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古吉拉特教派冲突

发生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教派冲突 ,始于 2 0 0 2年 2月末 ,至 5月中旬仍没有完全平息。此次冲突因死伤人数多、扩散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和持续时间长 ,被称为自 1992年以来印度最严重的教派冲突 ,被印度总理瓦杰帕依称为“印度前额的黑记”和“印度的耻辱”。此次教派冲突给印度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均带来了负面影响 ,对于宗教团体之间 (特别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 )的团结和睦 ,更有着巨大的破坏作用。由于教派冲突涉及宗教传统、社会意识、政治发展、经济状况乃至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 ,加之印度巨大的地区差异 ,要对这次教派冲…     

古印度人女性观的衍变

在父系氏族社会刚刚形成的早期吠陀时代 (约公元前 15 0 0—前 10 0 0年 ) ,母系氏族公社的母性崇拜、母性中心 ,作为一种社会遗存并没因父权制的形成而立刻消失 ,而是在较长的历史阶段中支配着普遍的社会心态与精神生活。早期吠陀时代对女性神的崇拜以及妇女在祭祀中的作用可以佐证。尽管在雅利安人的万神殿中 ,男性神因陀罗 (雷电之神 )、苏利耶 (日神 )、阿耆尼 (火神 )等都享有崇高地位 ,但是这一时期的女神也声名显赫。《梨俱吠陀》中就有近 2 0首优美的诗章是专门歌颂黎明女神的。古印度人对于代表母性、代表农业的恒河女神、永生女神…     

解析2008年印度奥里萨邦的印耶冲突

本文以2008年8～10月发生在印度奥里萨邦等地的印耶冲突为案例，分析印度教派冲突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以及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政治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佛教密宗女性神佛

佛教密宗的神殿中女神云集,蔚为大观,其中不乏忿怒的凶神。大量女性神佛的出现与印度教性力派崇拜的兴起不无关系,而忿怒女神的涌现则是佛教密宗重要义理的体现。     

印度吠陀时代妇女的地位探略

啊,高贵的女神乌萨斯古往今来的先知都祈求你的照应请接受我们的赞颂并告以你的满足啊,乌萨斯,光彩绝伦的女神——《梨俱吠陀》乌萨斯(Ushas)作为开启光明的黎明女神,接受了古代印度人的祭祀与赞礼,女性在印度史的晨光中与最高的荣耀同在。在印度父系社会刚刚形成的早期吠陀时代(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妇女的社会地位是高的,她们并不是在一走出原始社会的荒原、进入文明社会的门坎后,就马上成为男人的奴隶和臣仆的。     

印度教教派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剖析

世界印度教大会是一个机构庞大的印度教教派组织,是印度教各个派别的联合体。它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当今印度的社会和宗教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VHP的成立与发展 VHP成立于1964年,是由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领袖M·S·高瓦克创立的。它的诞生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时代背景。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印度的惨败刺激了印度国内民族情绪的高涨。随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趋于激化,双方举行的数轮会谈均无结果,处于僵持状态。印度国内掀起反穆斯林     

读《印度政治制度研究》

林良光先生主编的《印度政治制度研究》一书是一本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印度政治制度的学术著作。本书详尽地论述了印度政治制度的各个方面,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如对印度宪法的特点和性质的分析,对印度议会制与其他国家议会制的比较,对印度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探讨,对印度行政官制度的评估,以及种族、教派和部族对印度政治制度的影响等,从而使读者对印度的政治制度有一个全面的清晰的了解。     

印度穆斯林的发展困境及政府的应对措施

印度的穆斯林是印度人口众多的少数群体。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印度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迅速提高。然而,印度穆斯林却未能充分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在政治参与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等方面面临着发展的困境。这一困境是历史和经济原因、印度政府的忽视、穆斯林自身原因和教派冲突的影响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印度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红山女神 中华民族的共祖

"女神",我们听说的和见到的不谓不多.在历史的长河中,世界上各民族都曾经历了女性地位显赫的历史阶段,并塑造了本民族的"女神"形象,如希腊女神,美国自由女神等.     

教派冲突与印度分治

印度分治前后南亚次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教族仇杀事件。事件刚刚发生时,便有进步作家进行抨击,后来又有不少作家反思这场灾难的危害。本文选择了前后相隔二十多年的三部作品,简要介绍其内容,分析几部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及造成教族冲突的原因,认为印度分治并非英国殖民者蓄意所为,而是分治之前印度本身的宗教政治因素造成的,因此印度分治造成的教族仇杀是教派冲突之灾。     

岭南女性生命活动的一个象征文本-广东悦城龙母传说的性别文化内涵解读

运用性别视角重读悦城龙母传说的基本母题,如“无父”“漂来的女婴”“拾卵豢龙”“误断龙尾”“济物放生”“侣白鹿友黄猿”“至圣显灵”等,阐释其所蕴藏的远古时期岭南女性的生命观、母教观、自然观与主体精神.指出被岭南百姓世代奉为神祗的龙母,不仅是一个尊贵的地方神祗,同时也是一个有性别标识的尊贵的地方女神,她不但开启了岭南女性文明之源,也是岭南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她以她阴柔的精神气质与凡俗的品格,极大地丰富了中华龙文化的内涵.     

