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与《红色中华》报论略

作为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之一,项英与《红色中华》关系极为密切。他一度是《红色中华》的实际负责人,在该报上发表了一批重要文章,还介入《红色中华》的编审业务,借以指导现实工作。而且在他的影响下,《红色中华》成了苏区政府的一个工作平台,刊登了大量的行政公文,在当时的苏区引起了不同的评议。用报纸发布机关公文,确实降低了其作为大众传媒的现实功能。不过,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此举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王观澜与《红色中华》

王观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对早期党的土地和农村政策的制定做出过巨大贡献 ,但他在中华苏维埃时期的办报经历却鲜为人知。文章梳理了王观澜与《红色中华》关系的始末 ,叙述了他作为第一任主编 ,在《红色中华》(暨新华社前身红中社 )创办初期所起的重要作用 ,以及他被迫离开《红色中华》的原因和离开后继续为该报写稿的经历 ,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红色中华》与中共早期廉政建设

《红色中华》是中央苏区影响最大的报刊,对苏维埃新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其中就包括推动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中央苏区的反贪污腐败、反铺张浪费和反官僚主义是中共早期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红色中华》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揭露和无情的批评,促进了中央苏区廉政好局面的形成。《红色中华》推动中共早期廉政建设取得的突出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对当下不无借鉴,对共产党精神的形成和廉政文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西方主流媒体对汶川地震报道的比较研究

通过定量研究的方式,以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卫报》四家西方主流媒体有关我国5.12汶川特大地震报道作为研究样本,分别从报道主体、报道视角、报道体裁及报道态度方面进行定性对比分析研究。     

陕甘宁边区新闻广播事业发展概述

(一) 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之后,和外界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当到达陕北获得相对安定环境之后,党中央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新闻系统。1936年恢复出版了《红色中华》。西安事变不久,成立了由张闻天、博古和周恩来等组成的党报委员会。1937年1月29日将《红色中华》改名《新中华报》。4月24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也在延安创刊。     

《红色中华》中漫画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的建构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办的机关报,所刊载的漫画对建构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发挥了独特作用。《红色中华》中漫画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真实面目、解读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策略,建构起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呈现出通俗化、真实性和感染力的特点,起到了促进抗战动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作用,对新时代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红色中华》的新闻思想与实践

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核心,其体现在党报党刊上重点就是“为谁办报”“办什么报”的核心问题,即党报党刊的价值导向。《红色中华》兼具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双重身份,研究发现：《红色中华》广泛登载布告、命令等各类文件,积极把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传播给不同群体,既是信息传播,也是政治动员和舆论引导,彰显了党报的党性。《红色中华》为重视报纸的内容贴近群众之需而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注重报纸的发行和读报活动,注重编者和读者的互动,从而力求把报纸办成群众的报纸,体现了党报的人民性。该报贯彻了贴近群众、贴近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联系实际的生动体现,更是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真实写照。     

也论报纸的女子体育报道

通过对随机抽取的2005年的84份《人民日报》体育版、《文汇报》体育版和《中国体育报》的体育报道进行定量和定性结合的研究,并与2002年该三份报纸的体育报道情况进行比较,以此揭示报纸体育报道的性别差异及近几年对女子体育重视程度的变化情况,呼吁广大媒体乃至整个社会关心、爱护和支持女子体育运动,促进女子体育运动的发展。     

理性担道义,细节著文章——浅析《南方周末》的深度报道模式

本文以2009年《南方周末》的头版报道为研究文本,分析其新闻文体的特色和传播模式。通过对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探析《南方周末》的报道模式,并从风格上、语言上、视域上总结、归纳《南方周末》报道模式的特,点,以供学习和借鉴。     

理性担道义,细节著文章——浅析《南方周末》的深度报道模式

本文以2009年《南方周末》的头版报道为研究文本,分析其新闻文体的特色和传播模式。通过对文本进行内容分析,探析《南方周末》的报道模式,并从风格上、语言上、视域上总结、归纳《南方周末》报道模式的特点,以供学习和借鉴。     

