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论《红楼梦》研究综述（1977-2008）

改革开放以后,研究何其芳论<红楼梦>逐步走上了学术建设的轨道.何其芳是当代红学革命新"典范"的代表人物,<论红楼梦>的发表标志着一个新的红学流派的诞生.他在学术上提出了独创性的、涉及根本问题的、很有影响的红学观点,如"典型共名"说、"爱情主线"说、"双重悲剧"说、"传统"说和"叛逆"说.在他巨大成功背后是独特的值得今人后人借鉴发扬的学术品格.何其芳评红的局限性产生于他所遇的历史条件和话语环境.这个研究课题的深化,有待于继续多方面挖掘何其芳评红的文献资料,拓展学术视野;个案研究求深度,宏观研究求系统,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推出层次更高的新著.     

何其芳《预言》后期创作与艾略特的影响

何其芳在<预言>后期创作了一些具"荒原"色彩的诗篇.这些诗篇既渗透着艾略特的影响,又具有何其芳自身的特色.就前者而言,何其芳此类诗作中对都市荒凉、衰败的表现与批判、对"荒原"的环境描写及其意象艺术、怪诞的艺术表现,都与艾略特有着关系;就后者而言,何其芳对"荒原"的表现与批判主要是针对当时他眼中的古老民族的荒凉与衰败的,环境表现及其意象艺术也具有北方和北平古城的地方特色,而怪诞的艺术则主要是他的梦幻艺术个性在"荒原"诗作中的体现.     

论何其芳的文体转型

何其芳文体转型的意义在于其彻底性.仅仅数年的工夫,他就从一个低吟着梦幻曲的"小资"诗人转变成一个党的坚定文艺战士,从而完成了二十世纪汉语文体的两个主要类型--五四文体与革命文体--间的转变.何其芳的文体转型从技术上来说主要体现于词汇和语法修辞两个方面:前者显示了激情和"大我"的革命词汇如何取代了幽冷的拟古词汇和超脱的五四词汇,后者则表现出作者如何用切当的话语方式体现他变型中的意识形态.     

"苦求精致近颓废"的"梦中道路"——何其芳"京派时期"创作论

何其芳作为年轻的京派文人,在其创作的文学道路上有一段可以称为"京派时期"的创作期,时间从1931年秋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这一时期是何其芳多元创作期,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有涉猎,艺术特征总体体现唯美主义,思想上把京派追求艺术独立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但在他"京派时期"的后期,思想与创作随着人生路径的曲折与外部境遇的变化在不断嬗变,从极端追求唯美主义向现实主义渐变.通过对何其芳这一时期创作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理清他走向延安革命前的思想与文学追求,有助于研究其整个文学道路,对探讨现代典型作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对“何其芳现象”的思考

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何其芳是一个典型式的人物."何其芳现象"不仅仅是简单的"思想进步,创作退步"的问题,应该多角度地看待它.本文从文学写作的历史语境和文化性格的视角对"何其芳现象"进行辨析.     

何其芳在创作方法中的艺术个性

本文把何其芳诗文创作和理论研究看成一个整体,结合他所处的时代、个性心理与秉性,从艺术方法着手,论述了何其芳艺术个性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并对何其芳早期接受中外文化影响,文艺主张“突变”的原因,以及何其芳现象作了深刻的探讨.     

延安时期何其芳的诗人心态与创作道路

1938年何其芳到达延安之后,一直思考着知识分子的转化问题,这一点反映在其心态和创作道路上,则体现为告别过去和真诚的忏悔。研究何其芳这一时期以《夜歌》为代表的创作,大致可以推究其诚实、矛盾、焦灼以及歌咏和叹息的心理意蕴。何其芳在《夜歌》中表现的诚实坦白和强烈的自卑心理、忏悔意识,使其成为战争时代作家群落中的一个悲剧典型。延安后期,何其芳从一个追求文学之美的诗人转变为一个政治的服从者。而在创作上,何其芳最终选择了具有"转变"性质的"暂时性停笔",其诗歌创作的"空白"更是引申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命题,进而使何其芳成为一位跨越现当代文学史的作家典型。     

论何其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自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何其芳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1930年代无疑是何其芳在艺术上最为雕琢、用心的时期；而1940年代进入延安之后，何其芳的创作心态和诗歌风貌都产生了明显的改变，同《预言》集相比，他的《夜歌》集的确显得有几分拙朴。许多人把这种转变归咎于时代，并认为何其芳从1940年代开始逐渐背弃了艺术上的追求，在艺术上开始退步。而实际上，何其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都体现了他对诗艺的探索和追求，他始终自觉地遵从诗歌的关学要求，坚持诗歌的艺术品格，在这个前提之下来进行创作，而没有把诗歌降格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艺术自觉”的意识是贯穿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活动甚至是整个创作生涯当中的。     

何其芳早期散文浅谈

何其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艺批评家和散文家,历经了由苦闷、幻想、傍徨到走向革命的文学、人生之路。他的散文向人们真实地展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历程和他在创作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求的轨迹。这种“历程”和“轨迹”在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一般都将何其芳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之前的创作划为他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即早期创作。在这期间,出了三个散文集:《画梦录》、《刻意集》     

寻找独特的诉说方式——评戴小华游记散文的“双声话语”

戴小华的游记散文突破了既有的创作模式,明确地表现了"双声话语"特征:中国人话语与外国人话语,其中包括在审视视角上的中国人与外国人特征,在语言运用上表现出中国话语的习惯与外国话语结构的交融.在她的双声话语中,中国话语远胜于外国话语.她寻找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诉说方式.     

