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翻译理论看唐代景教的译经模式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支派,其在中国传播的200年间,有过大量的经籍翻译。但是,对于景教的翻译活动,学界的研究很不充分。从当代翻译理论的角度对其翻译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为我们研究中国翻译史提供一个视角,同时,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景教在中国的传播活动无疑是有益的。     

东汉译经中所见的语法成分

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所收录的东汉汉译佛经材料中,已经出现的几种比较特殊的语法现象,诸如范围副词“都”,引进动作涉及对象的介词“共”,同义连用总括范围副词,同义连用助动词,句未有“不”的疑问句等,都早于同时代的其它文献材料。汉译佛经使用的是通俗化、口语化的语言材料,从汉语文研究的角度看,汉译佛经中保存了大量的口语,对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互文性视角看新闻英语语篇风格的翻译

把互文性理论引入新闻英语语篇风格的翻译打破了必须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原则,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根据互文性理论,新闻英语的译者将原新闻英语语篇的风格、原新闻记者的风格以及同类汉语新闻的风格融合起来,力求使译文的风格做到“恰如其分”。     

从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看文学翻译的创作空间

风格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风格翻译不仅是思想内容的传递,也是语言形式的转移。本文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论述了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并由此探讨了文学翻译创作的三个空间——思想空间、理解空间和表达空间。本文认为,正是这些空间的存在,文本才能在翻译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     

从东汉末士风裂变看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

东汉末士林风气的裂变主要表现在隐逸不仕之风渐盛、忠君观念渐衰、士人独立意识觉醒、世务交游和百家兼修。诸葛亮隐与仕的选择,既有东汉末士林风气之共性,又有其自身特色,同时也折射着汉、魏之际士风的承上启下。     

英语文体风格与诗歌翻译

作者通过对英语诗歌翻译的对比 ,阐述了文体风格在诗歌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指出译者应该根据诗歌的特点、语境进行翻译 ,以便更好地进行中外诗歌的文化交流     

从乾隆帝西域诗看新疆与中亚之关系

清乾隆帝的西域诗中,有不少涉及新疆与中亚之关系。大体包括了相邻部落对清朝平定准噶尔与大小和卓的支持;相邻部落使臣朝觐受到清朝的热情接待;相邻部落向清朝进献贡品;新疆与相邻部落的通市交往情况等。这些诗作反映了乾隆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坚持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秉持与邻为善、和平共处的态度,谋求睦邻友好,边境安宁,由此而产生了积极效果,展现出一幅与中亚友好交往的图景。     

从买地券看东汉民众的法律意识

东汉民众借助买地券向世人诉说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法律理念:在土地买卖成交立契过程中,缔约者具有高度的产权意识,密切关注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占有权、收益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并与官府一起认可土地买卖契约在争田讼产案件中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在乡土社会中不论是同地人还是异域民皆不愿与他人过堂讼产,都自发地依靠缔约方和见证人的约束力、神灵和法律的强制力,以便达到缔约结信、防备争讼的目的。民众为了传达民间私约的法律精神和社会价值,已不自觉地用隐喻的手法向周边民众普及私约如法的法制观念。     

论外国小说翻译中风格的真实传译

本文探讨了外国小说作品的风格问题,分析其在翻译中真实传译的重要性,提出外国小说风格的翻译原则,即小说风格的真实传译需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从原作的思想感情、艺术风貌和文化特征出发,巧妙应用各种语言形式,从而实现外国小说作品在翻译过程中风格的真实传递.     

