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辽代的法律思想

辽朝统治者在吸收中原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同时 ,又保留了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的习惯法 ,并加以改造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法律思想。辽代前期的统治者形成了较为深刻的法律观念 :庶事草创 ,量轻重决之 ;权宜立法 ,归于重法 ;休战息民 ,详决滞狱 ;因俗而治 ,南北二元。辽朝中期 ,随着辽代社会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 ,辽代统治者提出了更为系统的法律规则 :锐意于治 ,更定法令 ;贵贱平等 ,准法同科 ;宽平法律 ,用刑详慎 ;明礼义 ,正法度 ,德刑并用 ;赏必信 ,罚必当。辽朝后期的统治者对法律的作用有较充分的认识 ,注重发挥法律的“赏功罚过”的功能 ,维护法律的权威 :一方面 ,主张法律要简明易知 ,轻重得宜 ;另一方面 ,又执行轻罪重刑 ,赏罚无章 ,反映出契丹统治者执政的暴虐与法律的严酷     

论辽与高丽的关系及辽的东部边疆政策

辽朝与高丽的关系为境外藩属国的关系。在辽朝统治的二百余年间 ,辽与高丽既有战争 ,也有和平交往。和平交往为辽与高丽关系的主流。辽朝重视对东部边疆的治理与巩固 ,采取了建立军事城池、派驻军队、严加防守、移民东部边疆、因俗而治、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 ,巩固了辽对东部边疆地区的统治 ,并由此奠定了辽金元东部疆域的基础     

辽朝南面宰相制度研究

辽朝南面宰相的结衔包括寄禄官、优宠官和差遣官三部分。其中寄禄官基本借鉴自北宋初期的寄禄官体系 ;优宠官则分为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四等 ;差遣官分为中书省差遣和南枢密院差遣 ,中书省差遣包括大丞相、左右丞相、同平章事 (兼中书或门下侍郎者 ,简称中书相和门下相 )及参知政事等 ;南枢密院差遣则包括枢密使、知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及签枢密院事等。辽朝南面宰相一般从枢密直学士、五京财赋官和翰林学士(承旨 )中选拔 ,其升迁遵循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中书相和门下相—左、右丞相的阶序。辽朝南面宰相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 ,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原则指导下的自身特点 ,特别是省院互兼的特点     

试探辽代北、南大王院的职掌

本文从北、南院大王在辽朝政权中的地位和在废立皇帝方面所起的作用出发,探讨了与职掌有关的内容。指出北、南大王院在北面朝官中是军政实权的拥有者。若从部族角度分析其职能,则表现为以“镇南境”为主的军务,以及对部族日常行政、经济事务的组织与管理等。     

汉街城考

考察和研究汉街城 ,对进一步研究古代战争 ,特别是街亭之战等重大战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从地域位置、构筑规模、筑城年代、历史背景、遗迹遗物 ,历史作用等方面对汉街城进行了考证 ,认为地处关陇要道的汉街城是战国时期的军事要城 ,是研究秦文化、三国文化和古代军事的组成部分 ,具有较高的管护和研究价值。     

辽代北、南大王院及其驻牧地探讨

本文对辽代的北、南大王院从机构、职官角度进行了论述;并初步考察了其部族驻牧的大致范围,即一是以上京为中心的驻牧区,一是以燕云以北为中心的镇戍区,有一部分也可能镇戍于燕云地区     

辽代激励机制之特色与社会功能初探

有辽一代,以契丹族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经常按一定的程序和标准,对其认为应该给以奖励的对象,如立有军功的将帅,政绩突出的文职官员,以及朝野各类践行忠君、孝亲、贤德、义悌、贞节者,均予以物质的或精神的(即现代社会学称之为“功利型”或“符号型”的)奖励。于是,既形成了颇具时代、地域及民族特色的辽代激励机制,同时也达到了实现统治者预设各项社会功能之目的。     

试论辽朝前期的政争与封建化的关系

从 1 0世纪初至 1 2世纪 2 0年代 ,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辽政权经历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阶段 ,但辽朝封建化道路曲折复杂 ,本文依据当时史事 ,围绕辽朝前期的政争 ,探讨辽朝封建化进程。阿保机死后 ,皇位继承权问题是辽朝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围绕皇位继承而展开的不同集团和不同派系的斗争 ,虽然与辽朝历史上形成的家族世选制有密切关系 ,但其深层的原因乃是封建制与奴隶制的深刻矛盾所导致。因此 ,对辽朝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些问题 ,有必要做一番探讨。     

辽代尚父考

辽代获尚父称号的臣僚约有17位之多,堪称历史上的奇特现象。尚父中既有宰相,也有其他臣僚。他们基本都是年事较高、社会声望也较高的老臣,而且大都对辽王朝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尚父群体在民族属性上虽以契丹族为主,但却具有多民族成分,体现了辽代多民族社会上层联合统治的特点。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发微

