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两昆仑”新解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中的“两昆仑”所指为何。历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在梳理前人诸说的基础上,从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结合诗中的用典和谭嗣同轻生任侠的性格特点进行分析。认为“两昆仑”系指两个维新志士群。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逃亡志士群和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留守志士群。     

论刘禹锡贬谪诗中的“骚怨”表达

刘禹锡是中唐一位有重大影响的诗人,在其23年的贬谪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贬谪文学作品。在作品中或直接地表达对当局的讥刺,或借助于南国风物民情表达心中的忧怨,表现出了鲜明的“骚怨”倾向。同时,后期创作的民歌风味的作品中,又超越了“骚怨”的浅层表达,成为贬谪文学创作的优秀代表。     

诗味新解

从结构主义语义学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的“味”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作品所传达的语义内容,而是来自作品“结构”所产生的意义。艺术作品的意义可分成“指称意义”、“逻辑意义”、“结构意义”三个层次,前两者是艺术形象的语义内容,是认识活动的产物,因而它所提供的主要是认识的或道德教化的价值,而非审美价值。只有艺术的“结构意义”才是艺术的审美价值所得以产生的关键,因为它不是艺术形象直接指证出来的语义内容,而是一种“象外之旨”、“言外之意”。从这一意义上讲,任何优秀的文艺作品都具有超越语言逻辑和形象符号的特征。也正是这一特征,才使得艺术作品具有了“味”。     

郭沫若的两首故乡诗

郭老早年写过不少咏故乡的诗,多数收入他的诗集中,1939年那次也写了好几首咏故乡的诗,那些诗虽没有公开发表,但郭老却曾书写了好些条幅赠送友人,笔者也得到两幅,珍藏迄今,现发表以供大家欣赏:     

陶渊明诗两首译注析

【写作时间】本诗写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陶渊明15岁。钟优民先生指出：“细味其诗,疑系渊明早年自况之作。”（见《陶渊明论集·陶渊明的咏怀诗》）又,诗中称“年始三五间”,即15岁。诗人54岁所写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有言“结发念善事”。“结发、总发,指15岁（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第50页）”。     

陈学昭的两首遗诗

在中国现代女作家队伍中,陈学昭是屈指可数的与祖国东北有着渊远联系的作家之一。抗战胜利后,她从延安转赴东北工作。在长达数月之久的紧张而劳苦的长途跋涉后曾写下《擦枪》和     

上海两首无名烈士诗

在这里向大家介绍自三十年前报刊上抄录的两首旧体七律,都是当年囚禁在敌人死狱中无名烈士作。第一首诗写于一九三一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当时,几乎每天都有戮杀革命者     

“徽州古村落”诗八首

作家、诗人阮文生日前结集出版诗集《黑白徽州》,给诗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优雅的风。这里选择他写“徽州古村落”的诗八首,以餮读者。——编者     

刘禹锡诗中九仙公主孝

刘禹锡《经东都安国观九仙公主旧院》一诗中的九仙公主是谁,是一个悬案.现考证出,玄宗胞妹玉真公主行九,曾结婚,并生有二子,就是诗中的九仙公主.洛阳正平坊安国观原为太平公主宅,后玉真于观中建精思院,即刘诗中之旧院.玉真入道后联系宗教人物和文士,陪侍游宴,干预朝政,在政治上与玄宗同进退,是玄宗的得力助手.     

论刘禹锡诗的艺术追求

作为崛起于中唐诗坛的一支异军,刘禹锡诗有着自身的卓异面目和独特风貌,这与诗人别具一格的艺术追求自不可分:他把“境生于象外”视为诗歌艺术美的极致,为使其诗具有“象外之境”而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时代所造就的一大批诗人沿着不同的道路登上了诗坛。他们都不愿“随人作计”、“袭人衣钵”,纷纷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领域,以各不相肖的艺术实践,促成了中唐诗歌的繁荣,而繁荣的主要标志便是风格和流派的众多。中唐诗坛最有影响的是元白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见长,韩孟诗派以奇险怪僻见长。尽管他们在风格上的差异很大,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乐府诗语“两走马”新解

乐府古辞《平陵东》是一首传世名作。其辞曰：“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平陵,汉县名,治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平陵东》,乐府相和曲名。据《乐府解题》,此诗为“汉翟义门人所作也。义为丞相方进少子,为东郡太守。以王莽篡汉,举兵诛之,不克而见害,门人作歌以怨之。”今人多以为此诗系揭露统治者横征暴敛之作,与翟义无关。诗之本事真伪,姑置勿论。诗中“两走马”一语,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一分…     

