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是曾國藩等所伪造的么?(下)

自傳原稿的真偽問題年先生把(1)忠王自傳原稿(2)忠王親筆答詞(3)忠王鈞諭李昭寿三个文件的各項照片放大,仔細对此,發現忠王諭李昭寿手書各字較熟練,筆勢蒼勁;而所謂原供(青按:指忠王自傳原稿,以下同)及親筆答詞各字,則不甚熟練。年先生商請了有关机关送請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研究筆迹的?胰彾ā＞菟痉ú糠ㄒ窖芯克?56)法医物字第0124号函附之筆迹檢查說明書鑑定的結果,所謂“原供”与所謂“親筆答詞”“字迹潦草不甚熟練”,而忠王諭李昭寿手書則“書寫整齐而老練,筆勢挺而有力”,由于字体与所謂原供及所謂親筆答詞,“草書比对,虽然难獲其相同之点,但从熟練程度上來看,則有老練与生澀之別”。据此,法医研究所的結論是:忠王諭李昭寿手書与所謂“原供”及     

《八法对笔迹的鉴定》序

我在五十年代初出版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卷首印有《李秀成自传原稿》、《忠王谕李昭寿书》、《忠王亲笔答辞》三种笔迹的对照,以证明《李秀成自传原稿》并非赝品。年子敏先生把这三种照片送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鉴定结果,年子敏先生在《评罗著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里报道说: 据司法部法医研究所(56)法医物字第0124号函附之笔迹检查说明书称:所谓《原供》与所谓《亲笔答辞》,“字迹潦草不甚熟练”,而忠王《谕李昭寿书》则“书写整齐而老练,笔势挺而有力”,由于字体与所谓《原     

错误的理性认识是没有的——与余学江同志商榷

究竟有沒有錯誤的理性认識?余学江同志是持肯定意见的。他在《学术月刊》1965年第8期上所发表的《有沒有錯誤的飞跃、錯誤的理性认識和錯誤的理論?》那篇文章中的立論根据是:如果存在錯誤的飞跃,存在錯誤的理論,就应当肯定存在着錯誤的理性认識。对此我还有些疑問。我感到,錯誤的飞跃既謂之“錯誤”,意即这种飞跃离开了从感性认識上升到理性认識的途径,因此沒有达到理性认識这个目的地;錯誤的理論既謂之“錯誤”,意即这种理論没有完成从感性认識上升到理性认識所要解决的任务,因此是不符合于理性认識所应具有的客观标准的。在这里,我想提出三个問題談談个人浅见,并請余学江同志和讀者批評指正。     

试论“谓之”“之谓”在先秦古籍中的用法

一、問題的提出和戴东原《孟子字義疏証》的启示 从前北京中山公园格言亭上曾刻着这样两句格言: 程子曰:“主一謂之敬,无适謂之一。” 朱子曰:“尽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两句話好象同一句法,但一用“謂之’,一用“之謂”。細审文义,二者又确有区别:程子的話是講“主一无适”的,朱子的話是講“忠恕”的。但二者在句子結構上的区別     

先秦儒家人性论批判

自孔子以后,至战国末期,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时代。所謂“人性”問題,在当时曾引起了广泛注意。先秦儒家諸子对人性的爭論,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思想家是孔子;第二阶段的代表的思想家是七十子之弟子的世子、密子、漆雕、公孙尼子;第三阶段的代表的思想家有孟子、告子;第四阶段的代表的思想家是荀子。孔子是中国最早一个談到人性的思想家。孔子說:“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的这一句話,說得极明白。各人的先天(所謂性)差之不多;而后天(所謂习)則相差甚多。孔子是位思想家,又是位教育家。这句話,是为他的教育主张立說的。由于时代和阶級的限制,孔子沒有把这一思想加以发揮和光大。     

