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隐喻与哲学转向三题

文章由镜子隐喻透视哲学转向。拈出三题 :近代笛卡尔、培根开始铸造认识论哲学转向的基本形态 ,它遵循“镜子隐喻” ;20世纪维特根斯坦哲学通过用语言问题取代心灵镜喻凸出了哲学的语言转向 ,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表象论的镜子模型的摧毁则是一种走出西方知识论传统的运思之路 ;由“言”与“知”的视角 ,联系中国古代庄子学说 ,从一种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中西哲学之分殊及其会通的可能。     

赛博与二战后的科学、军事与文化

20世纪90年代后,科学哲学进入后实证研究阶段,关注焦点从科学理论转向科学实践。在这一研究中,西方学者逐渐形成了一种“赛博”的科学观,即指科学进入了一种人与物的混合本体论,科学认识是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相互作用,人类与机器耦合的结果。在这种科学观中,自然与社会的界限,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消失了,从而进入真实意义上的“后现代科学哲学”阶段。二战以后,科学与军事的联姻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科学,如控制论、计算机、自动化工程、生态学等映证了这种“赛博”科学观何以显现问题,这表明赛博科学与赛博对象是二战后文化的一个关键特征。     

海德格尔诗意语言观与伽达默尔诠释学语言观的当代阐释

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普遍呈现出拒斥形而上学的语言之思及语言观变革。超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思想可以回溯到维科的诗性思维和诗性语言、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理想、狄尔泰的生命体验哲学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20世纪海德格尔的诗意生存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进一步探寻超越形而上学的语言道路。深入阐释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语境下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语言观,对于深入把握语言学转向的思想逻辑与当代语言观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哲学的主题与新世纪哲学范式

20世纪初 ,当哲学家开始“重估一切价值”、“反叛黑格尔”或“拒斥形而上学”时 ,哲学通过对传统哲学范式的颠覆进入塑造自身基本特性。在百年嬗变中 ,这种对传统哲学范式的反叛和消解自始至终构成了 2 0世纪哲学的主旋。从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摧毁”、罗蒂“哲学的终结”、福柯“人之死”、德里达“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到博德里拉和福山“历史的终结”、列维纳“超验的毁灭” ,2 0世纪哲学对传统哲学范式的排拒和消解在解构思潮“嘲弄哲学”、“终结哲学”然而却是“真正的哲学”之思中达到了顶点。回顾 2 0世纪哲学 ,我们不难看到 ,这…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位与批判指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自觉地实现了一种“文化转向”,从单纯的武装暴力革命转向一种更为深刻的总体性革命。这种文化转向不仅使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新的活力,而且以深刻而敏锐的方式切入了20世纪的核心问题。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主体性的文化革命观,到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现代社会的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关注着20世纪人类的精神状况和文化境遇,即普遍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问题,这应当是决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位的最基本的特征。其理论资源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本性;二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理论思潮的文化批判理论。前者显示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性和思想根源,后者则暴露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各种具有人本主义特征的批判理论的“家族相似性”。     

再论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意义——兼论从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

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分析哲学到语言哲学再到心智哲学的发展。所有的这一切变革,都发生在其语言基础上。语言转向有双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20世纪初发生的从自然语言到理想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分析哲学的诞生;第二种含义是战后发生的从理想语言回归于自然语言的转向,其结果是语言哲学的诞生。20世纪中叶以后,语言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语言哲学的三大研究领域是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20世纪最后20年,在认知科学的影响下,西方哲学又发生了从语言向心智的转变。我们要充分重视哲学的语言转向及其语言基础和研究方法的变革,吸收其合理因素,用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哲学规定

对“人的本质”问题的追问与反思是哲学史上历久弥新的主题。费尔巴哈在对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的批判中探讨了人的本质问题,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但他没有回答人如何从自然存在过渡到社会存在的问题。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理解,并在揭露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局限性的进程中,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强调社会关系的动态性、实践性、多样性以及有机构成性等多重哲学规定。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断,是一场终结抽象的人的本质观的哲学革命,这一论断对认识作为整体的人的本质和具体的个人具有重要意义。     

论马克思哲学在具体境域上的开新:实践人类学哲学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在哲学对象上,马克思由“一切存在”（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本质,转向了“社会化了的人类”即人的社会存在这一具体境域,创立了以“人的社会存在”为对象的人类学哲学;在哲学立场上,马克思从自然物质本体论转向社会的实践本源论,创立了实践世界观;在社会历史动力观上,由精神意识动力观转向物质生产实践动力观,创立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即实践史观,从而为人类学哲学奠定了基础;在哲学功能上,由传统的追求“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哲学,通过实践和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而转向了追求“改变世界”,即改变人类的不合理生存状况的人类学哲学。     

论哈贝马斯的语言观

哈贝马斯的语言观是理解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乃至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从语言的角度规定人的本质、从经验语用学的角度理解语言的功能、对语言在人的不同的行为类型中作用的分析,以及通过“语言理性”来拯救现代性危机的学术意向,构成了哈贝马斯语言观的基本内容。     

从接受美学看文学的主体性

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语言学的转向”。这种转向可以看成是一次人的观念的革命,“人是理性的动物”被“人是语言的动物”的观念取代了,人成了一个有待经过语言读解的文本。不过,人毕竟不是纯语言结构的“文本”。尽管人不是世界的唯一主体,但在文学中,人不仅是表现的中心,也是文本的创造者。一文学的主体性强调文学研究应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多、描写对象和读者）看作是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简言之,就是肯定文学体现…     

