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生活、思想与创作

在清乾隆时代,袁枚(1716—1798)是一位“一编早定千秋业,片语能生四海春”(《随园诗话》补遗卷八,席佩兰见赠诗,下简称《诗话》)、享有五十年盛名的文坛领袖人物。可惜的是,长期以来,有的研究者特别注意他生平的某些表象,认为:袁枚是一位风流才子,优游林泉,“过了五十多年的清狂自在的享乐生活”。其生活、思想、创作,流于“庸俗、浮滑”。(参见米治国等《元明清诗文选》第118页、《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五卷《袁枚》)有的则更具体指出:“根本缺点在于缺乏社会现实内容”,“只是一种运用自如的消遣,一种剔透玲珑的‘盛世’点缀”(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册)。因此,应该进一步对袁枚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拟从其人生道路、生活爱好、理论开拓与诗文创新等方面,提出初步探索的意见,欢迎批评,指正。     

挽歌的审美文化价值

挽歌,集文化和文学于一身,有着独特的魅力.挽歌与音乐紧密相连,哀挽之音感人是挽歌被纳入丧葬礼仪制度的重要因素;丧葬文化赋予了挽歌哀生悼死的意蕴,体现出古人生死观念的变化;行为挽歌与诗体挽歌的交织使挽歌在魏晋绽放出奇美的色彩.     

墓志新辑唐代挽歌考论

挽歌是古代丧葬礼仪的一个重要环节 ,也是哀挽文学的一种特定体裁。但大多数挽歌是在丧葬过程中由乐队演奏的。挽歌镌于碑石者 ,甚为少见。新近出土的唐代墓志中 ,有一批挽歌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唐诗文献。这类挽歌主要有两种类型 :刻在墓志盖上的挽歌和墓志铭中的挽歌。这两种挽歌 ,无论是作者和哀挽对象 ,还是内容与形式 ,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唐代挽歌与唐代丧葬制度、礼仪习俗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也是我们认识并了解唐代礼仪制度的重要内容。以新出墓志所载挽歌与传世挽歌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认识挽歌特殊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文化学意义。     

独树一帜的袁枚游记文

与蒋士铨(1725—1785)、赵翼(1727—1814)並称乾隆三大家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1716—1797),是当时文坛上极有影响的人物。他不但有较为进步的诗歌理论“性灵说”,而且以其直抒性灵的方式,写出了不少清新灵巧的能令人耳目一新的诗作,从而打破了当时文坛上拟古和以考据文字为诗的风气。一般研究者在论及袁枚文学     

章学诚的袁枚批评考述——以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为中心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是清中叶重要的文学事件,其发生时间集中在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间。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随朱筠在安徽校文时,就对袁枚印象不佳。乾隆六十年以后,他在信札和《诗话》里对袁枚展开抨击,将其文学思想的弊端归咎于道德的沦丧。从嘉庆元年到二年,章学诚的批判视界转向袁枚的妇学观。嘉庆三年以后,他又因袁枚的《尺牍》与《诗话》中所记轶事,再次对袁枚文论及其伦理基础进行批判与清算。章学诚的袁枚批评涉及文学与伦理两个层面,且把文学问题推本溯源于伦理基础,这是理解清代学术与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视角。     

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研究

石刻唱和诗不仅是文学作品的刊行与流传，也是诗文唱和活动的凝定，它融人、事、景、情于山岩石壁，是“诗可以观”“诗可以群”的典型。石刻唱和诗文多以诗摹景、以景解诗，形成诗景互观的模式；石刻唱和诗文常借景联结唱和，以诗和群，唱和相勉；同时，将唱和刻之于石，使得“唱”与“和”相长相发，促进文学乃至文化的交流传承与生发。品评摩崖石刻中的唱和诗文，既能深刻体会诗中所咏所叹的景、人与文，也能感知文与景背后的石刻意趣与氛围。     

李调元与学人之诗及性灵诗派

清代学者兼诗人李调元在世时诗坛即有以他为性灵派诗人之说。李调元虽喜爱袁枚的性灵派诗,但他们仅在晚年始有短暂交谊。李调元是学者,其诗有学人之诗的倾向,但又具有诗人之诗的特点,在乾隆时期的诗坛卓然自立,在清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将他与袁枚在诗论、诗学渊源和诗歌创作等方面进行比较,可证实李调元不属于性灵诗派,并有与之对立的状态。我们尚应对其诗论与创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袁枚的生死观

袁枚的生死观是其人生观的重要内容 ,深受庄子思想的影响。袁枚面对死亡具有达观的态度 ,其自作挽诗特别是邀人同挽 ,把死亡视为可吟咏的审美对象 ,作为获取审美愉悦的创作的契机 ,实乃卓特超俗之举。但这不等于说袁枚恶生爱死。事实上他不仅不厌恶生 ,而且对生是十分珍视留恋的。     

