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诗派称谓辨

江西诗派作为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所引起的争论也多。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所列之人不皆是江西人，自宋至清，对于此派为何单以江西为名一直为人所怀疑与异议。南宋刘克庄即质疑道：“派中如陈后山，彭城人；韩子苍，陵阳人；潘*#老，黄州人；夏均父、二林，蕲人；晁叔用、江子之，开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当时如曾文清乃赣人，又与紫微公以诗往还，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当日无人以此叩之。”(《江西诗派总序》)清代张泰来也对此疑惑难解：“诗派独宗江西，惟江西得而…     

“有教无类”广议

《论语·卫灵公》有言:“子曰:‘有教无类’”。历来对此“类”字之义约有两解,实皆于理不合。一曰类即种类,即今日所谓民族。《荀子·礼论》:“先祖者,类之本也。”郑玄《周礼》注:“族,犹类也”。明人高拱《问辨录》谓“类,是族类,言教之所施,不分族。”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亦可找出不少根据,如《诗·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左传·僖公十年》:狐突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僖公三十     

简论《太玄》外易内道的结构特色

《汉书》说：“（扬雄）实好古而乐道……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①，遂判定《太玄》为“拟易（本传）”之作。司马温公也说：“玄者，所以赞易也，非别为书以与《易》竟也”。②单就《太玄》的体裁和外部特征来说，他们是说对了。《太去》确实是在体裁和结构形式上极力仿《易邮，易画有二，玄画有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八卦相重为64卦，玄以一、二、三错于方、洲、部、家为81首；易每卦6父，合为384交，玄每首9赞，合为729赞；易有十翼，以诠释和发明其义，玄有测、文、莹、掘、图、告、数、冲、错，以说明和通论其义。所…     

杜预和《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左传》或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是以诠释《春秋经》的。《经》是提纲式的,其文“约其辞言,去其烦重”,按照鲁国旧史作成。顾炎武云:“《春秋》不始于隐公,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非今本之《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惜乎自伯禽至惠公的一段早佚,我们无从看到,能见到的,只是隐公至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的一部分。孔子以“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因鲁史策书成文。     

《通志·天文略》札记

南宋学者郑樵的《通志·二十略》为一家名学.其中《天文略》二卷,以《步天歌》为本,兼采诸家史志,所记三宫、二十八宿等星座及星官所司等内容十分详尽,在天文学研究领域有较重要的承先启后的作用.自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象纬考》至《古今图书集成·乾象典》(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二书评价甚高),皆步其后尘,并在其基础上加以推廓,可见其影响之大.但是,象这样一部重要的典籍,在流传和翻刻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讹误.以下是其中比较明显的一些错误之处,现整理成文,以就正于方家、同好.     

试论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四部分类法的最终确立以《隋书·经籍志》为标志。其对荀勖、李充之分类学成果，主要从大类目上加以总结、继承与发展，对刘歆、阮孝绪之分类学成果，则主要从小类目上加以继承与发展。《隋志》四部分类的最终形成，是大量目录实践的必然结果，是对以往目录实践的总结，代表了当时的学术水平；唐代文化高度繁荣，目录分类学之成就应是其文化园中奇葩之一。     

易道咸通之乾

<正>《易》,亦称《周易》《易经》。《易·系辞下》：“《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何谓像？明代来知德《周易集注·序》说：“曰像者,乃事理之仿佛近似可以想象者也,非真有实事也,非真有实理也。”唐代高适《答侯少府》：“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观象者需圣明而有灵性,则万象皆出。而愚者、邪者观象,亦得所需之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各得其象,各展其能,皆在大道之中。《易》义由象生,无象则无《易》。六十四卦皆由象立,     

两部儒家礼典的不同命运──论大、小戴(礼记)的关系及《大戴礼记》的被冷落

西汉时期的戴德与其从兄之子戴圣同受学于后苍；二人分别编订的两部《礼记》，都来自七十子后学所撰著的二百余篇“记”．可是它们的学术命运却大相径庭．以至于戴圣（小戴）所传的（礼记）４９篇后来由“记”变“经”．自魏晋以后一直被皇家奉为礼学经典；而戴德（大戴）所传的《礼记》８５篇则长期被人冷落，不知道什么时候已丢失大半，今人永远不能再窥其全貌。大、小戴礼学命运的这种不同，直接导因于他们各自在官学中所占有的地位的不同。４０多年前，著名经学史专家周予同先生就强调过大、小戴（礼记）的研究价值，他说大、小戴《礼记…     

