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110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兼与夏东元先生商榷

建国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从1840至1919年)和中国现代史(从1919至1949年)的分期问题,史学界几乎是进行了不停顿的研究和讨论,并发表了一大批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但是,把从1840到1949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研究它的分期问题的文章却不多见。1989年,夏东元先生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110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兼论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以下简称“夏文”)一文,令人欣喜。夏文理论精辟,材料翔实,功力深厚,既有冲破传统窠臼的勇气,又有开拓求索的新论。但笔者认为,夏文的某些具体论述和总体分期尚值商榷。下面,就夏文和110年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谈点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夏东元先生和史学界同仁。     

也谈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兼与朱子彦先生商榷

上海大学的朱子彦先生在其《诸葛亮忠于蜀汉说再认识》一文中指出:诸葛亮秉政时,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其竭尽全力北伐,其目的不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一旦条件成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易代更祚,登上帝位。”本文认为朱文的这一观点建立在感性化的认识与判断上,缺乏事实依据,很有商榷之必要,故对朱文的基本观点提出质疑。     

也 谈 礼 貌 原 则——兼与顾曰国先生商榷

通过对比里奇与顾曰国提出的礼貌原则,希望找到两者的契合与分叉之处,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礼貌原则的本质,在跨文化交际中更加灵活地应用礼貌原则,以提高交际效率。     

也谈列锦修辞 ——兼与吴礼权先生商榷

分析《诗经》中的语料,可以发现其中至少有15首诗21处运用了列锦修辞。虽然这些列锦修辞的句式以四言为主,但是形式多样,不少模式被后来文学作品所继承。其它先秦歌谣里面亦出现列锦修辞。列锦的起源与初步建立当为先秦时代。根据谭永祥先生给“列锦”的定义,单个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单独成句算作列锦修辞是不妥当的。根据《诗经》中列锦修辞的数量和模式、《诗经》的来源和作者、《诗经》中某些列锦文本分析,《诗经》中的列锦修辞当为有意为之。     

也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与严家炎先生商榷

近年来,以“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的传统观念备受质疑.著名学者严家炎先生在其主编的文学史著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推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严先生试图从文学主张、对外交流、文学创作三个方面新发掘的史料来证明他的观点,但是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相比,这些史料还是存有先天的局限性的.文学的转折应该是新的文学与旧的文学之间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与文学内容都表现出质的变化,而不是量的变化.只有那些显示出文学真正发生了质变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事件,才能作为新的文学诞生的标志或起点.包括“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内的晚清近代文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与前提条件.“五四”文学革命及“五四”新文学以其自身异质于古代文学的现代化的文学观念、现代化的文学语言、现代化的各种文体以及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队伍,理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     

也谈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兼与袁行霈先生商榷

本文通过对陶渊明诗文诠释,特别是通过对“自然”、“天道”、“真”等关键词语的诠解,深入对陶渊明哲学思想进行了剖析与思考,其结论是：它归于儒而不归于道。     

也谈网络对人文研究的影响——兼与赵勇先生商榷

网络搜索引擎和数字图书馆的便捷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文学者的思维和治学方式,这一观点与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即"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效果在于,它影响了我们理解与思考的习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网络却不是导致论文抄袭和通胀写作的罪魁祸首.作为新时期的人文学者,在自省自觉网络对思维、治学方式上改变的同时,还应积极地运用网络媒体的特点,促进人文研究的新发展.     

也谈“污浊何以成圣洁”——兼与王澄霞先生商榷

对王澄霞先生《污浊何以成圣洁———从文化批判视角重评汪曾祺〈大淖纪事〉》一文进行了解读,认为王文以自认为"认真"的批评态度重评汪曾祺《大淖纪事》却得出肤浅的结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王澄霞先生的批评态度有些极端;他的批评纬度与汪曾祺的写作纬度存在一定错位,以"道德视角"进行文化批判,得出的观点有失偏颇。分析了爱及对自由与美的追求是汪曾祺化"污浊"成"圣洁"的主要原因。     

也谈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证--兼与项义华先生商榷

项义华《光复会创立史料考辨》一文对光复会创立时期的相关史料进行了辨误证伪的考辨,并形成相关史实的推定。文章采取史料排比、求同存异的考证方法,也对相关史料做考证,建构光复会创立的相关史实。在此基础上,对项文的考辨提出商榷,意在呈现史料考证的两种基本方法,供学界参考。     