试论《太平广记》中的山洞意象

《太平广记》中的女仙,都跟山洞有关。原因是,有唐一代,尊崇道教,老子被奉为大圣高上大道金阙元元皇帝,而老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崇阴尚柔,"山洞"意象的出现,就是此种思想的印证。因为"山洞"是"子宫"的象征,是女性崇拜的遗存,是整个社会回归母体的情结表现。就连父权意味颇浓的"封禅",其实最早也应是祭祀女神的。     

唯识宗、禅宗对"境界"理论的构建作用

"境界"是中国文艺批评中的重要理论范畴.不同佛教宗派的境界理论对中国文艺批评境界理论的形成有着多重的构建性作用.特别是法相唯识宗的境界观构建了中国文艺批评境界理论的结构性心理空间.中国禅宗则使这一空间转换为审美境界,从而完成了对中国文艺境界理论的基础性建构.     

南亚女性执政及源头参与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亚国家女性高端参政现象凸显。这一现象有着深层次文化缘由,从本土文化中等级制度衍生的家族政治和女神崇拜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女性执掌最高政治权力,决策国家和政府事务,显示了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源头参与的意义,同时,对推动妇女运动的发展和女性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女性已普遍具有参政的强烈意识。     

中国最早的华严宗基地的形成

作为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的华严宗,以理论体系的博大精深与历史影响的持久深刻而彪炳中国佛教史,而华严宗的形成经历了从华严经学到华严宗学的演变,并在终南山形成最初的华严宗基地,经过三代祖师的理论创新与大力推广,中国华严宗最终得以正式建立。通过对终南山至相寺华严学风的形成、华严宗的正式创立、华严宗初期的基本学说、华严宗基地的后世演变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深入的探析,从而正确理解华严宗的历史渊源、基本特征与华严宗基地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终南山佛教文化资源的历史地位与重要价值。     

论终南山“中国佛教祖庭文化区”创意

终南山集中了中国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中的五大宗派祖庭,目前终南山的一些佛教祖庭已经有了局部的开发,但整体水平较低。应围绕终南山“中国佛教祖庭文化区”这一概念,按照遗产保护、文化建设、旅游开发三者互动的战略,在局部特色有效开发基础上,实现整体与局部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将终南山建设成为能满足不同层次需求的、综合性的有品牌特色的中国佛教祖庭文化旅游胜地。     

蓝田华胥陵--中华民族的始祖陵

根据古代神话传说 ,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乃有三皇。三皇的说法不一 ,笔者认为从时间早晚上当以燧人氏、伏羲氏和女娲氏为宜。伏羲和女娲皆是神性和人性相结合的人类始祖 ,是东方的“亚当和夏娃”。伏羲和女娲乃华胥氏所生的儿女 ,因此华胥氏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始祖。蓝田县华胥镇之羲母陵是独一无二的华胥陵 ,华胥陵及与华胥陵相关的三皇故居等遗迹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开发价值     

从类型学到动态研究：兼论信仰的流动

自从杨庆堃提出“混合宗教”与“制度化宗教”概念之后,类型学建构成为华人宗教研究的主流。本文尝试进行视角的转换,用“基于类型学基础上的动态研究”来分析华人社会中信仰的流动。该视角一方面强调类型学的重要性,认为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有必要对“灵”、“义”等本土概念予以社会科学化;另一方面它强调揭示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将静态的类型学考察转化为动态分析。本文认为,动态的视角有助于关照到被类型学忽略的过程以及隐匿于其中的趋势,继而发展诸多经典理论,即研究神灵的流动有助于理解“神灵的诞生与竞争”,研究信徒的流动可以丰富“改教”理论,对宗教组织流动的研究则可以拓宽“教派-教会”理论的视野。     

Is There an Indian Policy Proces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wo Social Policy Processes

India is a huge, poor, fast developing, centralized and increasingly unequal, democratic country. The core argument of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se and other contextual factors have an impact on the way in which social policies are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The focus of the article is on two such policies on food and primary education. Based on secondary material and own fieldwork, the shaping of these two policies is discussed and some maj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social policy processes are highlighted. This analysis brings to light the existence of two paradoxes present in social policy processes in India: one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social policies are important for regime legitimacy but nevertheless suffer from a lack of political commitment; the other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centralized decision‐making goes together with the widespread involvement of local politician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se two paradoxes, the article concludes, are the result of the wider context in which social policies are shaped and are hence not easily resol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