神恩情的习俗与仪式。仪式之物“龙宝”作为贯穿其中的重要物品,具有三重所指——龙珠、灯球与口宝。物的三义揭示了仡佬族祈子仪式的象征意涵,也拉近了仡佬族“以宝喻子”和“偷宝祈子”的现实可能。文章基于石阡仡佬族“酬恩了愿”祈子仪式的田野个案,通过探究该仪式与物的象征系统,勾勒该族群书写民俗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揭示其文化表述的历史记忆与集体观念的地方性实践,从而在仪式中窥探仡佬族的社区情感以及道德的在场与作用。     

少数民族影像中的“他者”呈现——略论潘年英的中国西南摄影

人类学是通过研究人类的文化来理解"人"的综合性学科,影像是当代民族艺术表达和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的传播符号,随着"图文对话"时代的到来,照片的保存在人类学民族志中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本土谱系和西学源流为我们从人类学角度讨论少数民族影像的叙事伦理提供了理论支撑。潘年英的人类学影像全面展示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自然生态环境、精神面貌和日常生活面貌,并将其与文字记录相结合,可以说为中国少数民族留下了一份可信度高的视觉材料与调查报告,具有艺术与人类学的双重价值。文章以潘年英作品中的少数民族影像为例,来说明人类学影像是如何呈现"他者"。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民族志影像与藏族文化保护

从早期的民族志影像拍摄到如今的数字化技术介入文化遗产的保护,人类遗产保护的影像化传播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不同形式的文化遗产构成的藏地文化景观正在面临一个变迁的时代,格萨尔口传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茶马古道、唐蕃古道等文化线路承载着民族记忆和文化传统的过去和未来,那么民族志影像和数字化手段的记录和传播又可以在雪域文化遗产保护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民族志影像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文化阐释和传播使族群记忆和文化资产得以另一种方式形象化留存,并在传播过程中进一步完成文本和表述对象内涵意义的升华。     

从文学到人类学——关于民族志和写文化的答问

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可以简括为田野考察和民族志写作。长久以来对于前者关注较多,而对后者讨论较少。本文聚焦于民族志的书写层面,结合文学与人类学的内在关联,通过问答的形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对特定族群写“志”这一点上,人类学可被视为一种文学;反之,文学也是人类学。     

论跨文化构建历史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研究为对象,以探讨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目的,运用跨文化（Intercultural）之历史深度描述方法界定历史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实践理论意义。跨文化（Intercultural）是指文化的“内在性”、“涵化性”和“互动性”,即通过跨族群文化互动构建历史人类学理论,它与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根据历史民族志和历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跨文化理论方法已经成为研究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理论方法。     

环境肖像与影像民族志——以白族村落的视觉书写实践为例

对于视觉人类学来说,环境肖像是特定生境关系与族群认同的视觉表征,而影像民族志更是对其图文互证的深描。文章以"中国白族百村群像"和"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两次民族村落视觉书写实践为例,通过对调查对象历史背景、空间环境、主体性、生境和习俗的分析,讨论影像民族志书写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文化节点,如历史与现实中跨区域经贸交往的关系,村落与生态的关系,多民族杂居地的族群关系,人文传统和文化心理问题,特色民风民俗的呈现,民间手工艺的村落传统,回访和出新,文字和影像的互证关系等。     

“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的交互关系

仪式与族群存在交互关系，族群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需要仪式来强化，仪式的展演和传承需要族群成员的共同参与，为仪式符号赋予特定的含义，否则仪式就失去了储存文化传统的功能。富川平地瑶古老的“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存在深刻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富川平地瑶族群通过“踏祖公”仪式祭祀祖先和展演族群艰难的迁徙历史，使平地瑶间的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得以增强；另一方面，族群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祭祀仪式，在仪式过程中用“踏九州”“盘王出游”等为“踏祖公”仪式赋予特定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内涵。     