也谈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兼与王南湜先生商榷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回应中国文化的发展前途这一问题时,大体均持文化整体观的立场。然而这一文化论述模式有其内在的理论困难,王南湜先生基于其文化分层理论对此有很好的揭示。本文认为王先生的文化分层理论仍有进一步商榷与拓展的可能,王先生虽对新儒家“开出说”有严厉批评,不过二者所凭借的文化哲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本文即在反省文化分层理论与“开出说”的基础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     

也谈《中原音韵》的写作缘起——兼与赵诚先生商榷

也谈《中原音韵》的写作缘起——兼与赵诚先生商榷@金欣欣$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北京100710~~~~~~     

也谈现代汉语文中的西语现象--兼与钱乃荣先生商榷

新的世纪,汉语既有“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语言”的机遇,又面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多方面挑战。如何保持汉语的纯洁,让汉语变得更为规范、科学,是当前语规划特别是语教育要面对的问题。在汉语中杂用西语,既不合法又不合情;既不利于汉语自身的发展,对民族化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培养也有着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纯洁母语、规范汉语是汉语教育的重要内容。     

也谈杨贵妃之死——与俞平伯先生商榷

俞平伯先生在最近出版的《论诗词曲杂著》一书中,谈到杨贵妃之死。俞先生认为“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贵妃马嵬之死闪闪烁烁”,因此,俞先生认定“贵妃根本未死于马嵬坡”,“则正史所载‘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人们不禁要问:杨贵妃不是正史所载“赐死”于马嵬坡,那么,在“马嵬事变”中杨贵妃究竟到何处去了呢?俞先生根据陈鸿的《长恨歌传》中“使牵之而去”的记载,断定:贵妃是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证据之一     

也谈中国美学的发展之途--兼与朱立元先生商榷

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与追寻实体性“美”，都是中国美学存在的问题。后者对美学的影响更具有方向性、根本性。主客二分思维模式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发展，但不能由此全盘否定认识论的作用。抛弃寻找本体性“美”的思维方式，研究审美现象发生的原因、过程和规律，是中国美学的发展之途。     

也谈美、审美与艺术——兼与王祖哲先生商榷

也许是同为高校讲授美学课程的教师的缘故，看到王祖哲先生的《概念分析：快感、美、美感、审美与艺术》一文（下文简称《概念分析》）颇有共鸣。教师不同于一般的美学研究者的地方是每天都要面对学生，每每开课总想把本学科的基本概念讲得尽可能清楚。而尴尬的是美学课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祖哲先生提出的问题也是我曾经思考而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感谢祖哲先生充满思辨力量的精彩论文激发起我重新认真面对这些问题的热情，     

也谈我国的逻辑教学——与王路先生商榷

数理逻辑是在普通逻辑发展过程中相对于传统逻辑的高级阶段,而不是真正的现代逻辑,因此,不能借逻辑现代化的口号用数理逻辑内容取代大学文科逻辑教材中的传统逻辑内容。大学文科逻辑教材的任务,是要让学员通过逻辑学的学习,掌握运用各种思维形式的一般知识,以利于他们以后的学习和工作,而不是培养杰出的逻辑学家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也谈民族新闻——兼与张儒同志商榷

一、应当怎样确定“民族新闻”的内涵和外延 张儒同志发表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上的《论民族新闻》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民族新闻的概念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他认为,所谓民族新闻“就是以少数民族为报道对象的新闻”。同时,为它规定了三个层次的外延。     

也谈家庭的发展趋势——兼与白和平同志商榷

早在二十多年以前,有人曾公开主张消灭家庭,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只有消灭家庭,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对此,目前西方学者持两种态度并形成两派意见:一派是赞成派,如世界未来学学者爱德华就认为“没有性,没有家庭的社会可能产生真正高尚的文明”;另一派是反对派,社会学家布伦纳认为,家庭解体“这一后果,不堪设想,它会使美国社会崩溃”。我系白和平同志的《家庭的消亡》一文,正是以“赞成派”的思想为脉络,论述了家庭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读后颇受启发。但是,对此观点我不敢苟同,相反,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