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

一、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经历了 70年代迅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之后 ,于 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又进一步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进入 90年代 ,中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的人口比重由 80年代末期的 33 %上升到 1992年的 82 %① ,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发生了质的飞跃。世纪之交 ,我国总体人口继续保持着低生育水平 ,1999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 1 8,低于更替水平许多。就世界范围来看 ,我国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 …     

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刍议

1 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有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50年代至70年代初,推行人口兴旺政策,这一阶段,少数民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由1952年的5.29提高到1970年的6.57,从60年代中期起,少数民族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由过去的低增长状况转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类型。1971—1981年少数民族进入酝酿开展计划生育阶段,1977年9月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报告》中指出:“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采取有利于发展人口的政策,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也应积极宣传、普及妇幼卫生、节育科学知识,对子女多、间隔密,有节育要求的夫妇给予指导和帮助。”自1982年之后,在少数民族中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山东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妇女生育水平明显低于政策要求水平。全省实际生育率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计划生育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工作,规范了妇女的生育行为,妇女的生育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妇女按“晚、稀、少”的生育模式生育是造成山东省妇女实际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     

中国生育率下降的代价：婚姻拥挤

问题缘起自 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我国生育率出现了急速且持续的下降 ,人口控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在我国实现低生育的同时 ,也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独生子女、生殖健康、统计失真、出生性别比偏高等问题。经验数据表明 ,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一般在 10 3～ 10 7。然而自 80年代 ,尤其是 8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 1980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 10 7 4,1985年上升为 111 4,1990年达到 114 73 ,1995年更高达 117 4。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在我国男大于女的传统夫妇年龄差规范下 ,生育率下降导致的…     

生育政策的哲学思考

遏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太多,促成这一现实的直接因素则是妇女生育率过高。生育政策对妇女生育率的提高或降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对于生育政策的作用程度之大小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生育政策的性质、作用等进行一番研究。 一、生育政策及其本质     

贵州省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趋势探析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客观准确地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于科学地认清人口形势是很必要的。本文主要根据《贵州省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以及《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对近10年来贵州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和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年龄别生育率 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是分析妇女生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用以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的年龄分布特点。     

论建立农村人口控制的自我约束机制

截至一九九○年七月,我国人口为11.33亿。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又正处在育龄妇女生育高峰期,每年约以1700万的速度在增长,到2000年人口将有可能突破13亿。根据我国十年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要求,今后十年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要控制在12.5‰以内,任务艰巨,困难很大。我国目前每年有900万左右的计划外生育,其中约90％在农村。农村有47％妇女多胎生育,使生育率居高不下。因此,90年代人口控制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村人口实行计划生育难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还缺乏一种人口控制的自我约束机制。几千年的旧思想、旧风俗,根深蒂固地束缚着农民的观念,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和文化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生育率之高,居世界之首。生育率高且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文化。例如由于本地区绝大多数地方盛行父权制,人们强调家族世系和传宗接代。结果使妇女永远扮演生儿育女的角色。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她们从小小年纪便被用彩礼交换出去,出嫁成婚;她们必须竭力多多生养才能提高地位,受人尊重。无儿无女被视为罪孽;不生育的妇女遭到污辱,甚而被诬为巫。此外还有一夫多妻、叔娶寡嫂、领养子女等等机制,都用来保证生育率的居高不下。故而本文认为,要使本地区的生育率降低,需要几代人的时间,从根本上改革当地人的各种观念、信仰系统和传统,并大力改善妇女的地位。为此本文提出了几个要求:改进妇女受教育的状况,增加她们在现代经济部门劳动大军中的参与率,废除索取彩礼的恶习,使她们在计划生育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以及得以使用现代的避孕方法。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从死亡水平对生育水平的内在关系谈贫困地区人口控制

一个人口群的死亡水平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生育,即是说,人口存活率与生育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生育的目的,一是为了“种的繁衍”,要生育足够数量的后代来接替老一代,达到世代延续.二是为了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来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人口死亡水平高,存活率低,妇女就必须以高生育水平来弥补损失,这种生育意念的长期诱导作用,妇女就必然早育、多育.反之,则是晚育、少育.,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广大农村地区医少药状况更为严重.人口死亡率高,存活率低,妇女生育水平也就高.如1981年全省3个民族自治州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4.86,而其他六个地、市同一指标为4.03;1989年3个自治州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21,而其他地、市则降到2.85.     

