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女曲家徐媛初论

徐媛是晚明重要的闺阁曲家,她不仅开拓了女性曲作的题材范围,写出了一般女性曲家极少涉足的羁旅情怀、叹世归隐及感仙悟道之作,而且其曲作体式齐备,风格多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是明代女性曲家中与黄峨差可比肩的一大作手。     

晚明藏书热潮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研究

晚明出现的藏书热潮给当时的社会女性带来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生存空间.藏书热潮产生的个体效应——科考意义的式微、与正统文化相连的身份意义及家庭意义的凸显,使得文人、家族逐渐认可女性才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得以培育和发展;藏书热潮的社会效应——读书风气的盛行,促进了书籍阅读的大众化、普及化,各种读者群体大增.读者群体的扩大,增加了读书人在公共领域的舆论力量,使其能够对抗政府的礼教系统,给女性才学的施展以舆论空间.藏书热潮作用于家庭,为女性营造了阅读和书写空间;作用于地方,促进了地方名流对女性才华的推助和认可;作用于社会文化,男性文人对女性作品的评介峰起,催动女性读者兼作家群体的诞生,从而在多维度上拓展了女性文化生存空间.但晚明女性文化生存空间是相对的,它决不是专门为女性营造的,更非与男性文化生存空间并行而存,丝毫没有改变女性依然依附于男性的社会现实.     

从潘金莲的服饰看晚明世风

《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再现市井生活的写实长卷,提供了诸多物质文化史的丰富材料,尤其是大量的服饰描写,不仅呈现了当时的服饰时尚状况,而且映射出其时的社会风气。以《金瓶梅》中潘金莲的服饰为例,透过潘金莲服饰的形制、质料、色彩以及数量等方面的内容,可以管窥晚明的世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晚明纵欲风气下的女性自觉;二是晚明才女文化的兴盛及其对女子品评标准的转向;三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女性经济的相对独立。诚然,这三方面的内容不能涵括晚明世风的全部,但从潘金莲的服饰出发而观察到的晚明世风的情形,也从某种角度彰显了服饰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故国”意象·寓言·女性关照——论清初遗民戏曲的书写策略

在清初特定时代语境中，遗民曲家们为了传达其复杂而幽微的文化心态，往往在戏曲创作中采用虚拟“故国”意象、寓言和女性关照等书写策略。“故国”意象是政治伦理在清初遗民曲家心中的自觉内化，寓言旨在张扬他们作为遗民的个性价值，而女性关照则凸显他们“赏才”和“伤才”相交织的复杂、矛盾心态。这是清初特定时代思潮在遗民戏曲中的多层面折射，从而使其戏曲创作展现出不同于元明戏曲的独特文学风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故国"意象·寓言·女性关照——论清初遗民戏曲的书写策略

在清初特定时代语境中,遗民曲家们为了传达其复杂而幽微的文化心态,往往在戏曲创作中采用虚拟"故国"意象、寓言和女性关照等书写策略."故国"意象是政治伦理在清初遗民曲家心中的自觉内化,寓言旨在张扬他们作为遗民的个性价值,而女性关照则凸显他们"赏才"和"伤才"相交织的复杂、矛盾心态.这是清初特定时代思潮在遗民戏曲中的多层面折射,从而使其戏曲创作展现出不同于元明戏曲的独特文学风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论清代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以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为中心

清代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一门红妆闺秀也是一个活跃的诗歌群体。其创作题材突破传统闺阁之音,延伸到自然与社会的广袤空间,在情感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上取得新的超越,表现出觉醒的女性意识和关注民生疾苦的厚重思想内涵。其艺术风格既沿袭柔婉纤美传统,又不失清雅韶秀特质,还不时发出沉郁遒劲的变声异调。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的创作,为研究清代女性诗歌的特点和女性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及重要的文本,其文化意义不容忽视。     

前行与复归:晚清女学生的形塑

晚清女性因承载国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而走出闺阁、走入学堂。教育经历、学习体验、同学情谊等将她们联结起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性别群体——女学生。在对女学生的形塑中,学校从入学资格、教育目标、学生管理、服饰仪容、道德行为等方面对其予以多方规训;女学生则因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人生目标、知识学习、性别意识、社会行动等方面进行了自我塑造。保守与趋新相互裹挟的变革张力中,女学生呈现出多重面相——她们既是国族建设的基石,又是男性欲望的对象;既是学生装的仕女,又是摩登的时装女郎;既是朋辈的偶像,又是社会的异类。前行与复归的纠葛,不仅映射了晚清女子教育发展的复杂面向,而且投射出中国现代化的暧昧与矛盾。     