礼经郑注“馔要方”图释

郑玄注《士昏礼》《特牲礼》云“馔要方”，意谓馔食要为方正之形。后世学者释“要方”，或以为正方形，或以为长方形，或以为梭子方形，或以为“要方”乃大判之辞。其间是非，既关食器尺寸、馔法，又关筵席长短与宫室广狭。不明馔法，则昏礼夫妇同牢误为六俎；不论筵席长短，则公食礼之宾馔必出于席外；不考宫室广狭，则特牲礼户内四馔难以安放。明馔法，定尺寸，考宫室，则于郑氏“馔要方”之旨，可以得其要领焉。     

师子比丘与后四祖

师子比丘是禅宗西土传承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不弄清这一环节，也就难以说明二十八祖说成立的历史依据，无从揭示中国禅宗的印度渊源。然而由于资料匮乏，传闻冥迷，欲求其实，实是大难，但遍计诸说，略述其迹而已。 据现有材料，最早提到师子比丘的应是由智严带来梵本、宝云翻译的《付法藏经》６卷，译于元嘉末年，然是经已经不存，但存北魏昙曜于和平三年（４６２）杂集宝云译本残篇及诸书所成的《付法藏传》。稍后是梁僧 《出三藏记集》中所集之《萨婆多记》与觉贤一系所传的《长安城内齐公寺萨婆多部佛大股陀罗师宗相承略传》，僧信…     

唐明皇为自己建铸铜像

古中国记有铸金人之像的，有见于春秋末期勾践为记念范蠡所立金像。“越王乃使良工铸金像范蠡之形．置之坐侧，相夕论政”《吴越春秋》卷十《勾践伐吴外传》。后来秦始皇聚六国兵器于咸阳，仿翁仲形，铸有十二金人；西汉霍去病北征匈奴，夺得祭天金人，也皆是铸像，但这些铸像，盖为他人形像而传，仅都是为某种需要所铸，并未普及民间。中国史有为己树碑立传，且遍及全国，令黎民百姓顶礼膜拜者，当始自唐明皇李隆基。据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称．“开元年中天下铸圣像，郡皆一，而潘独二；力士以其本乡，故自铸其一也”（卷一百六十一《茂…     

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中国古典诗学中的“自得”说研究之一

中国古典诗学是一门范畴诗学，诗学范畴星罗棋布，不可胜数，而且内涵也是模糊股俄，难以界定。诸多概念范畴如有无、虚实、形神、出入等，有时既指诗之创作最高境界，有时又指诗之接受最佳效果，其内蕴带有较大的混融性和包孕性。本文所拈出的“自得”说，便是中国诗论中兼及诗歌创作论和接受论合流性特征的一个诗学范畴。所论意在探讨“自得”说在创作论中的历史流变、审美内涵及其审美价值。“自得”说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孟子和庄子的哲学著作。《孟子·离娄》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     

晋出公以下世系纪年考

晋国自出公以下,文献所见国君世系、纪年混乱不一,分歧巨大。■羌钟铭、清华简《系年》等新材料的出土提供了探讨此问题的新契机。司马迁在《晋世家》与《六国年表》中当利用了不同来源的史料。晋出公二十二年出奔,知伯强立所善哀公为晋君,是年为哀公元年。哀公二年,知氏被灭,三家更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年晋出公去世。魏史《纪年》、赵人所作《世本》皆不记哀公,直书继出公者为敬公,即不承认知伯强立晋君之合法性。如此,《史记》、古本《竹书纪年》所见众多分歧,可迎刃而解。晋出公至晋幽公之纪年,可由■羌钟铭考订,依上述考订国君世系,诸君纪年正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吻合。幽公之后,孝（桓）公继立,孝公二十年被韩、赵迁于屯留,孝公三十年更迁于端氏,在位共32年。继孝公而立者为静（悼）公。静公八年,赵夺端氏,静公寄居韩之屯留,为韩不容被弑,是年为公元前349年,晋绝不祀。     