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甘肃省有8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他们以手工的方式来解决吃饭问题,加之自然条件较差,农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总的来说尚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促进、甚至强化了农民中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农村人口盲目增长的势头。从妇女的近期生育水平看,我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41,高出全国0.11,其中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3,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84,个别地区高达3.1。由此可见,农村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生育率高,因此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已成为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所在,而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又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所在。本文就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寿光县妇女生育状况分析

<正> 为了掌握我县人口发展趋势,做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现依据收集到的部分资料,试对我县妇女生育状况作一分析。一、妇女生育出现了新特点据我县人口志记载;“自1950年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至1964年,本县婚嫁平均年龄保持在男20岁,女18岁以上”。在1964年以前,我县妇女生育模式特点表现为:生育高峰期长而分散;育龄开始早结束迟。即在18岁开始结婚生育,一直到40岁后才逐渐结束生育。七十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1981年我县分年龄组生育率(见表一)。     

教育不平等与生育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运用教育基尼系数量化我国1990-2010年31个省份的教育不平等程度,旨在检验生育率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能显著改善我国教育不平等程度,但农村生育率下降对农村教育不平等的影响作用很小,城镇生育率下降反而会加剧城镇教育不平等,说明我国生育率下降主要是降低了城乡间的教育获得差距。生育率下降均有益于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分配公平,少数民族地区的效果并不显著。另外,教育扩展政策、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能非常有效地解决我国教育不平等问题,同时应注意政策适当向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倾斜。     

中国农村生育率的下降:一项基于行为制度方法的研究

有很多模型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及其在不同地区起始时间的差异。对于引起生育行为变化的最主要因素是有意的政策控制,还是体制变化,抑或是通常的现代化因素,学者们各有争论。在此,我们采用一种行为—体制化的方式将分析从3个不同农村地区收集来的民族志和问卷调查资料。这3个地区包括浙江省的萧山县,河北省磁县,和广东省英德县,它们生育率下降的模式各不相同。我们的分析显示,以上3组因素没有一组能独立解释这3个地方生育率下降的不同开始时间和不同速度。要解释3地生育水平下降的不同模式,我们需要考虑生育率下降早期,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如教育的普及,生育控制的意识形态,社会性别关系等)和政治经济体系(如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集体劳动体系等)在内的各种地区差异。     

中国的低生育率

本文对我国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育率下降起点高但降幅大,因而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引起社会经济转型滞后而产生诸多挑战。但必须充分认识到,与持续低生育率相伴随的问题,既有消极方面,更有积极方面。生育率下降在带来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外,也将对我国的教育、就业、妇女地位等产生积极的深刻影响。从发达国家经历看,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零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的影响更取决于社会条件、经济形式与制度性因素,因此,不仅人口政策必须要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且要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来减少和消除低生育率的消极后果。     

我国城市儿童看护服务缺失的社会学思考

我国大多数城市目前还不能提供多样化的儿童看护机构与服务形态以补充家庭的亲职功能。儿童看护服务的缺失会造成妇女就业率下降,加大妇女照顾负担及角色冲突,加剧社会性别不平等及损害妇女社会地位,造成婚姻满意度下降、家庭冲突增多影响家庭稳定和夫妻关系,也导致生育意愿改变及生育率下降,更严重的会导致儿童意外事件增加、死亡或致残从而给儿童家庭造成致命打击等不良后果。     

知、行与社会政策：思考美国妇女与法律

20世纪60年代以前,许多法律及方式造成了对妇女的歧视。直到1920年,美国的第一场妇女运动才为妇女赢得了选举权。虽然,除少数女权主义者对美国宪法提出的男女平权修正案之外,另一些基本权利——例如由苏珊·B·安东尼、路克里霞·莫特以及伊丽沙白·卡迪·斯坦顿等人,早在1848年于纽约塞尼卡·福尔斯提出的包括生育权和财产权在内的里程碑式的男女平权宪法修正案——都未能得到解决。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妇女运动再次兴起并在后来获得进展之前,这一选举权并未保证妇女的经济权利,     

广东已婚妇女生育观的代际变化─—以梅县、东莞抽样调查实证分析为例

广东已婚妇女生育观的代际变化─—以梅县、东莞抽样调查实证分析为例刘梦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广东已婚妇女的生育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从１９７０年的３２．７‰、２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