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读张康之教授新著《论伦理精神》

公共行政的公共性问题关系到对行政活动根本属性的认识与界定,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张康之教授的《论伦理精神》一书以伦理关系为基点去重构公共行政,指出了后工业化进程中公共行政公共性回归的必然性。根据张康之教授的观点,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经历了以权力关系为基础的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和以法律关系为基础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是排斥公共性的,而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仅仅建构起了形式公共性。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人类社会将会建立起基于伦理关系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这种社会治理模式所拥有的是一种实质的公共性。实质公共性具有伦理精神的内涵,迫切需要通过一场建构的启蒙去将其转化为现实。     

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思考制度重建问题

制度的演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演进;另一种是自觉变革.人类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制度演进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自然演进的道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制度演进表现出了复杂的情况,既有着自觉建构也存在着自然演进.整体上看,工业社会的制度即使在初始阶段是自觉建构的,而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陷入路径依赖,依然具有自然演进的特征.现在,人类正步入后工业化的时代,自觉的制度变革将会提上日程,我们需要更多地以创造性思维去对待制度变革的问题.后工业化进程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生成,这个社会将会拥有一种合作制度,将实现对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的扬弃和超越.合作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应当是人的共生共在.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合作治理渴求

随着人类踏入21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纷至沓来,表明人类进入了"全球风险社会".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型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社会振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中了.由于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没有根据后工业化的要求展开,所以,加剧了社会的风险度.我们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在工业社会建立起来的,所适应的是工业社会治理的要求,显然是不能够被带入后工业社会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建立的是全新的合作治理体系.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构想合作的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再一次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期,那就是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如果说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造就了一个协作的社会,那么,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将会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工业社会的协作是与竞争共生的,协作与竞争是工业社会的两个面相,也构成了一对矛盾。后工业社会将意味着工业社会中的协作与竞争得到扬弃,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合作将是协作与竞争的"合题"。后工业化的实际进程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它积累起了许多能量,对于工业社会而言,这种能量是破坏性的,而对于后工业社会来说,这些能量则是宝贵的资源。基于后工业化进程的现实去对未来社会进行理论构想,正是我们应当承担起来的任务。     

文学是语言艺术:一个命题的还原——兼评"审美意识形态"论

以"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的本质界定,曾具有拨乱反正的历史作用,但其价值的策略性和学理的粗糙性也是难以掩饰的.因为"审美"不仅不是文学或艺术的专利,甚至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都可能成为审美对象;而"意识形态"性几乎是所有文化的共同特点.可见,这两个从外部边界到内部结构都模糊复杂领域的结合,并不是有机的,与诸如"法律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一样独立的意识形态形式.因此,"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不能成为文学本质的准确表述.而把"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命题,还原为文学的本质表述,由于强调文学的艺术属性和语言特征,在理论上必然归还给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在学理上,也能够抵制由"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缝隙所滋生的,以"去文学"化为目的,并试图取代文学理论的,诸如"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社会批判的文化研究,使文学这艺术文化的母机,不仅为一切艺术的健康发展提供维护和引领,而且还能更好地发挥培育、训练人类创造性想象基地的独特作用.     

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问题的凸显及应对

全球化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软国力在全球化竞争中有着独特的特点和功能.应该从意识形态应对的主体、目标、原则等方面加强意识形态文化软国力竞争的研究,通过意识形态的应对保证国家独立和国家安全,保持中国特色.     

论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

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主体广泛性、速度及时性、过程互动性、内容复杂性等特点,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一元性、权威性、针对性和理论性形成了挑战。同时,自媒体时代也为提升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领导力、吸引力、渗透力和亲和力带来了机遇。加强和改进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需要实现传播模式由以“单位传播”为主转为与“社会传播”相结合,传播内容由以“理性传播”为主转为与“感性传播”相结合,传播主体由以“教育者”为主转为与“意见领袖”相结合,传播监管由以“技术删控”为主转为与“法德并用”相结合。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兼论国际弱势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两重性强势性与弱势性并存,鲜明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相统一.我国要注重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内的强势地位,主要精力放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优势促进全社会经济发展上.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建设上,应保持其鲜明的阶级性,注重强化其科学性.     

