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漏补缺，迭出新见——评刘化兵博士的专著《士风与诗风的演进》

对于明代社会思潮与文学风貌的研究,学者似乎更愿意将注意力放在晚明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晚明时期,在王学的影响下,士人思想解放,人性张扬,饱受程朱理学压制的思想和才情终于有了一个自由喷发的机会。可以说,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多年间,晚明时期是士人最“出风头”的阶段,因而     

追求情的普遍意义──试论晚明思潮路向的转变

晚明时期一些思想家和艺术家倡导“唯情论”,试图通过情这一路径追求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这种趋向由李贽发起,在袁宏道审美观的演变过程中更趋明显,随后的汤显祖表现出对超越肉体的精神意义的情的渴望与追求,而冯梦龙则试图以主体的内在情感为道德规范的基础。这种种努力和探求,使得晚明思潮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路向的转变。     

商业文明的发展与晚明士林风气的嬗变

晚明时期,商业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四民观的转变,唤醒了士人阶层的理性精神,一股新异的思想解放之风在士林中鼓荡。对自由个性的张扬和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构成了晚明世俗社会生活的一道靓丽风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从《西游记》看晚明小说“以趣为美”的审美特征

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得到发展,印刷术有了很大进步,通俗小说创作、刊刻增加,普通大众读者在面对众多精神食粮的选择时,表现出追求趣味性的倾向,晚明小说的创作在某种程度显示了对这种趣味性的迎合。可以说,大众读者的需求决定了小说审美的“以趣为美”。     

刺点与标出:晚明书法的文化符号学分析

晚明时期,中国书法出现了巨大变革,张瑞图、傅山、王铎等书家,以狂放恣肆的笔墨冲击着传统中正典雅的书法风格。借用罗兰·巴特的"刺点"以及文化符号学相关理论,可以发现晚明书法的革新意义。晚明书法在笔法、章法、笔墨方面呈现出"刺点"风格,并体现出一定的异项艺术特质,由此凸显了书法艺术的本体性意义。     

晚明小说中的"女帮闲"形象

晚明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女帮闲的形象,属"三姑六婆"之列.她们的形象较为负面,但在小说中具有重要作用,对晚明时期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女帮闲的出现与晚明时期的商品经济繁荣、"异端"思潮出现、个性意识张扬等因素有关.     

黄道周礼学思想探论

黄道周在晚明时期学术声望极高,堪为一代儒学宗师.他的经学研究尤其是礼学研究,成为晚明经学思潮狂飙的重要助推者.他对于《孝经》研究的重视颇为引人注目.黄道周认为,《孝经》对于饱受深重社会危机的晚明的儒家道德教化实践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因此,他重拾汉儒重“孝”的思想资源来诠释儒家礼学以导民化俗.故而他侧重从宇宙本体论、形上学等层面去阐释“孝”之于拯救晚明社会的学术合理性.基于对晚明宗法政治伦理的反思,黄道周在政治伦理问题上,主张“孝”、“忠”合一,以“孝道”陈说君臣伦理的应然状态.黄道周对于《孝经》的阐释,实际上是对儒家理想的道德与政治秩序进行追本溯源式的学术搜讨,体现出独特的论孝理路.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及其历史意义

晚明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为近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徐光启为中心的晚明“历算派”学人对传统科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在总结古典科学、会通中西方科学、实现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晚明时期的科学启蒙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意义。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长生殿》与《桃花扇》中的兴亡意识和民族情绪

明代后期,文坛重爱崇情,浪漫思潮一时颇为盛行。许多文学作品将写情放在了首位,《长生殿》和《桃花扇》亦是如此。《长生殿》对李、杨的爱情悲剧给予了无限同情,不但对李、杨两人的爱情加以美化和净化,而且特别宣扬一种“一悔能教万孽清”的思想;《桃花扇》以侯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反映了南明弘光王朝从建立到亡国的短暂历史过程,描绘出明清易代时的广阔社会生活画卷。言情谈爱之余,二剧均表现出浓厚的兴亡意识和民族情绪,这也正是明末清初那个复杂历史时期时人情感心绪的艺术展现。     

