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理论的生成逻辑、原创价值与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新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新质生产要素的组合,是高水平的现代化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高质量、高效能为基本要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基本特征,以实现创新性、融合性、可持续性为基本目标。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塑造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的必然要求。为此,要加快提升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与数字经济发展,积极培育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队伍,加强国际交流与创新合作。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基于2013—2022年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证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以及样本缩尾处理、替换测算方法、考虑政策外生冲击在内的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呈现“东部>西部>东北>中部”、“一线城市>二线及以下”的差异分布格局。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科学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提出以打造数字集群为主线、以区域协同发展为抓手、以前沿技术突破为重点,希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作为数字技术主导下生产力“跃迁”的新质生产力，既与传统生产力有重要区别，同时又由于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生产力中的积极因素而与传统生产力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至少体现在“新”“质”“力”三个维度，其中“新”的变化主要体现为作为生产力载体和表现形式的产业有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新起点；“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超越传统的“物质变换”范畴；“力”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从以往热力、电力、网力到算力的升级。上述三方面的发展变化，能够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要求的“动力变革”“效率变革”“质量变革”,从而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应加快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加强数字技术的渗透和应用，注重数字技术的自立自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着力推动生产方式的智能化、数字化变革。     

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逻辑框架、现存问题与优化策略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新征程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重要举措,而数字化转型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发挥了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数字化转型为技术创新提供底层技术和要素支撑、为管理创新提供战略管理范式、为模式创新构建智能化运营的数字生态,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模式创新共同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实现新质生产力的涌现。立足技术供给相对不足、协同机制尚未成熟、创新生态欠缺活力以及治理体系有待完善等现存问题,从技术层、联动层、生态层、治理层分别提出优化策略,以实现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涌现的强力赋能。     

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逻辑、动力机制与未来路径

新质生产力对中国式现代化有何影响?从动力机制及其未来路径等方面深度解析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价值维度。在经济方面,新质生产力通过提升产业效率和增强市场竞争力,助推经济结构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社会层面,通过优化人民生活质量和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和全面进步;环境方面,新质生产力推广绿色发展模式,努力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上,分别通过技术创新效应、组织创新效应和制度创新效应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技术创新为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组织创新优化管理,释放创新活力;制度创新构建高效公正的治理体系,保障现代化进程顺畅进行。未来,需要构建双支柱举国体制促进技术创新,建立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文化完善组织创新,构建长效的制度创新机制,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等。     

新质生产力驱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征。新质生产力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驱动了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推动了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构,深度参与了全球海洋治理。海洋经济在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关键产业链环节控制力较弱、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不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程度有待提高、海洋数字信息共享不足、海洋数据采集和数据治理能力较低等。为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加快海洋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坚持自主创新发展;聚焦产业建设,推动海洋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强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推进数字海洋高水平建设。     

新质生产力：逻辑、内涵及路径

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决定性力量的生产力总是处在不断新质化的运动当中,它的每一次新质化都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迈进。其中,生产力的系统性新质化牵动着人类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人类社会诞生至今,已经发生过两次生产力的系统性新质化,分别推动人类社会步入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当前,第三次生产力系统性新质化正在发生,推动着人类社会由工业时代转向数字信息时代,而新质生产力正是这次生产力跃迁的科学写照。新质生产力的“新”展现为新要素、新技术、新产业,“质”体现为高质量、多质性、双质效,“力”表现为数字、协作、绿色、蓝色和开放五大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运行机理,就是以科技创新为轴心,将要素系统革新的牵引力通过技术系统这一媒介传导至产业系统,最终实现对传统生产力三大系统的全面重塑。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要从四个方面入手,包括全面塑强科技创新整体能力、积极促进新要素迅速成长、聚力推进核心技术研发应用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提升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抓手,数字化转型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但在数字制度、资源及能力配置不对称条件下,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提升我国新质生产力过程中,还存在数字经济体制创新滞后导致对新经济的激励不足、科技管理制度滞后导致关键核心技术的短板突出、数字人才培养模式滞后导致人才规模和质量受限、现行数字服务供给状况与业界实际需求存在脱节、数字领域规则标准与高标准国际要求衔接不紧密等瓶颈约束。为实现“数字中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蓝图,未来亟需多管齐下、精准施策,推动数字治理体制创新,释放数字化转型红利效应;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赋能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模式,优化数字人才规模和质量;提高数字服务供给效率,优化服务中间品投入质量;深度对接国际标准规则,推进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新质生产力：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完整定义,明确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全面、准确、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在新发展理念维度上的意涵,构建“一轴二力三高四维”的分析框架,系统剖析“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的基本内涵,有助于多角度深挖其背后所蕴藏的逻辑。其中,“一轴”指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统领轴心;“二力”指新质生产力以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和支撑力为目标;“三高”指新质生产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四维”指新质生产力以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延展。对照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新质态,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全社会崇尚创新,增强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注重协调,稳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倡导绿色,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底色;厚植开放,拓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推进共享,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效。     

