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权层面国家政治安全实现的法治路径

政治安全可以分为主权、政权与治权三个层面。中国正在经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现代化转型,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治权层面,并且要面对诸多新型的、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强调要把法治贯穿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全过程。实现治权层面国家政治安全的法治化需要明确治理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是代表民意的法律,政治体系要体现对多元身份与理念的包容性,并注重运用市场和网络机制来构建新型公共管理秩序。     

国际社交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的革命性影响

随着社交网络技术在政治领域的强势入侵,国际社交网络对国家政治安全带来革命性影响。国际社交网络中的政治参与能够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机制、衍生机制和涌现机制对国家政权安全产生威胁;国际社交网络中的恐怖主义扩散能够通过回音室机制、群体极化机制和非对称优势机制对社会安全与稳定产生威胁;国际社交网络中的意识形态传播能够通过分化机制、削弱机制和渗透机制对国家政治制度安全产生威胁。国际社交网络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能够模糊政治安全的治理边界,削弱主权国家作为治理主体的权威性、合法性和独立性。因此,应利用国际社交网络掌握政治安全发展态势,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基于网络空间主权的命运共同体。     

社交平台封禁账号行为的法理分析与规制完善

随着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人类已经跨入互联网社交时代。为维护互联网社交空间的秩序,社交平台通常会对违法、违规或者严重违约的用户账号实施封禁处罚,但实践中封禁依据、封禁理由和封禁程序的不合理会对用户权益和平台秩序造成侵害。因此,规制社交平台封禁账号行为具有必要性。针对因定义不明而实施的针对性封禁、因价值偏见而产生的歧视封禁以及平台对技术的过度依赖而产生的错误封禁,应完善平台封禁的处罚依据、健全平台封禁的归责理由、实现平台封禁的程序正义,探索社交平台与用户共同治理的新格局,以更加合理地配置社交平台中各类主体与用户的权利和义务,完善平台治理的效能,建设更加安全稳定的网络社交空间。     

网络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政治稳定研究

当前,网络以其传播速度的快捷性、传递内容的庞杂性以及参与的便捷性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网络参与所蕴含的强大聚合功能为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在网络上集聚、组织和动员提供了便利,因而网络政治参与带来的网络风险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主体需要控制适度的社会动员,逐步推进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治理网络风险需要从单一国家政府层面走向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合作共治,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     

去伪求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对网络民意的要求与期待

网络民意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了宝贵的民意指向,但却面临“真”、“伪”难辨的困扰。应该以网民法制意识培育为出发点,科学塑造民意;以电子政务建设为立足点,合理收集民意;以网络舆论监管为切入点,正确引导民意;以网络技术完善为支撑点,安全保障民意,使网络民意的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充分实现。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以C40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城市作为次国家层面中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聚合体,成为全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中不可忽视的行为体.城市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使其更加积极发挥自身的资源、信息和技术优势,并且,这种在地方层面对于气候挑战的共同应对推动了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形成.这一新的网络性治理形式为增强城市间的交流合作以及聚积城市层面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一个建构平台.从纵向上看,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次国家互动层面;从横向上看,为全球气候治理吸纳了更多的地方行为者,扩大了环境政策的执行空间.跨国城市网络还扮演着技术创新活动家和规范扩散者的角色,并且通过与各种外部行为体的积极合作来进一步推进城市弹性网络的杠杆作用.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及其战略价值探析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体系大体可分为技术功能认知和国家建设方略两大层面,前者深入揭示了互联网的强国功能,包括互联互通、同构共生及驱动引领三个维度;后者则系统建构了网络强国的实践路径,涵盖网络安全建设、核心技术建设、网络主权建设、网络法治建设、网络舆论建设及网络文化建设六个维度。习近平将“网络”与“强国”有机结合而形成的网络强国系统论述,既是对信息化时代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面向未来,对国家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科学谋划,在理论革新、安全保障、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服务人民、全球治理等层面均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网络民意的困境与出路

政府对待网络民意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网络民意能够成为规范政府行为、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又担心网络民意失序,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一矛盾心态源于网络民意的双重属性:它既有真实性、草根性的优势,又有非理性、偏颇性的不足.通过对形成网络民意困境的原因的理论解读和现实分析可知,为了使网络民意有序化发展,政府应当从培养理性网民、拓展民意表达渠道、强化信息公开、柔化网络民意的引导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当适当放松对网络言论的规制,严守网络言论规制的限度,以维持网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保障公民独立人格的发展.     

数智技术赋能公共卫生治理：理论阐释与优化路径

数智技术以数据互通为基础,通过全方位的数据整合,力图形成公共部门、技术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多元共治格局,实现公共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治理的集中式组织结构、多样化治理手段和分流式程序理路,为数智技术赋能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基础空间。基于数智理念、数智结构、数智技术的分析框架,公共卫生治理得以接受数智技术的全方位赋能。在数智理念层面,应当树立包容共治理念、普惠共享价值和群体安全追求,为结构重塑和技术铺陈提供宏观基础;在数智结构层面,应当完善公共卫生治理主体、行为和程序制度结构,构建内外共治、包容审慎、守正创新的制度体系;在数智技术层面,应当通过厘清概念、设定阈值、评估效能的方法,为技术赋能提供手段支撑。     

行业协会治理对平台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的影响

平台企业履行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ICR）不仅是净化我国网络空间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网络强国战略、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举措。利用2013—2020年A股上市平台企业数据,采用OL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加入行业协会对平台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加入行业协会可以显著促进其履行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且行业协会对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支持度越大,企业网络信息内容安全责任履行得越好;行业协会对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事前支持行为与事后激励行为是行业协会影响平台企业ICR履行的主要路径,但事前支持行为与事后激励行为对不同类型的平台企业影响效果呈现异质性。平台企业政治关联关系负向调节行业协会对平台企业ICR履行的促进作用。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是中国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理念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逐步影响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格局的变革。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社交网络平台有害信息治理的演化博弈——基于社会公众辨识度视角