浅议翻译中的语篇风格

翻译最基本的特征 ,是其语篇受双面的约束。一方面受原语言语篇的约束 ,另一方面受另一文化读者所拥有的交际语言的条件所约束。在把原语言语篇译成目的语语篇时 ,应使目的语语篇与原语言语篇有相同的语篇风格 ,以期达到目的语语篇对目的语读者有原语言语篇对原读者相同的效果     

西域佛教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

新疆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十分丰富。整体而言,西域石窟寺音乐造型有两大体系: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体系和以高昌为中心的中国中原体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体系又有交叉和互相影响。本文结合西域历史和佛教发展史对西域石窟寺中音乐造型的来源、属性、功能和乐器形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探讨。     

从西方左翼思想家视域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陈学明教授访谈

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与执着情怀、对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现实问题的强大冲劲、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困境的强烈关注及对人类必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顺利前行的乐观精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理论创作的不竭源泉。     

从认知语法的角度看主动态与被动态

本文从认知语法理论的角度来解释主动语态与被动语态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被动语态形成的认知原因。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与演进

诺贝尔经济学奖一般授予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或理论应用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的时间不长,却折射了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特点、演进趋势以及“问题和方法”所经历的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推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鼓励理论和方法创新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存在偏见,尤其是过于推崇经济学的数学化,引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危机。     

关于堕胎问题的法学思考

堕胎问题是个世界性的议题。从法律角度分析堕胎行为的限制问题、已婚妇女堕胎的决定权问题、堕胎者配偶的同意权问题、未成年堕胎者和监护人的相关权利问题,以及我国的现行规定是否合法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佛教史视阈下康僧会译经之儒学化及其意义

安世高译经使中国佛学趋于独立,但仍不离道术;支谶及其再传弟子支谦译经奠定了佛学依附玄学的基础。康僧会译经兼收众长,借用儒家话语体系以儒释佛,使佛教自觉服务于主流思想,有效地遏制了信众与朝廷走向对立的可能,从而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的新突破。自此,佛教开始公开、积极地向士大夫阶层传播。     

从原型—模型翻译理论看典籍英译的意义

本文的研究表明,典籍英译的标准其实是适合与忠实,这种翻译标准给译者在英译典籍过程中的权限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译者并不是被动模拟,而是基于忠实基础上的主动模拟。     

“荆公体”诗歌的佛家怀抱

王安石的诗被称为"荆公体"或"王荆公体",是其诗风成熟、成型的表现。所谓"荆公体"诗的佛家怀抱,是诗人知行高蹈状态的诗性呈示。诗人是一个理想家,又恰恰是一个政治家,两个深度的矛盾体而集于一身的事实,洵属史无前例的显例。诗人寻索精神理想的依托,追求具说服力的理性智慧,最终在诗人的视域里,本土诸子百家只孔孟二人,外来文化唯佛陀一家。之于前者,诗人还是看到了孔孟之道未行退而授徒的大儒悲剧;之于后者,诗人领悟了"行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无上智慧而衷心向学亦终生受用。"荆公体"典型体制之"翻案诗"则是佛家诗化的智慧;"荆公体"诗之于天下苍生的关怀护佑,亦是"与乐拔苦"的践行;"荆公体"诗之于人类生存资源超前的保护意识和之于自然山水的会心描绘,犹如动人心旌的佛唱;"荆公体"诗在伦理把握上亦近于佛境,始有善恶之判别,因缘与因缘的运动归于和谐平衡,后来即是整体的无善恶,因而,诗人最终无一私敌,无一死敌,同时,其家人甚或奴仆庶几人人能诗,也是诗人佛家怀抱的有情见证;"荆公体"诗在集句、联语方面的创新创获,看似形式技巧的考究,实亦诗人佛家怀抱孕生的花朵果实。     

佛经译入的文化作用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因此语言的翻译不仅是语符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本文对中国佛经翻译高潮产生的历史背景、特点及原因进行逐一阐述,对佛经翻译活动在历朝历代的中国文化、中国文人思想所产生影响进行实例性分析,从而进一步论述佛经翻译过程中外来文化思想与主体文化间接受与妥协、移植与嫁接,进而表述外来文化与主体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正面及负面影响.     

从藏文佛经的翻译和集结看藏族对祖国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

藏文佛经的翻译及集结而成的藏文《大藏经》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百科全书。藏文《大藏经》与国内汉文、蒙文、满文、西夏文《大藏经》相互校勘,互译互补,促进了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祖国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