王文芝展演凉山州蒙古族族谱的口述民族志

口述民族志作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另一种探索，强调普通民众的发言权，在研究过程中加入了研究对象对自身文化的解读。笔者采用“口述民族志”方式开展凉山州蒙古族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系统性专题研究，凉山州蒙古族老人王文芝以“口述民族志”的方式展演当地蒙古族的文字记录与口述记录等各类族谱。从王文芝老人的自我陈述与自我阐释到笔者对口述民族志访谈资料所蕴含的“内隐记忆”的田野阐释，这则“对话式”口述民族志凸显了作为当地蒙古族文化持有者的王文芝的个体经验和人生经历传达，具体细节化地体现了当地蒙古族彰显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行动选择，展示了凉山州蒙古族社会性身份的构建过程。口述民族志应该为当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曼纳”和“库拉”：地方知识建构的人类文化

“曼纳”“库拉”是来自太平洋海岛被民族志所记录而形成的知识概念,它们构成了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但路径和范式却不相同。通过探讨人类学文本中“曼纳”与“库拉”的形成,反思地方知识在构建人类文化过程中“再发现”“典型化”和“多元化”的作用。     

移民、传说与族群记忆——民族史视野中的南方族群叙事文化

南方族群文化的发展,与历史上汉族和其他南方少数民族的交融紧密联系。而在这种族群交融过程中,传说、习俗、仪式等大量的地方性族群记忆也被制造出来。八姓入闽、跑贡王、射梁箭、土酋救皇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地方性族群记忆一般不见于国家正史典籍中,属于族群小叙事文化,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族群本质,体现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本地人视角,真切地表达出历史上族群接触的生动事实。当前的南方民族史研究,很有必要重视上述小叙事文化。     

多元的“记忆之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认同的构建——以新疆吐鲁番市公共博物馆为例

博物馆作为典型的“记忆之场”,依赖特定的路径和运行机制,不仅唤醒与构建当下参观者对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的记忆,同时又以新的视觉空间呈现方式建立新的语言秩序,构建起当前语境下的记忆。本文以“记忆之场”理论为基础,选择吐鲁番国有综合类博物馆和“努尔丁红色记忆收藏馆”等民间特色博物馆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记忆之场”所“生产”的记忆都肩负一个重要的政治使命,即构建一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与认同体系。在吐鲁番博物馆中,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的生成、塑造和延续机制有三个层次：一是博物馆陈列展品本身所呈现和塑造的记忆,二是博物馆用文物的新叙事塑造新的记忆,三是博物馆自身的发展历程所表达的记忆。     

族群关系的仪式表达

反映族群关系的仪式是一项尚未引起深入讨论的话题,蕴含着理解族群关系比较重要的知识。凉山彝族"十五过"、哈尼族"嘎洒罗"仪式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着族群关系,基于对二者的民族志研究,文章将其与美国印第安人的"魔鬼舞"进行比较,在探讨族群关系仪式表达框架、向度、临界点及其认识论等问题的基础上,用"仪式共创"的概念解释了我国民族关系史在仪式视野中的基本哲学境像。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视域下人类学的 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人类在实践中生产知识、创造文化。传统人类学以遥远的与“欧洲中心文化”具有明显差异性“非西方”的“原始社会”或“土著民族或族群”社会文化研究而著称。伴随研究范式和理论格局的拓新,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不再是纯粹“远方”的“他者社会”,“田野空间”亦从地理空间范畴延伸到文本空间、口述传统及网络虚拟社会空间等非地理空间范畴,人类学者不断游走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丛林中观他以视自我,运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来进行着自己的知识生产、文化实践和理论建构。与此同时,人类学者对传统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与科学性进行反思与批判,推动着文化人类学理论范式和工作方式与时俱进,凸显时代特性。     

文化变迁场域中的人类学影像表达

文化变迁是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一直以来共同关注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场域视角使我们可以将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各民族文化变迁过程置于不同时空所构成的具体环境中进行分析。在文化变迁场域中进行文化研究时,视觉人类学的方法体系获得成长空间,不同类型的人类学影像表达与文化变迁过程构成相互解释、相互作用的互动结构,丰富的人类学影像志日益成为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新的、更具活力的拓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