随着社交网络应用的普及,社交网络平台已成为信息传播、知识共享的重要载体,在为人们生活、学习、工作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有害信息传播创造了条件,社交网络平台中的有害信息治理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文章引入社会公众辨识度变量,同时考虑社交网络平台受政府监管部门惩罚成本以及政府和平台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建立了社交网络平台和社会公众有害信息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有害信息辨识度等因素对演化过程的影响。数值仿真结果表明,提高社会公众对有害信息的辨识度以及平台受罚成本,减少政府与平台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可以有效治理社交网络平台有害信息的传播和泛滥。     

社交媒体对网络空间道德心态的塑造及其影响

社交媒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全面而深刻,社交媒体平台成为汇聚当代社情民意的最大场所。社交媒体用户对重大公共事件的跟帖讨论折射出网络空间的社会道德心态。社会道德心态是一个社会整体的道德心态状况,社交媒体网络空间的道德心态是现实空间社会道德心态的延伸,用户跟帖讨论心态的道德性是个体道德心态的缩影,也是其最真实的道德思维,对跟帖讨论道德心态的认识有助于了解民心、把握民意。社交媒体的发帖规则塑造着网络空间的道德心态,道德心态又反过来影响用户的网络交往。提升网络文明需要重视社交媒体的道德建设,为此需要增强对社交媒体道德性的信心,培育用户对常识道德的遵守。     

网络民意的表达路径与收集机制研究——基于政策议程设置的视角

网络民意影响政策议程和政策内容已成社会共识,而如何收集网络民意、让公共政策更充分地体现最广泛的民意则是亟待研究的问题。网络民意表达具有集聚和分散的双重特点:在政府动议的政策议程模式中,网络民意表达呈现出定向集聚的态势,短时间内集中于特定的网络平台之上;在公众动议的政策议程模式中,网络民意表达呈现出分散性和碎片化的特点,无固定的平台和时间点。与之相对应,网络民意收集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方面,政府可主动设置网络平台,吸引网民通过制度性渠道集中反馈,可以方便、快捷、有针对性地收集网络民意;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技术进行全网式的广泛搜索,可以在全样本数据基础上展现民意全像。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中国政府治理问题新探（专题讨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保障社会公平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这充分体现了国家保障社会公平的强烈意愿。与管理相比,治理的内涵更能彰显社会公平理念。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加强国家治理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有鉴于此,需要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健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进一步保障社会公平。     

自动化事实核查的算法逻辑、内生性风险及其规避

智媒时代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需要智能化手段，自动化事实核查是打击谎言和假新闻的算法治理手段之一。自动化事实核查的算法逻辑各不相同，总体可分五类：基于“匹配”的逻辑、基于“信源信度”的逻辑、基于“关系”的逻辑、基于“缺陷”的逻辑和基于“区块链”的逻辑。因“算法形式主义”引发的内生性风险会损害自动化事实核查的可信度。规避内生性风险，在技术层面，应优化设计，减少源数据的偏差；在把关层面，应采用“算法+事实核查员”的人机协同模式；在利益相关者层面，应组建事实核查网络；在伦理层面，应强化透明和更正原则。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作为数据的劳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治理研究

数字科技革命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的劳动形式,也催生了短视频/直播这一新的数字平台。平台、数据、国家是网络主播数字劳动治理过程中密切关联又充满张力的三个维度：网络主播是数字劳动的主体;短视频/直播平台是数字劳动的场域;数据是数字劳动的生成物,也是平台和国家争夺和治理的对象。在平台上生存的数字劳动者有着数字劳动的自主性,但也面临着剥削并不断被异化,由此而主动和被动生成的各种乱象,以及那些被合理化了的支配关系,体现了数字平台的商业属性与其被期待具有的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凸显了国家进行数字劳动治理的必要性。在数字劳动治理的过程中,平台价值与国家价值导向之间的矛盾、平台私权力与国家公权力的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数据殖民主义”以资本增殖为中心之间的矛盾等会进一步显露出来。国家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到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治理之中,将其作为新时代数字治理方案的一个有益的切入点,这意味着必须：推动关键数字科技的普及与普惠发展;在数据分类的前提下确定数据权属边界;探索建立国家与平台间的对话合作机制。     

海洋命运共同体下南海区域搜救合作的制度化构建

构建南海各国普遍接受且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是区域搜救合作制度化的核心。然而,由于南海国家普遍对于主权维护具有较高敏感度、部分国家单方主张搜救责任区以及美国等域外国家干预南海安全治理等情况,搜救合作规则的构建前景并不乐观。在此背景下,海洋命运共同体以其所包含的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建的理念内核,有助于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增进南海国家搜救合作意愿,营造更加平等包容的合作平台。鉴于南海搜救合作基础薄弱,区域搜救合作制度化适宜采取软法与硬法相结合的构建形式,以包容且审慎的态度广泛接纳多元参与主体,同时将搜救责任区划分、争议海域搜救、战时搜救等敏感却有现实需要的议题纳入。目前南海区域治理处于变革的关键期,我国应主动引导区域搜救合作规则构建,提升南海安全治理国际话语权。为此,需要广泛同南海国家签署搜救合作双边协议,不断丰富和完善现有合作机制,全面提升南海救援能力,从而更好地提供南海搜救国际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