辩证法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从马克思一直到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宣告了传统同一性辩证法理论的终结.柏拉图"思辨辩证法"的道路已经被证明此路不通,我们必须选择另外一条道路:返回到柏拉图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对话辩证法".语言哲学发生的语义学向语用学的转向为辩证法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契机,辩证法的语言学转向并不是语义学的转向,在本质上是一种语用学的转向.这种转向的内涵就是"对话"作为一种以言行事行为,在一种完成行为式立场上,通过语言游戏,最终达到商谈共识,从而实现团结的目的.因此,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辩证法理论具有双重的意蕴,在语言哲学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对话辩证法,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团结理论.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辩证法作为一种"对话辩证法"实际上就是一种辩证法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人本质研究的“哥白尼式革命”

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自古有之:黑格尔、费尔巴哈以“既成论”表述人的本质,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一种抽象的、先验的人的本质论;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研究则以溯因为基点,即探讨人的本质何以生成为人的本质之关键,从而确立了人的本质的辩证发展观,完成了人学研究的一大转向,实现了人的本质论研究的“哥白尼式革命”。     

对审美现代性的知识论考察

审美现代性,是与现代艺术发展密切相伴的核心问题。审美现代性出自西方知识分子艺术家批判资本主义、挑战西方传统审美文化的双重动机。从19世纪以来,审美现代性不断实践其批判意识,创造新的文化景观,质疑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审美现代性也是一个悖论性的历史存在,包含了激进与颓废、先锋与媚俗、艺术自律论与功能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纠结,并面临着“艺术终结”的困境。本文将审美现代性置于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①、视觉文化研究中的“图像转向”等知识背景中,借用福柯知识考古学、乔纳森·克拉里的视觉机制研究、阿瑟·丹托“艺术终结论”等理论视角,围绕“审美现代性”与自律性美学、结构主义与“现代知识型”、知觉的悬置、语言（学）转向等四个看面,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知识论考察,以期开启一个重新审视现代性悖论及其景观化的方法论视角。     

试论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诗化语言观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语言观是诗化语言观,它表现在三个方面:从本体论上,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以境域式的显示关系代替了线式的揭示关系;从对语言诗化本性的思考和表述上,采用文学化的思维和表达策略。海德格尔的诗化语言观是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在语言问题上的延伸,即扬弃主流语言哲学传统的主体性的理性主义语言观,建构一个非主体性的诗化语言观——这在西方20世纪诗化语言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     

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其局限。理想语言毕竟出于虚构,缺乏生活根基,又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特征,因而不容易被一般人认同,难以行之久远。“语言学转向”已成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哲学对话与融合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小说语言观念变异

本文在语言学转向背景下,观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小说语言观念变异,剖析语言学转向前后的语言观、创作和理论的双重觉醒、重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等,以期管窥小说语言观念变异的一个侧面.     

语言游戏说:现代语言哲学中的一场革命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后期语言哲学旨在强调:语言是一种以词语为工具的活动,是一种充满生机和情趣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的重要发现,它标志着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向。治维特根斯坦者视它为“革命性的概念”,这一点都不过份。坦率地说,语言游戏说对语言哲学的意义决不亚于哥白尼日心说对天文学的意义。语言游戏说实在是20世纪语言哲学的“哥白尼革命”。     

狭义的“语言转向”与广义的“语言转向”

多数人认为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应归功于哲学上的“逻辑学转向”,如有人说语言的转向“就是指以分析哲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实现的哲学主题的转换,即由近代哲学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的研究。这一转向的意义在于为哲学找到全新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①这种对语言转向的理解,不无道理,但也不失偏颇。孙利天先生在其《语言转向和语言的辩证法》一文中谈到语言转向的复杂原因时,就暗含着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不仅涉及到从弗雷格经罗素、维特根斯坦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的传统,而且包括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象学…     

批判的哲学与哲学的终结 --叔本华的意志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比较

意志与语言游戏分别是叔本华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叔本华通过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建立起一种意志的形而上学,以之取代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后期维特根斯坦则通过语言游戏批判了传统的本质主义语言观,设想出一种基于生活形式的文化,哲学问题将在这种文化中消失.从意志到语言游戏,显示出批判的哲学何以走向哲学的终结.所谓哲学的终结,并非意味着哲学不复存在,而是哲学的性质和方向发生重大改变.     

当代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与经济学的语言反思

20世纪以来,在当代西方哲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中,均较普遍地发生了一个“语言转向”现象。但是,这一现象迄今为止还没有在西方当代经济学中发生。这与自马歇尔和凯恩斯以降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各学派,一般还只注重数学分析工具运用和计量建模的应用有关。当代主流经济学家们一般认为,只要遵循这样一种抽象的数学思路,在这条思路的尽头则是一种由数理模型构建起来的理性结构,而这种理论的理性结构又超越文化和具体社会体制制式而反映着人类诸种社会的一些自然秩序。从当代语言哲学的分析进路来看当代经济学,就会发现,作为研究人们经济行为的一门社会科学的理论经济学,如果不思考人们交往与交易中的语言和语言问题,如果不反思经济学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语言(包括数学语言)内在本质及其局限,恐怕难能向人自身提供和展现一种失真较少的相对真实图景。