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

在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叱咤诗坛风云之际，刘禹锡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没有在两大诗派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丧失本真、盲目趋同，最终凭借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成为足与两大诗派相颉颃的一支异军。刘禹锡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等三方面，而这正是奠定其历史地位的三块基石。     

论刘禹锡诗的时代烙印

历史上任何杰出人物,都是他所处的那个特定时代的产儿。刘禹锡作为中唐政治革新集团的中坚,时代使他成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而被长期放逐;但作为补偿,时代却又把他造就成为“气该今古”的诗豪”。吟绎其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给它打上的各种烙印,同时也不难发现闪耀于其中的诗人的思想和艺术个性的光环。 刘禹锡(772—842)生活在国运衰颓的中唐时代。这一时代的浓重阴影,笼罩着社会     

《老子》“德经”首章新解

《老子》"德经"首章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当解释为"上德"所以"有德",是因为它不去外部寻求"德",而"下德"所以"无德",是因为它是依靠外部手段而寻求"德"。这种解释可以使得"德经"首章文意连贯,解释"前识"一句为何出现在此章。我们发现老子"德经"首章的思想与孔子、郭店竹书《五行》、孟子等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反映出老子思想的影响。通过对《老子》众本"德经"、"道经"次序的探讨,我们发现"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战国时期述老学派之手,而"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西汉易学家,"德经""道经"次序的变化突出了《老子》思想对于先秦儒家的批判作用。     

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

废名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发现新诗之为诗的根本质素在于新诗必须有“诗的内容”,而古典诗词中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其同一脉系诗词亦有这种“诗的内容”,是旧诗中的“例外”,潜藏着新诗发展的根据.这是废名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新诗自身的发现.“诗的内容”在废名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指“诗”的内容,从内容维度将“新诗”之“诗”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对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废名对“诗的内容”赋予了特定内涵,即“当下完全”、“完整天然”等特征,并将此作为判断是否新诗的标准,存在偏颇之处.     

论刘禹锡与牛僧孺的唱和诗

刘禹锡晚居洛阳时期的唱和对象中包括牛僧孺,这是两个有着难以化解的宿怨的诗友。他们既把唱和当作修补持续恶化的人际关系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把唱和视为暗中角力的一种方式。这样,他们的唱和诗就难免飘逸出不和谐的音符而别具韵味了。他们这种行为本身也就构成了一种与政治代码及性格基因相联系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论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

刘禹锡与韩愈的唱和诗今仅存《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这首以剖白心迹、倾诉心声为主旨的五言古诗的问世,在刘禹锡的创作生涯中是一次飞跃:不仅大幅度拓展了诗的容量与张力,而且强化了诗的抒情功能,将此前的泛泛言志导向"不平则鸣"的渠道。它为刘禹锡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调、规定了方向、设定了路径。以这首诗为契机,刘禹锡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定位开始由政治家向诗人嬗变。或者说,从这时开始,他才集政治家与诗人于一身,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并且,舞台的重心开始悄悄地从政坛向诗坛转移。此外,由这首寄兴深微的唱和诗,还可以透视两位诗人和而不同的君子之交。     

读郭沫若步鲁迅韵的两首诗

郭沫若曾经先后步鲁迅同一诗韵写过两首诗,两次都是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和个人生活、创作的关键时刻。他自己很重视这两首诗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反映了他和鲁迅之间关系的本质和主流。第一首写于一九三七年,收入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战声集》。郭沫若在北伐战争和参加南昌起义以后,由于革命转入低潮,为了保存和准备力量,他离开祖国,旅居日本,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但是,在这十年中间,他一天也没有忘怀苦难的祖国。日本朋友们知道,他庭院里种的雪白的木莲     

“江枫”新解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离骚”新解

《史记·屈原传》曰:"离骚,犹离忧也."于"离"字未作进一步说明.应劭以"遭"训"离",王逸以"别"训"离",二说均未必是.《易·离》:"离者,丽也."明代杨慎《丹铅杂录》说:"丽之为训,连也,又双也."《礼记》所谓"离坐离立",正是"丽坐丽立"——相并而坐、相并而立之意.在先秦、两汉以至隋唐文献中,"离"与"丽"通假,都是相连比并之意,是不言而喻的.故先秦、两汉典籍中,常于"离"字不下注脚,这正是太史公于"离"字"初未明下注脚"的原因.准此,"离骚"当理解为"双重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