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论范畴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向

教学论范畴是对教学活动这一特殊领域中各种现象及其特性、关系、本质等进行抽象性和概括性反映的基本概念,具有主观性、客观性、整体性、稳定性和发展性等基本特征。其发展趋向主要表现为：由注重“理论思辨”转向重视“教学实践”;由崇尚“他域化”转向强调“本土性”;由侧重“生硬移植”转向强化“学科特性”;由关注“表层关联”转向重视“体系逻辑”。     

论智慧教育视域下教学方式的变革趋势

智慧教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未来形态,是消除教育弊端的重要抓手和创新手段,势必影响教学方式。基于心理学、教育学和信息化三种视角,智慧教育可以说是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学习者泛在学习、教育者高效教学、教育管理者数字办公的智慧化水平,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以实现育人目标的一种教育新形态。然而,在教学观念、教学工具、教学场域、教育生态四个层面,现实与理想存在差距。因此,教学方式的变革应注重七个转向:教学理念从脱轨转向纠偏;教学工具从数字媒体转向智能媒体;“教”从标准化转向精准化;“学”从注重获得转向注重生成;知识维度从一维转向多维;教学时序从“先教后学”转向“先学后教”;身心关系从“离身”转向“具身”。这七个方面的转向体现出教学方式的未来变革趋势。     

浅谈现代教育中教师角色的转换

现代教育中教师应做到:“从传道者”转向教会学生学习知识方法的引导者;从“解惑者”转向启发学生发现问题的启发者;从“授业者”转向解决学生“创业”问题的参与人;从教育的尊者、长者转向为学生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服务者、教育民主平等的建立者;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转向教育教学的组织者。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中“国家行为”研究

建国以后,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一直是由国家主导确立的。六十多年来,“国家行为”发生过三次类型转变,即20世纪50年代初期转向以巩固政权为取向,70年代末转向以发展经济为取向,21世纪初转向以道德正义为取向;相应地,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也发生过三次类型变化:从人民公社制转向农户承包制,再转向农民集体所有权。“国家行为”每一次转变后的价值取向特征表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中必定会存在“主体不清、权能残缺、权利不明”问题,并且国家不可能认真去解决。2013年以来,“国家行为”正在发生第四次类型转变,即转向以公正平等为价值取向的类型;强调健全制度特别是健全法律制度成为国家统治类型的主要特征。因此,国家认真解决农村土地制度中的“主体不清、权能残缺、权利不明”问题,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土地制度及相应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才成为了可以期待的事情。     

当代“好老师”师生关系的伦理诉求

如何成为一名“好老师”关系到“如何是”的价值问题.在探讨打造中国“梦之队”的“好老师”过程中发现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点,其中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显得比较重要.从本土文化观照,呈现出关注人性、滋养人格、以德立命三个特点.放眼世界,西方平等关系的教育、生活情境中的教育以及超越学科边界的教育等,都为新型师生关系的转向提供了基础和广阔的背景.为了在教育活动中践行好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核心价值观,有必要再认知和定位新型的师生关系,以促进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由此,需坚持三个转向:由教者转向参与,构建平等的关系;由站讲台转向沉入生活,形成互动的关系;由单向度转向多维,促进和谐的关系.     

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科学定位与转型走向

作为先进生产力知识形态和社会先进文化的重要发祥地,高校校园文化是亚文化中的高位文化,能发生巨大的示范、辐射、先导作用。其应有的科学的定位是:思想的先进性;鲜明的时代性;自身的开放性;主体的创造性。为消除现实中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诸多不利影响因素,必须充分实现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四大向度转型:由“精英型”转向“大众型”;由“教学———娱乐”型转向“寓教于乐———寓教于学———寓教于创”型;由“塔内文化”型转向“市场文化”型;传播方式集中转向网络型。     

构建以人为本的高校公共理论课课程体系

高校公共理论课改革的根本,首先在于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面对现实,适应过去特殊时期的完全政治化的高校公共理论课课程体系,有必要进行重新定性定位或功能调整。在新一轮课程体系改革中,应该从以国家统治为核心的政治教育,转向以人为本的全面素质教育;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出发的意识形态教育,转向从学科分类出发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从片面强调义务责任的子民教育,转向树立全面权利义务观的公民教育;从一定程度的“唯上,唯书”教育,转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转向及其挑战——以四川省马边彝族自治县为例

以历史维度的政策梳理和现实材料的经验分析为依据,讨论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已经经历或者正在经历的五大政策转向：扶贫方针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瞄准对象由区域、县域转向贫困村、贫困户;扶贫方略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扶贫;社会动员由政府扶贫转向社会扶贫;主体地位由被动式扶贫转向参与式扶贫。扶贫开发转向在经验材料上得到验证,但仍面临着项目制扶贫的短期效益、参与式悖论、治理困境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经验与理论探讨可以为“扶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提供贫困观重构、人力资本建设与贫困治理等方面的借鉴。     

论“生存论转向”的哲学表征

“生存论转向”表达了现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在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中,现代哲学正是从“生存论转向”中“坚定出场”。它超越传统的知识论路向,开启生存论路向;摧毁“实体存在论”,开显“生存论存在论”;解构永恒“在场”的“非历史性”,凸显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中国翻译研究中的“转向”