关于元曲家的两个问题——答复一位朋友的来信

在您的來信中,关于元曲家的問题可以归納成兩个:一个是西廂記作者王实甫是否卽苏天爵滋溪文藁“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中的王德信的問題,一个是中國文学史教学大綱中所謂“前期”、“后期”的分界問題。这兩个問題实是彼此关联着的,分别解答只是为的叙述方便些吧。王实甫是否卽苏文中的王德信,現在当然尚难得到定論。我个人却是偏向于可能是王德信这一面的。因为苏文中所記的王德信的事迹与王实甫的“退隐”散套的内容可以对得攏來。这一点在这里不談。至于您所提出的苏文与錄鬼簿的矛盾,也就是     

关于“价值决定”和价值规律内容的问题

价值规律应如何表述? 价值决定与价值规律有什么关系? 这些都是經济学界长期爭論未决、迄今仍有不同意见的問題。笔者在学习經典著作的过程中,注意收集了一些材料,现提出下面的一些看法,請同志們指正。一什么是“价值决定”? 应当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价值决定”。为了把問題的解决放在比較可靠的基础上,我贊成采取从考察經典著作中有关这一个詞的用法来找寻答案的办法。本文对“价值决定”一詞的探索,是以《資本論》(郭大力、王亚南合譯的中文本,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剩余价值学說史》(郭大力譯,三联书店1949年版)为主要依据的。下面,将上述二部經典著作中有关“价值决定”一詞的出处做成一个索引,供同志們研究参考。     

李秀成供词是曾国藩的伪造——兼与罗尔纲同志商榷

关于李秀成供词的真伪问题,解放以前,就有人传说曾国藩家藏有李秀成供词原稿,陈寅恪见到这一原稿后觉得曾国藩不肯把它公开示人,必有不可告人之隐,已暗示不是真货。广西通志馆得此情况,便于1944年派秘书吕集义前往湘乡曾家抄录摄照,并请历史学家罗尔纲鉴定其真伪。罗氏根据故宫博物馆所藏忠王给“李昭寿谕”和庞际云供词手卷中的“忠王答词第二纸”,与曾家藏的供词原稿完全是一人手笔,断定确是忠王     

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批判刘丹岩、高清海著《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刘丹岩、高清海合写的《论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的小册子,主張把历史唯物主义从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化出去,成为所謂独立的“馬克思主义社会学”,他們的基本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納为下列三点:(一)認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它是“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和政治經济学、史学一样);(二)認为哲学是解釋整个世界的方法論,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論,对自然科学不起指导作用;(三)認为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辯証唯物主义放在一起,会阻碍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从辯証唯物主义中分化出去,象自然科学(象生物学)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一样,才能得到独立发展。这些观点是修正和损     

“赤县”试释

我国古籍中,中国有许多别称,“赤县”即其一。中国称为“赤县”,由来已久。《谷梁传·桓公五年》:“九州之内名曰赤县。”战国时的《邹子》一书说:“中国名赤县,赤县内自有九州。”但是,中国何以称为“赤县”,似乎缺乏更具体的解释。我认为,“赤县”是指天子帝王所居之“王畿”,即京都,因此用以指称整个中国。试解释如下: “县”,繁体作“縣”,右旁为“系”,左旁为“首”字的倒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言:“縣,繫也。从系持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繫,当作系,引申之则为所系之称。会意。”可见,“县(縣)”字的本义是指“首(首领、首脑)之所系”或“首之所在”,所以古代就把帝王天子所在之京都称为“县”。如《礼记·王畿》说:“(王畿)     

作者来信

編輯先生: “文史哲”1957年第12期登載的拙撰“关于屠寄和他的蒙兀儿史記”一文,对“屠寄在世时收藏元史版本很多,均有朱墨眉批”之語,內“朱墨”二字,誤植为珠黑,应請改正。又、近閱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論”“十四”小节里,說晚清研究元史有何秋濤之“元圣武亲征录校正”,李文田之“元秘史注”,皆以經学考証之法,移以治史;只能謂之老証学,殆不可謂     