心灵的歌——何其芳早期诗歌浅论

本文以何其芳诗集《预言》为主,对其早期诗歌予以重新探讨和认识。通过对何其芳与时代环境关系、诗歌内容情感的细腻绵密、传统与现代融汇的形式特点等因素的梳理．揭示巴蜀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对何其芳的影响和良性互动,从而说明其个性不尽被时代风潮所消解,其诗作堪称发自心灵的歌,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论何其芳现代格律诗的出发点

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提法,有两个纠缠在一起的出发点:其一它是一种很强的意识形态行为,承担了新政权在文化领域中的规训要求;其二它是一种被召唤的诗人个体行为。梳理清楚"现代格律诗"的出发点,会发现一个综合的何其芳。     

论何其芳延安时期的心灵改造与文学转型

延安时期何其芳心理发生曲折变化。初到延安的何其芳陷入盲目快乐之中。整风运动中,何其芳因为诗歌的个人主义情调而遭到批判。经受改造的痛苦与艰涩无奈,何其芳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全面反思和清算。在认真地学习改造之后,何其芳再也没有以前那种盲目快乐与艰涩无奈,而是一种单纯的皈依与迷狂崇拜心理。     

活到老学到老的徐特立

徐特立儿童时期入蒙馆读私塾,少年时期制定十年破产读书计划,中年赴法勤工俭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时努力学习新知识,七十二岁时制订二十年学习与工作计划,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徐特立这种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学习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何其芳文艺思想嬗变及其价值取向

何其芳的文艺思想不是简单的前后期变化,而是有着一个复杂的嬗变过程。学生时代,他认为文艺是用来表现自我的,追求文学的审美性。奔赴延安前后,他视文艺为现实生活的反映,追求文学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实用性。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他遵从艺术从属于政治的方针和政策,过于追求文学的政治功利性。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他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主流话语,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回归文学的"真、善、美"。     

留欧学人李思纯及其《金陵日记》

李思纯1919年留学欧洲,1923归国,时或为官,然主要从教高校。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众多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过从密切,是当时学人圈中的活跃人物和知名学者。但因李氏辞世较早,其名鲜为当代学界所知。李氏在1946年赴南京出席"制宪国大"期间写下了一部记事甚详的《金陵日记》。手稿为李氏家人珍藏了半个多世纪未为人知。其中涉及众多人物与事件,尤其是对"国大"细节,李氏政治态度,生活情境反映真切,呈现出一个颇具多样性的历史"世界"。     

戴望舒与何其芳诗歌世界的比较——一场从创作同源到分流提供的思考

本文是对戴望舒与何其芳具有现代主义艺术思路与技巧的比较研究,认为他们前期的诗创作都实属同源,但从抗战开始出现了分流：戴望舒经受了被日本侵略者逮捕的炼狱之难后,虽也写下了一些爱国诗篇,却又继续遁入个人哀怨的抒情,有成熟的艺术却缺乏融入群体的时代精神;何其芳走向革命,丢弃了现代主义技巧,写下一批歌颂真理人生的诗,淡化了从自我出发对生活真切的感受,有正确意识却缺乏艺术性。他们的诗歌给后人的启迪是：须从自我切身体验出发,感受时代现实,并适当采用现代主义艺术思路与技巧进行歌唱。     

郝经文论断想

郝经为元代著名的史学家、诗人、文学评论家,他自觉承继孔孟及宋代理学思想又有所开拓。主张"文为道用",认为理为文之本"理在法先",三代"无虚文",务在实用,反对浮华不实之风;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内游于心",提倡统治者读《诗》,以便了解天下民情和百姓疾苦,明治乱存亡之理;要求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越是乱世越是要挺身而出,反对顾及个人舍天下自藏的做法。郝经这些思想主张不仅在当时起到振文坛浮风之作用,对当今的文坛、学界仍大有启迪意义。     

关于何其芳的文稿修改——以诗集《夜歌》和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

何其芳整理重版自己的旧稿,尤其是1940年代在延安、重庆时的诗文时,有较多的删、改、增。本文以诗集《夜歌》和长篇论文《关于现实主义.序》为例,说明何其芳作品不同版本的修改情形,从而在一个特殊角度折射社会政治形势、时代思潮的变动与作家的创作、文化心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朱熹的格物穷理思想及其“科学理性精神”

朱熹借用佛学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理一分殊＂新儒学理论,并以此理论为基础深入阐释了儒学之＂格物致知＂理论。他提出的格物与致知（格物与穷理）辩证统一的心性修养途径和方法,与培根等近代科学方法论大师提出的科学探索方法非常接近;但因其格物穷理思想建立在＂理一分殊＂唯心主义基础上,加之他不愿突破儒家伦理框架束缚之形而上学特质,他的＂格物穷理＂思想,终未走向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