论苏区赤色邮政的主要特征

赤色邮政处于险恶的战争环境下,敌人对我进行信息战,这就导致红色根据地的通信方式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赤色邮政的存亡取决于土地革命的形势,由于敌人的封锁围剿,随着根据地的丧失,赤色邮政也随之撤销;由于是在革命战争环境下,敌我力量犬牙交错,敌人不停地对根据地进行围剿,所以每个邮政人员既是通信员,又是战斗员,武装交通是各个根据地之间保持信息联络的重要方式,因此,邮政工作带有浓郁的军事色彩;政治工作是我党的生命线,邮政工作隶属于我党各种革命工作中的一类,所以,邮政工作和政治工作的结合也很严密。     

我国媒体艾滋病报道中的话语修辞变迁

我国受众对待艾滋病的态度长期以来受媒体的影响很大。文章认为，我国早期媒体报道修辞方式，总体趋于保守、封闭，担心新闻报道会抹黑国家、政府形象，引发社会动乱，报道修辞的着眼点往往是隐匿某些情况，这不利于百姓正确、科学地面对疾病。在今天信息公开的社会背景下，媒体仍需要讲究修辞敏感性。只有及时沟通信息，尊重当事人隐私，监测疫情变化，排除社会隐患，才能达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     

论邓小平对苏联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批判和借鉴

苏联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模式对中国共产党影响极大。邓小平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立足现实又大胆创新,在批判中借鉴,在扬弃中继承,牢牢把握党的性质的先进性,工作任务的时代性,党组织的纯洁性,民主集中制的有效性,执政方式的艺术性,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不变。     

苏区实行邮政检查的原因探微（1927—1937）

在艰苦卓绝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地方政府、政治保卫局实行了邮政检查制度,对各类邮件、包裹进行了必要的邮政检查。主要原因有四方面：一是为了获得有价值的政治、军事情报,为保卫根据地作好必要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准备;二是为了搜集地方情报,肃清根据地内潜伏的各种反动分子;三是为了加强对白区的政治宣传,扩大中国共产党、中国工衣红军、苏维埃根据地的政治影响;四是为了反制敌人的邮政检查。     

试析“红五月斗争”中产生“左”倾的原因

党领导的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它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     

试论长征中红军"南下"行动的积极作用及其原因

“南下”行动是红军长征中的一次重大曲折。但是,“南下”行动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客观上支持和掩护了党中央单独北上;在战略上配合了党中央开创陕北革命大本营的艰苦斗争;接应了长征中艰苦转战的红二、六军团,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南下”红军还在经过的路途广播了革命火种,充分发挥了人民军队的“工作队”的职能。这些积极作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产党作为“南下”红军的灵魂和核心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因。     

“彝海结盟”的历史功绩及现实意义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由大小互不统辖的若干黑彝家支分割统治着的四川凉山彝族地区。经中央批准,刘伯承司令与彝族果基(沽鸡)家支首领小叶丹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美梦。“彝海结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功运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典范。如今,它与当地多彩的民族文化、绮丽的自然风景一起,成为当地宝贵的旅游资源。     

中国青年党建党动机新探

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中国青年党的地位十分突出，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派的“中坚”。中国青年党创建之初，并非以反共作为直接和唯一目的，但是当事人的回忆以及学者的研究均将其创建直接与后来的反共联系起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中国青年党的创建是一群留学欧洲的年轻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道的书生报国行为，而1923年的山东临城劫车案和曹锟贿选大总统成功则是诱因。但由于其国家主义理论存在缺陷，尤其是将革命的同路人——共产党视为敌人，逐渐偏离了建党报国这个逻辑起点，最终以悲剧结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历程与启示

阐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历程,并分析提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反腐倡廉建设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1)我们党始终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2)在不同时期各有重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3)善于学习借鉴国外反腐倡廉建设的文明成果,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4)在反腐倡廉建设中注意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预防为主、标本兼治的方针;(5)不断加强纪检监察机构和队伍的建设,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队伍保证。     

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与新中国构建形式选择

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政权构建方式的设想和选择与其民族理论及其实践紧密相联。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平等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将民族平等作为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性原则,成功地创造了民族地区政权的组织结构,为新中国国家政权构建形式的最后抉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影响到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构建前后围绕着民族和国家构建形式的问题,发展出了一套完备的、成熟的、科学的理论形态,创造出了对中华民族和全国各族人民有深远影响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