李超桓教授讲《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前中山大学教授、經济学家李超桓先生最近应广东經济学会邀請,向部分經济理論工作者作了关于《資本論》几个問題的学术演讲。李教授认为《資本論》的研究对象就是馬克思在初版序文中所說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換关系”。目前經济学界中有关这个問題的爭論,是由于对这句話的解释不同引起的。他訊为中文版对这句話的翻譯沒有錯。英文版把“生产关系”和“交換关系”譯作“生产和交換的条件”,意思还是一样,因为这里所謂条件指的是社会条件,生产和交換的社会条件也就是生产关系和交換关系,现在的問題     

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

关于《书供》原稿的真伪问题,我在1979年曾写了一篇题为《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简称《考辨》)与荣孟源同志商榷,刊登在《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上。还在《考辨》未发表之前,《学术月刊》1981年第三期发表了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序》(简称《注序》)一文。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评论我和荣先生关于《原稿》真伪问题的讨论。在《原稿》确系李秀成的真迹这个问题上,罗先生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他不同意我所说的“曾国藩对它只有删改,并未撕毁”的论断。他持三点理由就这个问题来和我商榷。本文就是对罗先生“商榷”的再商榷。     

批判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

馬寅初先生在不久前出版了“我的經济理論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他自認为这本著作“是根据辯証唯物論写出来的”。我們認为确有必要來分析一下他所贩卖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貨色,是辯証唯物主义的了还是唯心主义的了是馬列主义的?还是反馬列主义的? 在这篇短文中,只就他的所謂“团团轉”的理論,进行一些批判。由于馬先生的“团团轉”理論,不仅是方法論,而且是作为事物发展的客观“規律”,作为綜合平衡的“理論基础”,因而在这里也联系到综合平衡理論来进行分析批判。 馬寅初先生在这本書的开头就說明他的“团团轉”的“联系”: “唯物辯証法和毛主席的矛盾論告訴我們宇宙內的事事物物都有內在联系,都不是孤立的。譬如有甲乙丙丁戍己庚辛壬癸十个环节于此,各     

召禹鼎考释

召禹鼎于一九四二年九月在陕西岐山县之任家村(距法门寺五里)出土。其文献价值似同子盂鼎、毛公鼎等器物。五一年徐某献給政府后,西北大学陈进宜先生曾亲摹拓本并与侯外廬先生商榷十余次而作“禹鼎考釋”(載光明日报五一年七月七日“学术”第四十期)并注明其中所引“武公”当为“卫武公”。后郭沫若先生亦从其拓本略为改正补充,并加以标点,作“禹鼎跋”(見仝上)确定此鼎与不(?)簋、噩侯鼎、敔簋等器同属于周历王之世。而此鼎銘文又与宋人薛尚功所录之“穆公鼎”銘文相同,故知为一人之器物,而薛氏釋“穆公”为“秦穆公”。張筱衡先生于一九五一年十月所撰此之,与以上諾家釋文有所出入: 一、第一行“穆公”薛氏釋为秦穆公,而此文釋为召穆公,即召虎,召公奭之后,禹之祖。二、第二行第九字、諸家均釋为“武”,而此文釋作“趋”即桓公、禹之父、穆公之子。三、噩侯即申侯,周宣王之元舅、幽王申后之祖。四、第十一行倒数第二、三字薛氏作“寿子”而此文釋为“寿父”作人名,即郑伯友,幽王亲叔,忠于王室者。五、第十二行倒数第一字薛氏作“爵”郭作“肆”而此文釋为虢,即虢武公,虢石父,褒姒之党羽。六、所纪战役系“竹書記年”所載幽王十年“王师伐申”之役。七、因确定此鼎当铸于周幽王十年(公元前七七二年)。其考釋方法,系以文字証史实,以史实証文字,并通之以古音古义,旁徵方言,自成一說,現在刊登出来,以供研究古史、地者参考討論。     