辽梁援暨妻张氏墓志,记事内容比较丰富,所蕴含的辽朝史事信息也较多。除了前辈学者有所探讨的志主家世生平、职阶勋爵以及妻子儿女等内容外,墓志中其他一些记载,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辽朝某些实际情况。譬如辽朝官员脱“宫籍”对其身份地位彻底转变的影响、辽朝官员母妻诰封为命妇的基础与前提、“红尘”与“净土”视域下辽朝信佛居士丧葬活动中的双重仪轨等。结合传世史料及其他石刻文字,对梁援暨妻张氏墓志反映的各类史事问题发微索考,于拓展及深化辽朝历史研究或许不无裨益。     

陇城历史沿革考

今秦安陇城镇为娲皇故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其为县治、郡治之地,远在西汉。北魏至唐末,陇城县治皆在今陇城镇所在地。自汉以来,陇城成为扼守陇右、通往关中的军事要冲和丝绸之路进入甘肃的重镇,同时又是从关中跨越陇阪的必经之地和古代陇右的交通枢纽,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考清陇城几千年的历史沿革,挖掘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对促进当前城镇化建设和地方文化创新,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辽朝北面官制度考

公元十世纪初,随着唐中央政权没落以及中原地区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耶律阿保机领导契丹族嵋起于我国北方。九三六年(太宗天显十一年),石敬塘割让“燕云十六州”,契丹政权扩及到华北。九四七年(太宗大同元年),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朝把政权分“北面”、“南面”两个系统,即“北面官”和“南面官”。     

辽上京城建筑考

上京是辽代最早的一个京城,是契丹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中心。 根据史料表明,上京城的建设是在汉族知识分子帮助下完成的。公元918年辽太祖命康默记主持皇都建设,公元926年又命韩延徽、贾去疑扩建皇都,展郛郭、建宫室、起开皇、安德、五鸾三大殿,并建造孔庙,传播汉族封建文化,以后又经几十年的不断建设,才建成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第一座宏伟的都城。 辽上京城位于今内蒙古的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南约一华里,城建在乌力吉木仁河和沙里河交汇处,两河绕城汇合后向东流去,城外南、北面有山,东面平旷开阔。 上京城有南、北两城。北城是皇城,是契丹统治者和贵族居住的地方;南城是汉城,是汉族聚居的地方。沙里河穿越两城之间,两城相连成“日”字形。 皇城南北长1600米,东西宽1720米,城高10米,底宽12—16米,城墙外有突出的马面,上有敌楼,马面间距在100～110米,正在有效射程之内。全城有四个城门,东门名安东,南     

辽朝何以“雄长二百余年”——《辽史》论赞相关议论探究

从《辽史》论赞看,长期居于北方的契丹人养成了应对战争的良好机制,在其兴起过程中显示出了独特优势.辽朝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胜攻取,而且,其推行的灵活的、富有成效的用人政策和管理制度也是其兴盛的重要保障.值得重视的是,元朝史官认为辽朝不轻意用兵是其统治长达二百余年的关键.     

辽金元教坊制度源流考

辽、金、元是由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分别建立的政权,三朝政权中又都建置了教坊这一戏剧乐舞机构.从制度上说,这是对汉族政权的模仿.本文在叙述三朝教坊制度渊源流变轨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三朝教坊在具体设置和职能方面与汉政权教坊的异同,从而展示出三个不同民族对汉人制度及文化艺术的吸收与改造,也展示出三个民族之间在历史制度传承上的一些关系.     

辽代汉族进士家世考

辽代科举考试的应试对象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汉族进士出身大致可分为官宦家庭、布衣家庭两大类。官宦家庭子弟登第之比率远高于布衣子弟,辽朝科举制度为汉官子弟增加了一条入仕途径;父子叔侄联翩登第者多来自布衣家庭,反映了下层汉士迫切希望通过科考跻身社会上层。辽朝科举制度的实施巩固了汉人世家大族的地位,为辽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辽太宗祭祀木叶山考

木叶山是契丹祖源地、发祥地,故辽代皇帝频繁前往祭祀。对木叶山的祭祀,包含祭山神、祀天以及祭祀祖先等寓意。辽太宗时期佛教已很盛行,辽太宗遂变革传统祭山仪,将祭拜观音一环增加到祭祀木叶山的活动中。辽太宗即位初期,祭太祖庙、祖陵等祭祀祖先活动非常频繁,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基本伴随祭祀祖先的活动进行。从天显八年(933)开始,辽太宗祭祀木叶山的次数随着其祭祀祖先活动次数的减少而减少了,且祭祀木叶山的活动大多在游猎过程中举行。     

太伯奔吴新考

吴是古代虎氏众多名号中之一,其地望应在江西樟树吴城,历史上大伯奔吴实际是周族委派太伯、仲雍率领自己宗族,到吴地联络虎方,共图灭商大业。     

吐谷浑白兰地望新考

本文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吐谷浑白兰地望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再研究,并在青海海西州都兰县、柴达木地区做了若干实地的田野考察,参照了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