程朱理学禁欲观念对晚明戏曲的影响

晚明时期,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的影响明显减弱,其禁欲观念的束缚虽不如明初严酷,但其余响依然不绝,对此一时段情爱剧之的创作、批评及传播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广州话与格介词“过”和“畀”的变异考察

作为表示引进交付、传递的对象或受益者的与格介词，广州话中的“过”至晚于明末清初便已经出现，在明末至清末的几百年间．“过”的使用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而“畀”作为与格介词的用法直到清末时期仍然相对少见。与格介词“畀”自产生起就处于与“过”竞争的变异状态。自民国中后期开始，广州话的与格介词“过”便呈现出被“畀”取代的趋势。“过”和“畀”的变异既是语言自身演变规律的体现，也是语言运用影响的结果。     

“三言二拍”中的商人与商业意识

"三言二拍"是我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是市民文学的代表,它的杰出贡献之一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晚明社会一系列的商贾形象,同时为我们描述了晚明社会特殊的、处于新旧交替状态的商业意识和商业道德观,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社会形态.     

许学夷明诗辨体批评述考

关于明代诗歌的价值,明清以来有诸多纷争。许学夷对明诗总体成就的认识及对明代诸名家诗的辨体批评实践,对于我们更为客观地评价明诗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许学夷认为,明诗总体成就虽无法与前代相比,但这并非等于明人没有创作出直追唐人的好诗。明诗成就最高的两种体裁是歌行与七律。明初高启、杨士奇等人擅长五言古诗,明中后期诗人无法企及;歌行体各个时期均有大家,以李梦阳、高启成就为最高;七律在明中后期较为纯熟,何景明为明朝七律第一,至嘉靖诸子虽气象宏大而实少变化,日益趋于雷同。     

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

文章考察了死而复生文学母题的流变。中国古代文学中大量的死而复生故事的出现,是因为古人对生死的朴素认识、鬼神观念、乐生恶死的心态以及宗教观念等多种因素。汉魏六朝时期,人们相信鬼神,一些死而复生的故事不仅被志怪小说如《搜神记》记载,而且同时也被正史收录。六朝志怪和唐人小说中为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都有美好的结局,死而复生把婚恋悲剧变成喜剧。宋元时追求爱情死而复生的女子结局悲惨,最终又再次死去,表现了小说受宋明理学的浸淫又向道学化的方向转变。晚明和清代也有一些话本、小说和戏剧写死而复生的故事,大多表现爱情受到现实阻碍之后的浪漫畅想。李汝珍《镜花缘》中无继国国民死而复生延续生命,表现出漠视功名的早期道家思想,在死而复生的母题中具有创新意义。     

浅谈明代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接受情况进入明代,基本思路仍沿袭着宋人的推尊。明代文人对陶渊明的喜爱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明人的美学追求和人格追求是分不开的,他们对陶渊明的接受是多方面的。     

试论李玉婚恋传奇中的"重理轻情"现象及其积极意义——以《永团圆》《占花魁》为例

李玉是晚明至清初的戏曲大师.他在晚明创作的以婚恋为题材的几部传奇,摆脱了明末戏曲创作中宣扬低俗情欲的趋向,承袭了高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创作理念,试图以伦理道德来挽救晚明颓靡败坏的社会风气,对情与理关系的处理从汤显祖的"情而已"转变至理为先,把情放在次要的位置,以理辖情,以理代情.若脱离时代背景、单从文本的艺术...     

《诗源辩体》中唐诗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理论渊源

明代诗学的主体是唐诗学,晚明时期唐诗学进入整理、融合时代。产生于晚明的《诗源辩体》不是一部专论唐诗的著作,但全书主体却是唐诗研究。其唐诗理论不是许学夷所独创,而是与前代、同时代诗论有着深厚渊源;不仅包括《文心雕龙》、《沧浪诗话》、《艺苑卮言》、《诗薮》,更包括公安派、竟陵派的诗学理论。正是在融汇众家的基础上,《诗源辩体》中的唐诗理论成为了有明一代唐诗理论的总结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