中国翻译研究中出现过两次显著的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及始于20世纪末的文化转向.语言学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学科化”与“科学化”的需求,是对传统翻译研究经验性、零散性不足的克服;文化转向顺应了中国翻译研究“跨学科”与“拓展”的需求,是对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微观性、静态性局限的超越.语言学转向的实质是学科化,文化转向的实质是学科融合,二者都是中国翻译研究在不同阶段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教学过程中的三个“转向”——浅谈课堂教学中的素质教育

课堂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主渠道 ,在教学过程中实施素质教育应实行三个“转向”,即由重教转向重学 ;由说理为主转向情理交融 ;由传授知识转向发展智能。这三者是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 ,综合运用方可取得较好的效果     

论毛泽东对长征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中,以一系列的实践机制和精神风貌,使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发生两次历史性的转折：即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先驱精神”、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红船精神”转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初步结合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再由“长征精神”转向全党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安精神”。“长征精神”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与实践取径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理论,符合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已进入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的媒介环境,在价值理念上从“以事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传播渠道上从单向型转向多维型;在叙事方式上从事实型转向故事型;在话语策略上从独白式转向对话式。     

“转型”:后危机时期深圳经济特区科学发展的主题词

围绕全球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转型”应是深圳经济特区科学发展的主题词.为此,特别要注重确立用“转型”来实现转“危”为“机”的新思路;注重在顾及世情、国情和市情变化条件下的开拓创新给“转型”注入新的动力.在目标和方向上,必须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前提下,遵循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至于如何“转型”,必须着重从产业结构调整、金融主力发挥、城市功能主导、民生工程到位、政府职能转变等五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具体对策,以实现从“速度”转向“质量”,从“总量追求”转向“结构合理”,从“国富”转向“民富”,从“粗放式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力求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公平、和谐、持续和高效发展.     

多重“转向”中的美学——问学录

文章第一部分以美学家蔡仪的学术思想活动为线索回顾了当代美学各派争论的有关情况;第二部分从历史大视野分析了美学的现状并展望着未来。美学从上一世纪“定义的时代”走出到当前,从中国到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新时代。从古典到现代和后现代最后走出后现代的历程。因此它面临着多重转向的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1）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转向;（2）以“单子”化个人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绿色转向;（3）以社会批判及弱势群体关注为核心的文化转向;（4）以大同世界为终极目标的全球主义转向。      

“后小康时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调整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

我国现行生存型社会救助制度已经无法顺应“后小康时代”农村贫困形式变化的需要、无法满足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无力助推乡村振兴的实施,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基于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后小康时代”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应该向积极和发展型社会救助制度转变：价值理念上,从消极被动的事后补救转向积极主动的事前预防;制度目标上,由满足贫困群体低层次需求转向兼顾高层次需求;救助主体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多元参与;救助对象上,从政策受益者向政策边缘人延伸;救助方式上,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救助体系上,由“碎片化”到“整体化”。转变。     

“情感转向”与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

“情感转向”是近年来在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话题，传统的艺术理论同样在“情感转向”下发生变化。首先，艺术理论的“情感转向”挑战了艺术的“意义表征”体系，使经典艺术理论发生了转向；其次，因为“情感转向”关注身体，所以它在以“意义表征”为核心的经典艺术理论话语范式转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以“身体感知”为核心的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再次，“情感转向”所形成的艺术情感理论从“元政治”角度重新定义“感性”的政治内涵，揭示了当代艺术与社会或美学与政治的新关系，构建了批判理论时代之后的“艺术-社会”观，为“后批判”时代的艺术批评提供了有别于批判理论的另类视角。     

空间转向与中国美学方法论转型

20世纪以来的空间转向对当代的学术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并主要呈现出两个维度的理论取向。一方面,空间转向延展了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空间转向呼应了现象学、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思潮,以体验的方式实现对主体心灵“第三空间”的追寻。同时,因为空间理论的主体性、自由性、体验性和学科互涉性,空间理论与美学理论出现了交叉渗透的景象,在二者的互动阐释中生发出崭新的空间美学。空间转向和空间美学直接促使中国现代美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方法论原则的调整,经由“体验”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到“同情”的主体间性价值,再以“反思”实现美学的升华,构建出“体验-同情-反思”的美学方法论。     

“物转向”：21世纪以来的理论衍进、内核演变与文学研究前沿生成

受21世纪新的物人关系和危机语境的牵引和推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物转向”理论大潮在纵深衍进的同时发生了内核演变。以“新物质主义”为内核的21世纪“物转向”理论思潮凸显“物质动能”,通过消解二元论为主导的人类中心思维重塑物人、物物之间的纠缠互动关系。“物转向”理论思潮在21世纪的内核演变促成了“物转向”文学研究呈现从“转向物”到“转向物质动能”这一衍进趋势,开辟出一种具有明显非人类中心倾向的研究路径,深刻塑造了近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前沿的风格。     

“空间转向”之后“怎么办”

“空间转向”之后的空间叙事学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显学”.但是,当前的空间叙事研究到了一个瓶颈阶段,原因多种.“空间转向”的这股后现代思潮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空间转向”的叙事推力功不可没,但后现代历史碎片化、随意切割时间历史的粗暴式学术批评也是不足取的.所以,首先,必须纠正“空间转向”等同于空间叙事研究的偏向.其次,必须区分出“形式化空间叙事”和“内容性空间叙事”,并且分别加以历史化——“空间再转向”,以结束当前空间叙事研究的破碎化、非历史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