“捻军正名”质疑——和罗尔纲同志商榷

1960年2月出版的《安徽史学》创刊号上,刊载了罗尔纲同志的一篇长文:“捻军正名——一个有关立场问题的名称的商榷”。我在反复读了这篇文章以后,逐渐地产生了几个疑问。现在提出来,请罗先生和其他同志指教。罗先生认为,在我国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活跃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一带,其中主要是安徽的蒙、亳地区的起义农民,即通常被称为捻军者,不应称为捻军,而应“在(捻军的)不同阶段中,对它提出不同的称请”——如1855年张乐行号为“大汉明命王”后,就应称为“大汉起义军”或“大汉”;1857年“加入太平天国”后,应称为“太平天国张乐行部”或“太平天国龚得树部”等;1863年蒙、亳军队数万人请“遵王赖文光领导”后,应称为“太平天国新军”或“太平天国鲁王任化邦部”、“太     

就典型問題与賈文昭同志商榷

賈文昭同志的“试談文艺理論中的几个爭論問題”一文,就十年来文艺理論中几个主要問題的爭論情況作了簡要的叙述,并表示了自己对这些問題的看法。这些看法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对典型問題的理解,却是錯誤的。作者虽然在叙述中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观点,但是自己的認識仍然是人性論的,超阶級的。这主要表現在对典型形象的共性和所謂时代典型、民族典型的理解上。作者写道:典型是鮮明的个性与充分的共性的統一。所謂共性是什么呢?作者概括了三种說法:1.共性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2.共性即一个阶級的阶級性;3.共性可     

再论“逻辑眼界”——并答李匡武同志

李匡武同志在《論形式邏輯与辯証邏輯的联系和区別》一文(載《学术研究》,1962年第4期,以下簡称“李文”)中,对拙作《論“邏輯眼界”,(載《新建設》,1960年12期)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是值得欢迎的。李文中所提出的关于两种邏輯自身的根本区別何在,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問題,也具有当前的邏輯兴趣,值得进一步去探討。但在仔細研讀之后,对李文的論点我却未敢苟同。除将关于形式邏輯的局限性一題留待答郑毅男同志时一并論述外,茲先就李文提出的其他有关問題,再申述己见。     

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

一新人口論实質是馬尔薩斯的人口論 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論”中曾郑重声明他的“人口論在立場上和馬尔薩斯是不同的”,但在实質上,我們实在看不出它和馬尔薩斯的理論有何不同的地方。首先,和馬尔薩斯一样,馬寅初先生也是把人口問題当作一切社会問題的根源的。在馬氏的所謂“团团轉”的“理”中,人口問题也正是作为一个中心环节来提出的。马氏在篇中論証了資金积累、工业原料、科学研究、粮食等許多方面的問題,     

对罗福颐先生“郿县铜器铭文试释”的商榷

唯八月初吉,王各于周广。穆公佑盠立于中廷北郷,王册令尹锡盠(?)市幽(?)攸勒,曰用司六皀,王行参:有司土司马司工。王令盠曰,(?)司六皀, 眔八自(?),盠拜稽酋,敢对扬王休,用作朕文且(?)公(?) (?)彞?L曰天子不叚不其万年,保我万(?),盠敢拜稽(?) 曰,剌朕身从朕先实事。上面是郿县出土盠方尊铭文(方彞文明),已由北京罗福颐先生把它翻释出来(抄自本年文物参考资料第五期)。我觉得罗先生这篇释文还有须得商榷的地方,年代问题,罗先生仅仅提了一句“殆是西周时代之物”,也没有进一步加以考订,现在把我的意见提供出来,就正于罗福颐先生。(一)“(?)”是铸器人的名字,罗先生释作盠,今按此字上部作彖,隶定当是尨字,说文犬部云:“(?),犬之多毛者,从犬彡”。此字正象多毛之犬,与说文合,应以释(尨皿)为近是。(尨皿)字从皿尨声,疑即古文盘字。(二)王册令尹锡盠赤市幽(?)攸勒“册令尹”即“作册令尹”的简称,王对令尹通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