意识形态建设的“合法性”问题——兼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嬗变

我们通常是在不加任何限定的情况下，就大谈特谈“意识形态如何建设”等现实问题；而我们又通常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否定性概念、贬义词来使用。即是说，我们一边批判“意识形态”如何虚假，一边在反复强调“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等口号。对意识形态范畴使用上的矛盾导致了意识形态建设的“合法性”的问题。厘清意识形态范畴的发展嬗变，将有利于该问题的解决。     

论网络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机遇与挑战

意识形态工作是当前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生产和交汇的前沿阵地,尤其需要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深入研究网络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是科学判断工作形势、制定积极应对举措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论齐泽克的"意识形态三阶段"

齐泽克基于"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原则,对意识形态这一历史性概念做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意识形态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或者三种形态,即"自在的意识形态"、"自为的意识形态"、"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自在的意识形态是作为观念复合物的存在形式;自为的意识形态是作为仪式等物质形态的存在形式,最后一个阶段则是意识形态自身的否定之否定,即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是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无意识层面的"幻象"存在形式.他试图说明:意识形态的定义就在于我们认为非意识形态的东西恰恰是意识形态本身的悖论性.     

意识形态：概念分歧的背后——兼论意识形态社会整合功能及其局限性

本文认为对我国学界影响很大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和自由主义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前者表现为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的分歧,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双方对“自由”及“强制”等理念的不同理解。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学理辨析,是一个关涉着目前我国制度创新和社会重组所应遵循的理念原则的现实问题。     

乡村工业化背景下柳村的底层叙事——兼质疑宏大叙事

笃信农村工业化的宏大叙事,先入为主地将农村和普通农民界定为整体落后及需要工业化去带动和发展。底层叙事关切底层的具体生存遭遇,反对采用经济的、简化的、单一的视角将底层群体进行"数字化"后的"为权势代言"。实地研究表明,在工厂场域,作为农村工业依赖主体的当地兼业农民,隐忍于资本和权力结盟带来的苦难和社会暴力;在社区场域,资本借助权力汲取土地等资源,"扰民"抗争曲消解为"夹缝中的表达",无法彻底维权。在乡村工业化背景下,应抛开主流话语建构的共赢幻象,警惕村庄权势阶层借助"公"话语的合理性掩饰实现"私"获益,重新审视如何保障底层农民实现"安所遂生"。     

论边缘意识形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

在多元文化相互渗透的全球化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也存在着异彩纷呈的边缘意识形态。在我国,边缘意识形态的存在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既有积极推动的正效应,也有消解削弱的负效应。国家软实力的打造离不开边缘意识形态的多样与争鸣,离不开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与整合,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坚持以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与整合边缘意识形态,才能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     

意识形态与"左联"的信仰系统构成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面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一特殊文学团体时,因习惯于社会政治学和纯文学两个极端的思维和认知,遮蔽了它许多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它身上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其特征也不是单纯的主流政治话语,它是一种整合的意识形态文化概念,是一种政治革命信仰体系依附文学精神主体幻象的特殊形态。本文旨在通过“左联”文学社群政治与文学胶合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构成分析,来贴近和认识“左联”这样一个繁杂群体真实的本体世界。     

论大数据背景下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及提升路径

随着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宽带连接等高科技在社会的普及应用,人类社会进入大数据(Big Data)时代。大数据以独特的4V特征和我国网络意识形态有着高度的战略契合,开辟了网络意识形态新场域,使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内容多样化和场域多种化等新的特点,并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大数据的出现,也使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因此,我们要趋利避害,用好大数据助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通过树立大数据意识,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健全网络保障机制,建设网络安全强国;培养大数据人才队伍,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建设针对性;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增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等四方面来促进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发展。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存在论转向——兼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它有指称"虚假意识"与"观念上层建筑"的双重内涵.早期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虚假意识"的内涵,提出了社会批判理论,完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认识论转向;而阿尔都塞、齐泽克与詹明信则继承并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观念上层建筑"的内涵,着力于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关系问题的研究与分析,从而完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论转向.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应该是科学性、存在性与革命性的内在统一,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程度不同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但由于缺乏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把握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系统研究,因而他们无法完成意识形态批判工作.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     

柯尔施论“列宁意识形态观”述评——兼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途径

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与卢卡奇和葛兰西等人不同的是,柯尔施论“列宁意识形态观”基本是批判和否定的。柯尔施认为,列宁从政治功用性的角度来考虑意识形态问题,而不关心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列宁的认识论消解了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割裂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列宁意识形态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忽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成为评估科学发现的最高权威,走向了某种意识形态专制主义。分析柯尔施对“列宁意识形态观”的误读,对于我们探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途径,坚持科学的“列宁意识形态观”,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也评"文明冲突论"——兼论我国的文化建设

文章从分析文明和文化的概念入手,指出“文明冲突论”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并结合当今时代变化的特点,得出文化凭借其对政治和经济的特有的影响力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结论。利用文化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将成为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的一项必要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