《随园诗话》与乾嘉性灵诗潮——兼论诗话与诗说体例的区别

本文从袁枚《随园诗话》的长篇形式与乾隆盛世全社会作诗的对应关系,袁枚"性灵"诗观的非理论形态,袁枚早达早退的生活方式与乾嘉诗学、考据学各成专门之学的因果关系,中国女性被其"整体"地推上诗坛等几个方面,对《随园诗话》这一部人尽皆知的名著之实质,重新进行了诠释,而诗话与诗说二体的区别,也在乾隆盛世诗学的繁荣中为人所更易见。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论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裴度的唱和诗,虽然创作目的主要出于交际应酬,却不仅显示出圆熟老到的艺术技巧,而且也有真情实感流转于其间。他们唱和的黄金期是大和二年。在刘禹锡对裴度连篇累牍的称颂之辞中,往往不动声色地寄寓着其用世渴望。他们联袂出游时创作的“曲江联句”虽属游戏笔墨,却可借以观照早已远逝的时代面影。大和三年以后,他们的酬唱并没有因各自辗转多地而中断。在刘禹锡此时的唱和诗中,可以察见其心灵曲线的波动和色彩斑驳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清诗特色形成的关键──论康、乾时期的诗风转变

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王士倡导的“神韵诗”是对清初激越诗风的一种修正与发展,而乾隆时期袁枚倡导的“性灵待问,既是对“神的诗”说的扬弃与发展,也为清末诗歌革新开了先声。这两次诗风转变实际上构成了连接清初和清本诗歌创作鼎盛的桥梁。经过这两次诗风转变,清诗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陶渊明《拟挽歌辞》的生死观

陶渊明的魏晋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拟挽歌辞》中对死亡的思考正体现了他的“委运任化”的死亡观。本文结合魏晋文人创作挽歌诗的习惯和特点,试着分析《拟挽歌辞》所反映的死亡观和陶渊明思想的结合,论述《拟挽歌辞》在写作上的特点。     

“诗可以群”:清代诗人的灾难应答——以大型灾难诗歌总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为例

易凤庭编纂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记录嘉庆十九年海宁大旱的灾害赈恤诗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劝赈唱和集。它包括了灾情书写、赈济捐输、赈恤传统等内容,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守土安民的责任、百折不挠的勇气力透纸背,构筑起人们抗灾的集体记忆,同时是诗歌的应用功能彰显的明证。诗人们将自然灾害事件一步步演化为文学事件,起到了光大唱和文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展现地方自治能力等作用。上千首的劝赈诗是清诗叙事性特征的凸显,也是对“诗可以群”这一古老命题的复归。在灾荒史与文学史的殿堂中,《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有着相当突出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     

袁枚与广西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随园居士,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中叶的著名诗人,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袁枚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但其创作成就和影响,实在二人之上。 袁枚平生事业的起点,是广西巡抚金鉷的荐引。乾隆元年(1736),袁枚来探望在广西巡抚幕中的叔父袁鸿,时年二十一岁。由于“家徒四壁,日用艰难”①,父亲只能给他二两银子作路费,托柴东升带他到江西高安府署,又借银十二两,只身坐倒划船进广西,历尽饥寒,于端午前一日到达桂林。但袁鸿官运不佳,旅桂三十年还只是个幕僚,深感没有出路,因而一见袁枚,便怫然大怒道:“汝不该来!”弄得他惶恐无措。不料次日引见巡抚,金鉷看到袁枚“长身鹤立,广颡丰下,齿如编贝,声若洪钟”②,不禁暗暗称奇。恰好此时有人     

袁枚的真性情诗

感情是艺术的生命,诗尤其是抒发感情的艺术。清代乾隆诗坛泰斗袁枚自称“天性多情句自工”(《读白太傅集三首》之一),其性灵诗的主要特色正存于抒写特有的真情实感,故云“自把新诗写性情”(《春日杂诗》)。性灵诗是其“若夫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答何水部》)的观点的艺术实践。袁枚当时能以诗鸣江浙间,从游者若鹜若蚁的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蒋心余的情感心态及其诗歌艺术特征

乾隆一朝，蒋心余（蒋士铨之字）诗名甚隆，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但从通行旧刊《忠雅堂诗集》来看，蒋之于袁、赵，不仅诗篇较少，议论风调亦不相类，故今人多认为“三克旗鼓各相当”之说未允。本文以《蒋清容先生手书诗稿》为依据，考察蒋心余情感世界的丰富内涵与组唐纬宋，融汇前人，自成一家的奇伟壮丽的创作特色，展现其“性灵诗人”的风貌，对心余创作在乾隆诗坛的影响和地位可以得到较为客观的评价。     

《小说月报》中的“诗钟话”考察

诗钟是介于律诗、楹联之间的一种文学,它既有律诗的严整,又有楹联的特点,本身又兼集斗智与娱乐性质于一身。清嘉道年间,诗钟开始在福建流行,并吸引了许多文人参与唱和;清末民初之际,它的影响范围渐至全国。1913年,《小说月报》开始连载《诗钟话》,以总结和指导诗钟的创作。《诗钟话》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也反映出诗钟在当时的流行盛况和巨大影响。     

袁枚京城应试考述

乾隆元年袁枚由杭州赴桂林探望叔父袁鸿,途中一路吟诗作赋,所作诗为其<小仓山房诗集>之始.至桂林以其出众才学被广西巡抚金鉷举荐入京应博学鸿词试.此词虽报罢,但袁枚广交文友,声名鹊起.袁枚落魄京师两年,一方面以坐馆谋生,一方面专攻八股文,终于于乾隆三年中举,四年中进士,改庶吉士,步入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