数实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层次性及其实现机制与路径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是新型工业化的根本要求,数实深度融合是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具有层次性,主要体现在技术基础、产业结构、企业运营和生态融合四个层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是提高融合的深度,使数字技术深入到实体经济的全产业链,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协调,推动实体经济从产业内部融合深化到生态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新型工业化需要从技术、产业、企业和生态四个层面完善融合机制,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做大、做强、做优、做深、做新和做实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效、问题及策略

黄河流域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还是重要的能源基地、生活物资集聚库和经济地带。近年来,黄河流域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但还存在“唯GDP”过度依赖资源等深层次的问题。必须在认识上转变观念,树立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要义的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路径选择上要以协同创新推动自主创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数字经济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以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产业集群优势;在治理方略上要以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增强内生动力,以产权改革激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开创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新局面。     

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与中国实践路径

要科学理解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蕴含的本质性任务要求。概括而言,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问题、新现象、新改革,催生中国理论的新发展。要构建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框架,应明确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核心内涵和新特点,剖析新质生产力理论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点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制约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核心因素及其内在形成机制,以及中国在促进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部门顺畅流动过程中存在的众多机制体制性障碍,进而才能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发展和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方向与重点改革突破口。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

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都是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重大创新价值的理论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在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之后，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义是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其关键构成是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要素供给；新型工业化是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相互融合的、具有“时代特质”和“中国特色”的工业现代化。新质生产力能够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工业化能够催生新质生产力，二者具有统一性和共通性。从总体上看，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之间存在科技创新、制度变革、产业转型、要素集聚、“多元融合”、瓶颈突破、设施承载等多种相互作用路径。加快培育和形成新质生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雄厚物质基础和强大动力支撑。     

东北全面振兴要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重要支撑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意义重大,为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方向。     

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与大国竞争格局,是针对当前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紧迫性提出的时代命题。新质生产力在驱动能力、支撑载体、发展方式、生产力要素等方面不同于传统生产力,其形成的关键在于以科技创新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新质生产力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层面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关键任务、价值遵循、发展要求、实践原则上体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在形成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进一步完善宏观治理,更好地发挥国家主体作用;增强内在动力,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支撑载体,着力促进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强化持续保障,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时代东北振兴的关键在于找准产业转型升级方向,着力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在产业集群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以实体经济为载体,以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为内核,以创新引领和协同发展为特征的产业发展结果。东北要把握自身在农业资源、制造业基础、能源基础以及区位条件等方面的优势,明晰自身在新质生产力、创新能力、民营经济、人口和人才方面的劣势,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以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为使命,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以信息化应用作为突破口,依托“一带一路”打造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为此,东北要强化实体经济载体,打牢产业根基;牵住科技创新“牛鼻子”,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良性互动发展,提升市场主体地位;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保证产业人才支撑。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目标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能够产生“降本增效”的作用,提高生产迂回度和附加价值,引致新业态、新组织、新模式诞生,从而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数实融合能够助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效率、增强产业创新动能、赋能产业绿色发展。然而,当前我国数实融合的实践进程中还面临着数字鸿沟与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共存、数字技术核心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部分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动力不强、数据要素流通不畅等一系列现实困境。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就应采取措施弥合多维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自主创新,引导产业数字化转型,畅通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渠道,以促进产业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数字经济、产业融合的绿色效应分析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借助数字经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当前政策层与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理论与实证双重角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两业”融合、全要素生产率与清洁电力占比的机制效应显著,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清洁电力占比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同时,电力消耗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影响电力消耗对绿色低碳产生影响,但电力消耗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研究结论得到两点政策启示：一是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要注意减缓电力需求压力,鼓励数字企业使用绿电;二是放松行业管制,为数字经济和产业融合发展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和市场环境。     

新型消费的理论认知、实践逻辑与发展研究

新型消费是当前数字化时代的重要议题。它是以大数据为新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新生产力,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商业模式,通过基于数字化界面、场景、体验的新顾客关系和新消费行为,满足数字时代服务需求的活动。其在驱动因素、中介机制、消费呈现、经济效果等方面显著不同于传统消费,并对行业利益关系、渠道关系、产品生产设计和供应链等产生重大影响,也创造了新的职业和消费增量。当前,新型消费发展还存在监管规则、基础设施、数字伦理、利益固化、新数字鸿沟、行业地区不均衡等六类问题,未来需要转变观念,从跨界监管、审慎包容、营商环境、专项支持、培育热点和数字化能力等方面发力,推动新型消费更大的发展。     

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3—2019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是实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对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的贡献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构建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