说“都”

许慎《说文解字》“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左传》注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载师》注曰:“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也。”《周礼·大司徒》注曰:“都鄙者,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大宰·八则》曰:     

湖南佛教著作考略

一、著作考略 历年来湖南高僧辈出，著作甚丰，在全国甚至国外都有一定的影响。《湖南佛教史》著录的湖南佛教著作１６３种。湖南佛教著述始于陈，盛于隋唐，传至明清、民国，仍经久不衰。从形式上看，有经律、论说、仪轨、语录、偈颂、传记等六类。经律类，主要出自智　，论说类也以陈隋时期的惠思和智岂页的著作为主，明清以后则以各寺院高僧的语录为主。湖南最早的佛教著作，为南岳惠思大禅师所著的《诸法无诤三昧法门》、《大乘止观法门》、《南岳大禅师曲授心要》、《法华经安乐行义》、《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 湖南佛教著作主要见…     

试论唐代的住宅文化

住宅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随着历史的演进，它不再是简单的土木排列组合，逐渐形成了深途的文化内涵，即通过住宅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人们的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等。笔者不揣浅陋，掇拾有关史料，试就唐人住宅所反应的等级、宗法、宗教、阴阳等问题作一论述。一、住宅与等级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各种等级制度依然严格，对于人们安身之处的住宅亦有严格的规定。《唐太典》卷二三《左校署》条载：“凡宫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全庶，各有等差。”注云；“天子之宫殿皆施重拱、藻井。五公、诸臣三品已上九架，五品已上七架，并厅厦…     

以“公天下”化解治乱循环

【编者的话】学者吴稼祥的新作《公天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一经出版,在学术圈和读者中就产生了很大影响,仅仅三个月内就加印数次。《公天下》贯穿其中的是一部基于中国政治演变的制度史,因此是一部政治史的著作。《公天下》通过对政治史的演变分析,提出了一套具有原理性的观点和主张,甚至提取出一系列独特的概念和范畴,所以它又是一部政     

《楚辞》忧患意识原论——兼与《诗经》忧患意识比较

《诗经》、《楚辞》是两部充满忧患意识的早期诗集。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承继《诗经》精神，尤其深受《诗经》大、小《雅》贵族士人忧国忧民思想之影响，其忧患意识约有八端：自修之忧恐，不遇之忧思，育才之忧患，颓风之忧叹，遭诬之忧愤，疏放之忧怨，民瘼之忧伤，国难之忧戚，而其忧患之焦点则在于“忧国忧民”。《诗经》与《楚辞》忧患意识的本质相似，而其内涵与形态则有差异。《诗经》表现为：人称多样，无主名，集体性，句短情促，多用复句与赋比兴手法，个人、家庭、社会忧患层面丰富，多呈平民化色彩；《楚辞》表现为：诗人直抒胸臆，有主名，独立性，句长情婉，多用香草美人比兴象征手法，集中抒发忧国忧民情怀，属贵族阶层身份。《诗经》、《楚辞》共同奠树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里程碑，对后世影响甚大。在21世纪，我们应当继承忧患意识优良传统，为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维护世界和平等伟大事业作出新贡献。     

《两都赋》和《二京赋》的历史价值

<正> 一汉赋给人的印象是“虚辞滥说”、“靡丽多誇”,但细读《两都赋》和《二京赋》,却有不同的观感,若校以有关史料,则更觉其内容“类皆有据”、“确然可信”。无怪《长安志图》的作者李好文,亲到长安考察史迹之后说:“赋语文之词,固多张诞,然身未尝至,目未尝睹,亦未可辄拒而不信,尝读汉人之赋,遂知两京台观之盛,班孟坚曰:‘轶云雨于太半,虹蜺回带于棼楣,’又曰:‘攀井干而未半,目眩转而意迷。’(按:见《西都赋》)张平子曰:‘将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耸兢??按:见《西京赋》)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辣,使当时楼观在上,又当如何?由是观之,则数公之言,未遽为张大也。”(《长安志图》,《经训堂丛书》本,卷中) 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有关汉代长安和洛阳的史料,除了近年在旧址的一     

《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