晚明旅游者研究之“山人”解析

晚明的山人群体,是在晚明旅游大潮中出现的新社会团体,他们既要具备一定的文字能力,又要有广泛的旅游实践,通过传播旅游文化,获得权贵的认可,以谋得衣食之资。这一新群体的出现,既是晚明群游风尚的需要,又是群游队伍的重要组成。山人阶层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晚明旅游的内容,为旅游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其游走权门的团体特征,亦使之获致了较差的社会风评。     

闺阁、青楼场域差异影响下的文学传播与接受——以明代女性词人为例

摘要:闺阁与青楼本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域,其中的行动者自有差别.闺阁、青楼场域的资本积累模式影响了其中女性的文学传播接受活动.启蒙教育、场域文化积累、文学传播情况均使闺阁女性有更多接受文学的机会,同时也承担更多的文学传播义务.而青楼女性的文学接受滞阻更为严重,且对场域的文学传播不发生太大作用.闺阁、青楼女性有相似的文学传播观念,她们较前代女性都有积极传播的意识.但青楼女性更多是为积累文化资本以为稻粱谋,闺阁场域的文学传播观念则相对纯粹.     

从小众传播走向公众视野——论明末清初的女性戏曲评点

明清时期,女性读者对戏曲的阅读评点时有出现,但是由于传统女性生活方式的影响,这些评点只在闺阁之中传播,很难进入公众视野。晚明到清初,女性对《牡丹亭》等戏曲的评点只在家庭亲友之间流传,属于小众传播。清初随着女性文学的出版、职业女作家的出现,女性戏曲评点开始以大众出版的方式传播,而序评的出版使女性戏曲阅读体验从私密的闺房走向广阔的公众领域。     

明代宦门闺秀教育述略

社会地位较为尊贵的明代宦门闺秀较之平民阶层女子,有着优先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她们或延请名师、或师从父母、或从宗教宣讲中获得教育.明代宦门闺秀教育呈现以下特点:从女教书籍中获得启蒙,文化成果闺秀化,名媛结社、出版诗集,才女地域分布明显.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文化教育的普及、家庭环境的熏陶、进步思想的推动,明代宦门才女辈出,闺秀文化活动较为繁荣.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     

《鸾鎞记》与晚明才女文化

明代中后期女性文学蓬勃发展,特别是江南地区才女文化的发达,不仅给文坛注入了活力,也为男性文人创作佳人故事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灵感。叶宪祖《鸾鎞记》不仅成为晚明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生活的艺术剪影,而且在明末演出亦颇受欢迎,直到清初还在搬演,舞台影响力可见一斑。     

论明朝中后期言官的蜕变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严重蜕变,其表征主要有四:一,察劾失实,渎职敷衍;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三,贪污腐败,枉法残民;四,身陷门户,党同伐异。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以明清吴江沈、叶两大文学世家为中心

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是明清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现象.其一,文学世家孕育了女性作家.其二,文学世家间的联姻更进一步成就了女性文学.这些也是文学世家区别于文学流派而明显具有家族文化的特征之所在.其三,社会文化生态环境是文学世家与女性文学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社会文化生态环境表现为文学创作和理论关注两个方面.     

从社会性别角度看明清思潮和女性文人

萌芽于晚明的货币经济造成儒家社会秩序的松动乃至性别秩序的混乱,思想界出现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文人追求个性解放、推崇性灵文学,由此女性文人的作品和价值受到推崇。本文从社会性别角度看明清思潮对当时女性文人创作和生活的影响。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从明日勘合贸易的历史进程看“宁波争贡事件”

明代中国与日本的朝贡关系确立于永乐初年,而废止于嘉靖中后期,前后持续近150年之久。日本自应仁之乱以后,室町幕府的权威每况愈下,由其主导的对明勘合贸易逐渐落入大内氏与细川氏的掌控中。为独占贸易权,大内氏与细川氏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嘉靖二年更是发生了著名的“宁波争贡事件”,对此,明朝并未予以深究。大内氏在独占对明勘和贸易后,先后派出两批使团,为明朝所接纳。其后,大内义隆为其陪臣陶晴贤所弑杀,明日勘和贸易失却了支持,遂告断绝。     

试论苏轼小品文对晚明小品的影响

苏轼小品兼有魏晋之洒脱和六朝之隽永,而自成一家。这些优秀的作品,为晚明小品文创作提供了艺术上的借鉴,晚明小品文作家在其中吸收大量的精华。苏轼小品文在题材的生活化、语言的简练畅达、幽默与讽刺、自然成文不拘格套等方面对晚明小品影响深远。     

晚明山人治生论

“山人”一词由来已久,但其作为一个阶层出现并活跃是在晚明。作为被排除在仕途之外的知识流民,山人“不事产业”,“问舟车于四方”的世俗治生方式曾一度遭到非议,但其多样的治生方式无疑是晚明下层士人生存发展阻滞下出路的探索与扩展。其治生方式的多元性、流动性、世俗性客观上也为士人人格的完整与健全提供了契机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